贾宝玉论
在《红楼梦》第五十六回中，贾母对甄府的四个女人谈到宝玉时说：
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好，也是该打死的。
贾母这一段话说明：宝玉虽然得宠，但这宠还是有前提有原则的，如果违背了“礼数”，是要“打死”的。决定受宠还是打死的分界的原则，当然是硬指标。其次，这也反映了贾府的坐在宝塔尖上的至高人物贾母对宝玉的基本评价，即认可宝玉并没有出大格，而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起码贾府上下人等没有谁认为宝玉是什么“叛逆”。甄府女人说到她们的“甄宝玉”时说：
……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这也是公子哥儿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情……
这话同样适合于贾宝玉。贾宝玉的许多“毛病”是可以用“弄性”和“常情”即用人性论与人情论来解释的。
只有贾政给宝玉上的纲高。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时，贾政从发展的观点指出宝玉问题的严重性时说：“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
“弑君杀父”云云，有点又叛又逆的意思了。细察之，宝玉的罪名虽大，罪状不过是“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且不说最后一条来自贾环的诬告，全是不实之辞，就是这几条都铁案如山，宝玉所为也不比贾珍贾琏贾蓉乃至薛蟠之属更过分。贾政所以上这么高的纲，固是因为宝玉是己出，年龄又小，应该从严管教；更重要的是宝玉与琪官的关系得罪了忠顺王爷。贾政说宝玉道：“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无法无天的事来!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祸及于我!”这里，主要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贾政惧怕比他家更有势力的权贵，尤其怕“祸及于我”，吓坏了乱上纲，并不反映宝玉的实际。如果祸不及于贾政，本可以不扣这么大的帽子的。……
似乎是，把宝玉说成封建社会的叛逆，评价太高了。他的一些行为如逃学、厌恶读经、不思功名进取，一是弄性常情，二是贾府的潮流。封建特权享受可以成为寒士们苦读寒窗的吸引力，成为“进取”的钓饵，也可以成为倚仗“天恩祖德”已经获得封建特权的家族子弟的强有力的腐蚀剂和类似可卡因的麻醉品。试看贾府须眉，除贾政还有心维持正统，实际上一无所能一无作为以外，又有谁是致力于仕途经济的呢?他们或声色犬马、骄奢淫佚，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之辈，或炼丹求仙、寻觅长生，享一辈子福不够，还要世世代代享受下去，如贾敬。他们之中，何尝有什么仁义道德、修齐治平、仕途经济、创业守业、功名进取?贾宝玉的表现，实在是整个贾府子弟、贵族子弟的消极颓废的精神面貌，寄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严肃的尊卑礼教掩盖下的腐烂堕落，以及升平、恢宏、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家族共同体中的各怀鬼胎、互控并共挖家族共同体的墙角的这一大潮流大趋势的组成部分。作为败落的大趋势中的消极现象，宝玉在这一点上与贾府其他老少爷们并无质上的大区别。即使从严格的封建正统观点来看，贾宝玉不比贾家其他老少爷们强，也绝不比他人更坏或更危险。姐姐妹妹，哭哭笑笑，这并不是败家的根由。盖封建道德的反人性性质(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固然是十分严酷的，它的尊卑长幼观念，它的特权制度与特权思想，及一些人的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却又为皇族、权贵及其子弟其奴仆们开了很大的口子，在这个口子下面，一切男盗女娼都可能被纵容被包庇被淡化掩饰过去，一些带有异端色彩实际并无大害的思想言行也可以被容许或被忽略，甚至可以为之找到堂堂正正的借口。
但贾宝玉毕竟与贾府的其他子弟给人的观感不同，他要更天真、更善良、更灵性、更钟情也更有一套“哲学”。他的精神境界、文化层次要比那些偷鸡摸狗者不知高出凡几。
天真善良不需多作论证和解释。在贾府，多数情况下，宝玉是个蛮乖的、随和的、常常是有求必应与助人为乐的角色。有趣的是，封建特权本来是人性的异化，但身处这种异化的环境之中，又受到“老祖宗”贾母、头面人物王夫人、实权人物王熙凤的宠爱，反而一方面使贾宝玉在人生的某些方面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严厉钳制，他可以逃学，可以不整天读经学孔孟，可以逃避贾政的道学教诲与监督；另一方面，又免受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生存压力，不必为糊口而劳碌终身，不会在饥寒与屈辱中丧尽自己的尊严与生活乐趣。他从上述两个方面保护了自我，他反而比较有条件“弄性”即率性而为，比较有条件表现并尽量满足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又由于他年幼，他比旁人更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异性的爱慕与关心。除了吃喝玩乐，他的“无事忙”(薛宝钗对他的形容)正表明了他忙的他做的是自己想做自己愿做的事。如果是被迫──不论是被尊长、被道德伦理、被实际生活的需要或被什么使命感所迫，就不是“无事忙”而是“有事忙”了。在他所处的那种情况下，无事忙比有事忙更自由也更人性一点，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当然，在贾府那个历史环境中，自由未必是值得称道的范畴。与众奴婢相比，主子当然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是恶的自由，即巧取豪夺的自由，寄生堕落的自由，玩弄女性的自由乃至草菅人命的自由。这里不仅要看是否自由还要看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自我的自由。贾宝玉是出类拔萃的：他的纯洁，他的天良，他的悟性，他的文化的或者更正确一点应该说是艺文的修养，都使他与众不同，使他成为一个文学画廊中的没有先例也极难仿制的至纯至情至忧至悲的典型，使他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真正精神生活的人。……
茫茫人生苦海中唯一的慰藉便是众人的或各人的眼泪，是女孩子爱自己的真情。陶醉在这样的“情”中，结束痛苦的人生，这就是宝玉的“主义”，这就是宝玉的宗教，这就是宝玉的价值观。从封建正统的价值观念来看，这当然太离经叛道，但从反封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这又算得上什么反封建什么叛道，甚至可以说这又算得上什么思想!这种唯情论和非生命论，不是宗教家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更不是革命家哪怕是改良家的思想观念，不，它根本不能“入流”；这更多的是一种直觉，一种直接的感情反应，或毋宁说这是一种艺术型浪漫型的情调。“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将宝玉归纳于“陶潜、阮籍、嵇康、刘伶……温飞卿、米南宫……秦少游……”之类文人之中，当然是有道理的。
是的，贾宝玉是个感情型的人。正是过分地感情化，形成了他的软弱，没出息，“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也形成了他的“不知乐业”“似傻如狂”。对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家庭境遇给他的一切好处，对于一般人称为地位、享受的这一套，他其实是不重视的，他甚至常常从反面、从消极的方面叹息自己的富贵荣宠。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为他的不知好歹、不知创业的艰难，他的身上不但没有当年荣国公、宁国公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精神，连焦大的对于往昔的光荣历史的珍惜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作他的自幼毫不费力地获得的超级物质提供的反效应，视作一种长期过食所引起的缺乏食欲。但从正面来说，这是因为他痛感生命本身的短暂、孤独、虚无，物质获得的超丰富性反衬了突出了他在精神上情感上的空虚和饥渴。所以他迫切地超过一切地需要感情、既需要感情的温暖获得也需要感情的热心奉献。与锦衣玉食相比，感情──爱的生活才是更加真实的生活，更加真实的存在，更加真实的寄托，更加有意义的体验──如果人生一定要找到一点什么意义的话。
宝玉的精神生活集中在感情上，宝玉的感情主要寄托于与他年龄相仿的、严格地说是处于从少年向青年转化的异性身上。“天地者万物之逆旅，浮生者百代之过客”，李白的名句把人生乃至万物放在浩浩茫茫的空间与时间的坐标上，很有概括力。可惜这样的概括对于宝玉并不怎么重要，他并不在意人生与天地、与百代之间的比照，他并不在意自己的一生对于“天地”和“百代”是有某种意义还是全无意义。他追求的恰恰是此生此时此地的情感的依偎。他追求的是情感交流相知温暖沉醉的瞬间，他追求短暂的幸福与彻底的结束。脂粉丛中乃宝玉之逆旅，浮生梦里有姐妹之真情，这才是贾宝玉。……
泛爱之中又有专爱，当然是林黛玉。与林黛玉就不仅仅是审美与“为艺术而艺术”了，而是真正的知音，是真正的心心相印的伴侣，是真正的“为人生而艺术”即是生死攸关的“艺术”。贾宝玉如此消极悲哀却终于活了下来，因为他有林黛玉这样的孤独中的挚友。反过来说，宝玉对于黛玉来说，就更珍贵、更唯一、更痛切、更是爱得死去活来，彻心彻骨。宝玉的人生的大悲哀，这位公子哥儿的大悲哀却也就是林黛玉的大悲哀，只因为处境的不好这种悲哀在黛玉那里显得更加痛楚和绝望。……
在贾府，他不喜欢追求“仕途经济”，却又不能郑重公开地追求任何带有异端色彩的理论学说，顽话云云，既有退让之意，又有保护色的自我掩饰之心，甚至在黛玉宝钗面前也不能更深入更认真地讨论一下诸如世界观人生观之类的问题，因为一讨论这类问题就有不可逾越的正统观念挡在那里，这不也是很悲哀的吗?……
在宝玉的言论中，最富异端色彩的当属他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批评。文死谏，武死战，这本来是以死相许的不容怀疑的忠烈刚正名节，偏偏被宝玉批评了个体无完肤，他说：
……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那文官……念两句书在心里……浊气一涌……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宝玉批得十分大胆，因为他太岁头上动土，竟敢把大义凛然的文武之死说得一钱不值。他批得又十分聪明，因为他是以更加维护“受命于天”的朝廷的角度来批这文武之死的。这像是用极封建来批封建。这段议论的出现有些突兀，前此并无这方面的思想踪迹与思想或情节的铺垫，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是《红楼梦》作者假宝玉之口发了相当老辣(比宝玉的议论更成熟也更“狡猾”)的议论。但是设想宝玉到处看到了封建正统道德观念与腐烂下流的封建望族实际生活的分离，使他转而根本不相信所有冠冕堂皇的一套，转而更清醒地看到冠冕堂皇的说法下面掩盖着的不负责任、矫情与私心，也是完全可以讲得通的。……
此外，加上他的无事可做，他的寄生生活的百无聊赖，他的对于呼喇喇大厦将倾的预感，他的“严父”的专横教条与祖母的一味娇纵，他的人生观只能是消极的，他的作为只能是零，我们甚至可以问，他对于封建正统的“挑战”是否应该算作另一种方式的逆来顺受呢?……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简单结语：
第一，作为“纨”“膏粱”“富贵闲人”，贾宝玉的基本表现、言行记录、档案材料(如果我们为他建立一个档案的话)并未超出正在没落的贵族公子哥儿的范畴。对君对父对祖宗对长上，他或有感情上的隔膜直至格格不入，但并无叛逆忤逆言行。不但不叛逆忤逆，他是知忠知孝知悌知礼的，他是恭敬并且维护君父长上的。他批评文死谏武死战的前提是维护并且比赴死的文武更加维护朝廷君王的名誉与安全。他虽然见了贾政像老鼠见了猫，但他从未反驳或背后“自由主义”地说过贾政一个不字。在贾母、王夫人、凤姐面前他是乖觉的。在贾琏贾珍贾蓉薛蟠冯紫英秦钟等人直到贾环面前，他也是随和的。乃至在奶奶、姐姐妹妹直到大丫头小丫头脾气好的丫头脾气不好的丫头“教育”他的丫头(如袭人)随他闹的丫头(如芳官)及众小厮老厮面前，他也是到处讨好，从不得罪人的。也许性格内涵根本不同，但是综观《红楼梦》，薛宝钗、李纨、宝玉、平儿都是最不得罪人的。也许薛、平是有心计的，李靠的是寡妇事业的苦行与槁木死灰的苦功。而贾宝玉无心抓关系学却得到了关系学的三昧与实效，实际就更高明，叫作高出一畴。无论如何贾宝玉的形象总体算不上叛逆。
当然，贾宝玉思想感情上有一些与封建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首先，当时封建价值观已经崩落，已经丧失了实在的规范性与崇高性，已经当不得真。封建社会权力与财富的高度集中，导致了责任的高度集中，导致了普遍性的责任感淡漠，而失去责任感本身便意味着失去道德约束与道德力量。与封建正统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不独宝玉如此。其次，儒道互补也好，修庙敬佛也好，色即是空好就是了也好，都是封建正统所能容忍、所赖以调剂补充的东西。相反相成，互异互补，中国人是最懂这种辩证关系的。中国人所以能够保守，恰恰是因为能够灵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独善兼善之辨为某些可以容忍的非正统非儒学的思潮开了口子，留了地盘，大观园中设立了尼姑庵，在买来了各种设备、“戏子”的同时，“采访聘买得十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连新作的二十分道袍都有了”，封建社会的精神生活即使是贫乏的，也仍然有自己的变异回旋的余地。妙玉、老尼、张道士(还有智能儿呢)可以点缀园内外，《南华经》《金刚经》也可以点缀公子小姐直至老爷太太。贾敬一心修道出家炼丹，脱离封建正统方面比宝玉决绝得多，但很难算是叛逆，甚至算异端也勉强。宝玉所为，又算得了什么?
由此可见，贾宝玉这个人物算不上叛逆异端，曹雪芹本人也算不上叛逆异端，从政治的、实践的观点看，贾宝玉、曹雪芹毋宁说都是顺民，都是听话的，至少是无害的。
但贾宝玉这个文学典型、文学标本的展现，它的客观意义具有某些挑战性和突破性。一、他不能纳入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塑造上的忠奸正邪善恶模式，从而有可能对之进行更多取向的包括反封建的分析评论。二、不论曹雪芹怎样啰嗦，贾宝玉的人物形象仍然缺少教化即模范的或反面教员的意义。三、宝玉生活在贾府的腐败没落的过程中并对此充满预感，这是其他书上没有写过的一种悲凉。这种笔触带有某种否定乃至批评的意味。四、宝玉率性而为的结果是碰壁与一事无成，客观上展现了人性本身的非封建非正统性质，客观上提供了进行反封建抨击封建的好例证。五、对于贾宝玉的塑造，衔玉而生啊，石头啊，中魔啊，发疯啊，喜欢脂粉啊等等，都与一切其他古典小说不同，更富有“满纸”“言”的“荒唐”性质。创作方法上也有突破。
第二，贾宝玉的性格丰富，说不胜说，但勉强总括之可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多爱多情多忧思，一个是无用无事无信念。与同书其他人物相比，宝玉最自然最自由最本色，而且，几乎说不上他品行上特别是私德上有什么恶的方面，他甚至可以算得上“除了两个狮子都不干净”的贾府中的天使，其品行不但比琏、珍、蓉、环之辈好，也比钗、黛、探、迎、惜、袭、晴等人好。宝钗城府，黛玉狭窄，探春谋略，迎春懦弱，惜春冷漠，袭人奸佞，晴雯骄躁，哪个也比不上宝玉。因而至今读之我们仍然觉得他是可爱的，虽然不妨时而又是可笑可叹。宝玉的那些广博而又彻骨的感情体验，不能不说是真人生真感情真体验。宝玉这一辈子活得不冤。
另一方面，贾宝玉又是彻底的寄生虫、废物。贾母自称老废物或有自谦，贾宝玉却确是一个小废物。不论从历史的、社会的、家族的角度看，从实践的、行动的、实用的观点看，贾宝玉一无用处。他不会劳动也不会剥削。他不会赚钱也不会用钱。不会创业、不会守业，甚至也不会弄权仗势逞威风。他不能真正行善也不能作恶。他不懂事业不管家业不需要也不思虑职业又决不治学。他能写几首诗却绝非追求文学。他干脆没有什么追求没有什么信念，不相信任何说教却又拿不出自己的一套取代。说他全无信念因而得过且过玩世不恭及时行乐吧，他又博爱多劳(鲁迅语)烦恼众多无事而忙纠缠不休。他身上毫无男子汉气。在历史上社会上家业中他实际上没有位置不是角色。他没有任何人生的使命。
因此，总的来说，贾宝玉是一个消极的形象，悲剧的形象。他也是一种“多余的人”而与旧俄罗斯的多余人不同。他也是一种“局外人”“逍遥派”而与加缪的局外人与我们的“文革”中的“逍遥派”不同。他也是一种忙忙叨叨的孤独者、智慧苦果的咀嚼者，而与例如易卜生笔下的人物不同。他也是一种能言语而不能行动的人而与罗亭不同。他甚至也是一种唐•吉诃德(如他的祭金钏、探晴雯的壮举与对龄官的爱慕)当然与塞万提斯笔下的毛驴骑士不同并兼有不同于未庄的阿Q的阿Q味道。他多少有些性变态却又与当今的同性恋者有同有不同。他是一个殉情者但与一切鸳鸯蝴蝶的殉情者不同当然也与少年维特不同。总之这是一个独特的中国的文学典型，是一个既不离奇更不一般的独特角色。
第三，贾宝玉是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与文化的产物，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真实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入世的人。他是他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与个人的生活环境──大观园的产物。他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洋溢着流露着民族的味儿，封建将没落公子哥儿的味儿，中华文化中华艺文的味儿，他始终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他的种姓他的家庭圈子。但他似乎又多了几分超脱，向往超脱，向往出世，来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去向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自然之子，石头之变，“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后和尚捧玉而做的赞语)。在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典型身上，多了一种大自然的，原生的，超经验的，普泛的即与人类与生命俱来俱存的忧乐情思。这样，他是社会的阶级的典型却又是自然的人性的典型；他是民族的文化的典型却又是人类的生命的典型；他是现实主义的典型却不无超现实的色彩。尤其是他脖子上的那块玉的来历与身份始终使之与众不同，与现实人物有所不同，使之亦人亦石亦玉亦僧亦道亦神(瑛)亦仙(警幻)，对他研究起来既困难又有趣。
第四，我们需要的是对贾宝玉这一形象乃至对《红楼梦》全书进行更加全方位的研究，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与文化学的研究，需要进行现实主义的文学的与象征的、神话的、符号学的研究。需要全面考虑贾宝玉的生动性与丰富性，需要从贾宝玉的实际、实在出发，知其人而论其事。需要把他吃得更透更准更如实，更有虚。
呜呼，评红者多矣，评宝玉者亦多矣，而《红楼梦》评不完，贾宝玉评不完。贾宝玉不是一个思想的形象概念的形象而是一个感情的形象心灵的形象。用思想概念追踪解说评议感情与心灵，十分不易。形象大于思想乎?这也要看是怎样的思想与怎样的形象。贾宝玉大于贾宝玉论包括笔者这篇“论”，这倒是无需论证的事实。二百几十年前的贾宝玉的生动丰富的形象摆在这里，评者(包括笔者)就找不到与之相称的生动与丰富的思想──议论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更进步、更崇高、更广博一些，更不带先入为主的见解地去理解他、体会他、分析他、“审判”他吗?难道我们不能从这一文学人物典型身上获得更多的感慨、体味与更加“聪明灵秀”得多与恢宏宽阔得多的启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