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系统论开放性思想
摘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毛泽东、邓小平都要求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工程要适应国际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由于客观环境、主观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的系统论开放性思想既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区别。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系统论开放性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
物质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现代系统思想有力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原理。一般系统论把系统定义为：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方式联结构成的整体。系统论的开放性体现为系统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系统和环境是有联系的，系统适应环境的一面使得它能在环境中生存，它不适应环境的一面却又迫使它不断进化，以便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看做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它的开放性体现在要适应国际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一方面，和平的安全环境是中国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而生存、发展。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加速中国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毛泽东、邓小平堪称是运用系统论思想的典范。他们都要求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工程要适应国际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由于客观环境、主观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的系统论开放性思想既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区别。
一、不同的国际安全环境，毛泽东、邓小平提出不同的系统论发展观
从建国后的历史看，尽管曾经出现过国防转入和平建设的短暂时期，但基本上是随时准备对付大规模侵略战争，以保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20世纪60年代边境形势紧张，国家安全环境恶化，加之毛泽东过高估计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使得国内的方针政策很多都带有一种备战的性质。在1965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形势，提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1]。三线建设改善了中国的工业布局，壮大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力量。其缺点在于：过分强调备战，工厂选址过于偏僻，无形中加大了生产成本；片面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忽视了沿海工业基地的发展；等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重新估计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2]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2]“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2]必须维护和平稳定的环境，才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如果把地球看做母系统的话，各个国家是这个母系统内部的子系统。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母系统（地球）变小，各个子系统（国家）彼此依存，谁也承受不起战争、对抗的代价。时代要求各个国家的和谐发展、和平共处，和平来之不易，和平发展观是对历史潮流、时代精神的准确概括。
二、不同的国际发展环境，毛泽东、邓小平提出一脉相承而逐步发展的系统论开放性思想
中国的发展如何适应国际发展环境？毛泽东、邓小平的系统论开放性思想是一脉相承而逐步发展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一直积极主张要向外国学习，努力发展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3]“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3]毛泽东的系统论开放性思想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 另外，由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遏制，独立自主的思想体现得尤为突出。1958年6月毛泽东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5]
而邓小平的开放理论是在中国走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接轨的形势下产生的，开放成为中国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道路的同时，更多地主张对外开放。他辩证地分析了建国后中国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离状态的主客观原因，指出：“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4]由于我们自己认识上的不足，特别是“四人帮”极左做法的干扰，我们没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正常的经济交往和联系，错失了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距离的历史机遇。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3]。“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3]“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
在中国的发展适应国际环境的问题上，邓小平纠正“左”的错误，真正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4]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对外开放则有利于增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对外开放，就是在中国这个系统与其他国家（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步伐，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社会和谐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系统论开放性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要求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工程要适应国际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对外开放。正是在毛泽东、邓小平系统论开放性思想的引导下，中国才在较短的时期内形成内通外联、与国际发展接轨的开放局面，“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进出口总额大幅增加，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6]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深入比较和探讨毛泽东、邓小平的系统论开放性思想，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十七
大精神，正确贯彻落实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1] 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第2版[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626.[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2-360.[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64-103.[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1-300.[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0.[6]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OL].新华网，2007-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