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执政观念及其现代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起者和奠基人。毛泽东从事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60多年，他的革命和建设的经历和经验非常丰富。可以说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这样丰富的经历和经验的。就拿战争来说，毛泽东一生打了近50年的仗。从1927年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到1949年取得全国的胜利22年，解放后又领导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边界、中苏边界的战争，和国内最大的反动派，和世界上最大的反动派，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霸权主义国家都交过手。这个经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从执政来说，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经历了近50年，从1928年到1949年为局部执政，1949年到1976年为全国执政。其中实现了两次经济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制度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第二次由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中华民族的进步来说，把一个四分五裂的任人宰割的民族，变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发展壮大的民族。这个经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的。有这么广阔的舞台，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必然会有极为丰富的经验。何况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文献也是非常丰富的，公布的已经够多了，还有许多没有公布的。而且所有的文献几乎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可以说毛泽东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是中国共产党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下面，仅就毛泽东的执政基本观念及其现实意义谈几点浅见。执政，毛泽东叫掌权，或叫为人民掌权。
毛泽东关于执政的基本观念很多，主要概括为五点。
第一个基本观念：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这个观念大家都很清楚。从执政的角度来说有三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有主体与非主体之分。主体就是我们依靠和服务的对象是谁，我们代表谁的利益。毛泽东认为人民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这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是共和国的基础，是我们依靠的力量。“人民”之中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指建国初期），但不是主体。把工农群众作为人民的主体，这是由我们共和国的性质决定的。我们是人民共和国。也是由我们党的根本纲领决定的，是要使最广大的无产者、最广大的受苦人能够获得解放。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这样的区分，也有实际意义。是主体的利益，要着想，要服务，要体现，要代表；非主体的利益要着想，要服务，但不能代表。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也有指导意义。这些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不可否认工农的地位已达到可怕的地步了。下岗工人的生活、农民工的劳动条件等等，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从执政的角度来说，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服务。这一定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和含糊。
第二层意思：要对人民高度负责。这个高度负责有这么几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是党要通过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政策的好坏要通过人民群众来检验。第二方面，要把对人民群众负责变成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我们方针政策的制定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群众的情况，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人民群众的主张。政策的执行也要走群众路线。把对人民高度负责内化为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第三个方面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要热情满怀地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地为人民谋利益，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只有对人民高度负责，才能达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第三层意思：想尽一切办法使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和社会事物的管理。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毛泽东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人民群众最大的权利是什么？他认为，人民群众最大的权利不是在某些人的管理下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学习权、休息权等等。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宪法中制定，没有什么新奇。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的权利是参加国家事物、社会事物的管理，决定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事物。所以要开辟渠道让人民群众有机会管理政治、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军事。毛泽东把这些看成人民群众的最大权利。这比西方的人权要实际得多，具体得多。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群众被动的接受服务，而是要使他们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在“文革”前，毛泽东领导搞了一个《鞍钢宪法》，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民群众参加管理。当时的职工代表大会是有权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毛泽东晚年搞的“文化大革命”，从他的主观意图上来说就是要使人民群众能够积极参加管理，参加监督。但是方法不对头，搞错了。这是他老人家晚年为人民服务的悲剧。悲剧就是美好的东西被打破了。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和社会事物的管理的问题、主人翁地位问题，过去列宁想解决没有解决好，毛泽东想解决也没有解决好。现在怎么办？已经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我们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重点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和社会事物管理的问题，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第二个基本观念，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怎么看我们党的执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我们党在全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掌握了全国的政权，是了不起的。但在毛泽东看来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为什么把这个问题作为毛泽东关于执政的第一个基本观念提出来呢？
首先，这个基本观念对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严格的区分。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之后，革命基本上就完成了，剩下的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利益，保证资产阶级统治的万古长青（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都是如此）。这样革命的积极性转化为剥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走向了历史的反动。而无产阶级则不同，无产阶级是把取得政权看成是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是提倡继续革命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路程还很长很远。我们没有理由取得政权以后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就骄傲起来。所以毛泽东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提出我们的路还很长很远，今后的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更光荣，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其次，这个基本观念对资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作出了严格的区分。资产阶级政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职能是阶级统治（其它一切剥削阶级政权都是如此），即运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而无产阶级政权的主要职能是领导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广大劳动人民的全面解放。当然，无产阶级政权也讲无产阶级专政。但从历史发展的大视角、历史进程的长河来看，无产阶级政权的专政职能从属于领导建设职能，是为建设职能服务的。
再次，这个基本观念在当时（建国前和建国初）的历史条件之下，还涉及到我们党要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的关系问题，即处理好实现共产主义与当时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很大的一个历史功绩，就是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连接起来的问题。在旧中国，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际形势变了，国内条件不具备。毛泽东通过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令人信服地解决了把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连接起来的问题，即先搞新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当条件成熟时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非常明确的，既反对一次革命论的左倾错误，又反对二次革命论的右倾错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有了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领导中国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性质没有变，但是领导权改变了，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可以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前途的革命。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意味着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不代表资本主义前途，要引导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特点。在经济政策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纲领主要有两条：一是保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重点发展国营经济。二是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给予恰如其分的限制。如：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等方面都作出规定。这样，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结果不是为资本主义准备条件，而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由此科学地解决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这在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现在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且共同发展，同时时刻注意：这是为将来的更高阶段准备条件，而不是相反。
第三个基本观念：把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没有解决好经济建设问题，或者说毛泽东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但是不能就此得出毛泽东没有经济建设思想。其实毛泽东多次讲到没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有经济建设思想的。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就是从帝国主义、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把工人和农民解放出来。毛泽东把革命的好坏，成效的大小看作能不能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们党被迫转入农村，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就把工作的重心转入了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从理论上证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主要任务是向自然开战，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多次讲，“我们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个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开始提工业化，后来提四个现代化。1958年，毛泽东在南京一个干部会议上讲：“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好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要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要多少年，毛泽东说：我看大约要一百年，有十几年稍微好一点，有二三年就更好一点，有五十年就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中国就了不起。毛泽东的这个估计与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是一致的。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完全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不公平的。毛泽东时代如果没有大跃进，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的经济会更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上世纪70年代进口39亿美元的十套化肥生产线，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也是毛泽东时代完成的。就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也讲抓革命促生产。当然，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没有搞好。这是事实。有经验问题，也有主观问题。一是没有处理好我们的国力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大跃进），二是没有处理好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文革），没有处理好生产关系的改变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问题；没有解决好在经济建设中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总之是没有把革命到建设转变好。这些都是教训。
第四个基本观念：力求找到一条民主的新路来打破兴勃亡忽的周期律。1945年，七大之后，有一些民主人士到延安，其中，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千秋窑洞对”的长谈。黄炎培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很频繁，叫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一个历史的周期律。共产党胜利之后，能不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当时毛泽东很有信心地回答：“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使工作人员不敢懈怠，所以我们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虽然很有信心的回答，但也是怀着深深的忧虑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掌权会不会腐败？所以毛泽东想了很多办法防止腐败。如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提出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规定了一系列防止个人骄傲的办法，包括不为领导人祝寿，少鼓掌，少献花等等。他本人也是带头遵守。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到了“三反五反”时变成明确的反腐败、反腐蚀方针。共产党能不能防止腐败？毛泽东的这种忧虑不幸言中了。全国胜利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毛泽东是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死敌。毛泽东决不允许腐败。一个“三反五反”运动，管了我们党十年的廉洁。到了1958年，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美国人开始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对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他就把反腐败方针与反和平演变方针结合起来，要找到一条能够保证党和国家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能不能找到？毛泽东探索了各种办法，四清、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这样的探索。但是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导致了悲剧的结果。但是这个出发点仍然是今天值得我们全党思考的战略问题。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干部的腐败达到如此程度。据有关方面统计，外逃的腐败兵团达到4000多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谁都适用。我们今天不痛下决心治理腐败，那么总有一天有人要来治理我们。到了那一天，就晚了，就完了。
第五个基本观念：独立自主地办好自己的事。即：独立自主地加强党的建设，独立自主地搞好国家的建设。毛泽东是最有民族骨气的，不依赖于任何人，不畏惧于任何压力，不屈服于任何压力。
第二个问题：党的建设的状况决定执政的成效。
毛泽东非常重视在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我也不想抽象地讲党的建设。主要从执政的角度讲党的建设。从执政角度来看，哪些问题是重要的，毛泽东有哪些重要思想，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怎样能够保证正确的执政。我想讲四点。
党的建设的目标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党应该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这个目标把我们党的根本目标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具体目标统一起来，我们党要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一是核心力量。党的核心力量不等于党要包办一切。核心主要是通过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共产党的主张和纲领，来影响领导的正确。但必须是核心力量。意思是能够贯彻和必须贯彻。而是这个核心力量是坚持社会主义事业，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而不能否定社会主义事业改变社会主义事业。二是这个核心力量是朝气蓬勃的有活力的核心力量。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建党思路。
第二点，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毛泽东非常强调这一点，非常看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尤其是路线正确是首要的。之所以说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是因为党的路线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策略，一切方针政策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如果总的任务和策略正确，则派生出来的方针政策一般是正确的，即使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如果总的任务和策略错了，则一切皆错，纠正起来也比较难。路线不对头，满盘皆输。我们党历史上几次“左”的和右的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都是如此。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历史来看，没有正确的路线，就不能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也不能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共产党垮台就是一个铁证。上个世纪60年代，当赫鲁晓夫那一套政策出来以后，当时恐怕全世界只有毛泽东一人看到了苏联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来否定苏联历史的做法会导致苏联制度变质和政党垮台。当时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的那一套叫现代修正主义。尽管当时毛泽东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概念还不够明确。但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苏联共产党垮台以后，有许多人找原因。有人认为经济建设没有搞好，这是我们一些人的观点；有人说是“民主、自由、人权”的胜利，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破产，搞社会主义就要搞“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站不住脚，都不能成立。就拿经济建设来说吧。十月革命之前苏俄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6%，到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的84%。期间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这么短短的半个世纪左右，使一个弱国变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号强国。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就说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的经济困难，能和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相比吗？能比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还糟糕吗？那时我国八亿人口面临着没有饭吃，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是很快调整过来了吗？既没有亡党，也没有亡国。能说经济问题亡党亡国吗？再说说民主、自由、人权的胜利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台之后，苏联很多人面临着生存权被剥夺的危险，那里还谈什么人权。人权的前提是生存，没有生存，那有功夫还高谈什么人权。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只是为自己的错误和无能做苍白无力的辩护罢了，不值一说。我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脱离群众。苏联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从斯大林后期开始，特别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一个很长时期，政策作风越来越脱离群众，和群众的利益越来越脱节。一是路线错误。苏联共产党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彻底改造苏联共产党，否认共产主义目标；提出共产党员要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说民主集中制是最坏的制度。在苏共二十八大又提出取消宪法第六条写道的在苏联“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结果是所有反对苏联共产党的都成为合法的，而维护苏联共产党的则成为非法的。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党的来到。和这条路线相适应，苏联共产党内部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在条件不成熟时盗窃国库，敲诈人民，而一旦条件成熟，一转身就变成资本家。由此看来，苏联共产党是自取灭亡，是一场自我政变。苏联共产党垮台充分证明，路线错误，亡党亡国。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的论断是正确的，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怎样才能使路线正确呢？毛泽东既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经验（许多），也给我们指出了原则。党要使路线正确，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毛泽东为我们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觉得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的这一条思想路线是他老人家为我们党做出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亚于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这条思想路线是完整的，很有特点的。我想着重说一说我们究竟如何把握和贯彻这条思想路线。我把这条思想路线概括为三个特点，同时也是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特点，把思想方法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这是毛泽东的首创。其内容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主要解决一个立场问题，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列宁写了那么厚一本《唯批》，讲了许多，实际上就是讲一个问题，就是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欧洲许多党内还讨论了很长时间。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不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内没有物质和意识何者第一性的争论。为什么？因为中国革命太尖锐了，要革命，就要承认唯物论，承认马克思主义。怀疑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到我们党内来。所以，我们党内没有这个争论。当时我们党内在如何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思想上来说，分歧在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还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以王明为主要人物的左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认为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自己就不说了，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毛泽东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研究问题不是从书本出发，不是从原则出发，原则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而是研究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实际。如果带着原则来研究问题是得不出真知来的。只有将材料经过去粗取经，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功夫才能得到真实情况，才能成为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毛泽东的想法是：马克思说了，列宁说了，要当指导，我们自己也得说；只从书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这是唯心论。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反对唯心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毛泽东进而做出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唯心论。什么叫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就是口头上承认唯物论，实际上还是从本本出发。所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把思想方法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加以阐述和重视是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个特点：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二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其实就是坚持、结合、发展三者的有机统一。坚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结合就是从实际出发，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发展就是在新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赋予新的内涵。理论指导实际向前发展，实际又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依据。我们现在只讲结合，讲发展，而忽略了坚持这一点，也是有问题的。毛泽东是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忠诚执行者。他一生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不断地领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一生都在学习。他与人交谈，都能背诵出这个人当地的诗句。毛泽东的学习意志真是了不起。毛泽东曾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二百人真正懂得马列，中国革命就有了保证。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提出如果我们党多年不懂马列就会上当。
我们党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经过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不是主要的了。现在最主要的是对西方的思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思想文化理论，我们应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不要被西方理论所迷惑。我们既要反对东教条，也要反对西教条。用西教条来误导我们的事业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危险。
第三个特点，解决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问题。我们天天讲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但是很少讲怎样结合。不讲怎样结合，结合是一句空话。毛泽东不但指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而且还指出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这个中间环节和桥梁就是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制定政策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连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了，都剥夺了。虽然很霸道，但是对的。毛泽东一生之所以会有这么多正确，这么大成就，得益于调查研究。毛泽东一生都在调查研究。他对农村调查研究，用了6、7年才弄明白，明白了就了不得，发动农民进行革命得心应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搞了好长的时间的调查研究，写出《论十大关系》，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文章，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倡导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进行或开展调查研究。陈云同志在建国后，对养猪问题进行近一年的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养猪，食分阶段、公私分类；猪的利用，分毛、骨、肉，；猪的经济产业链条等等，调查得非常详尽。最后得出八个字：私养为主，公养为辅。
第三点：干部决定一切。这是继路线决定一切之后提出的。毛泽东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干部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干部也是党沟通和联系群众的纽带。干部的状况如何直接体现了我们党的形象。毛泽东把干部队伍看成是革命成功和执政稳定的基础性因素。革命成功与否，执政稳定与否，取决于有没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苏共二十大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巨大的动荡，而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大的冲击波。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之所以能够稳坐钓鱼船，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和波动，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各个时期的干部，有一个坚强的干部队伍。有建党时期的，有大革命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还有解放后的新生力量，能够保证我们执政基础的稳定。毛泽东非常重视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干部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毛泽东深感到在全国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人民公仆有可能变成人民的主人，有可能变成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僚主义者。所以毛泽东想尽各种办法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整顿干部队伍。毛泽东每年都要搞整顿。除了整顿之外，毛泽东也很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包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增长各种才能等等。他老人家曾设想机关干部“三、三制”轮换，三分之一留机关，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下放劳动。总之通过这些办法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毛泽东总结过干部可能蜕化变质的规律，指出五个字：“懒、馋、占、贪、变”。首先从懒开始，不愿意为人民服务了，想个人享受的多了，就懒了；人一懒就馋；馋了就占；占总会有限度，最后开始贪；贪必然变质。现在我们干部的吃也到了可怕的程度。全国公家的钱每年有两个亿之多被吃掉了。这还是有据可统的。我们作为共产党，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何保证我们党和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性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很值得下一番功夫去思考去改革。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干部的接班问题，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虽然说他老人家对这个问题处理的不太好，但有许多启发：接班人是指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是一个或几个，这样才出现优秀的几个。条件有三，一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懂得马克思主义；二是能够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现在有些干部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劳动人民找他，他不见，大款一个电话，他就开着共产党配的车就来了，还是马上来）。三是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作风，善于作自我批评，善于团结人。但不是小团体。贺龙说朱德是帅才，能团结人，能够作自我批评。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作自我批评，毛、朱、周都是最多的。毛泽东也多方面想到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曾经设想过废除终身制问题。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党内小范围内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问题，后来扩大到民主党派。黄言培写信给刘少奇说应以毛主席的威望统一国家。毛泽东劝他们说，不当国家主席，要多研究一些问题，并提出两届思想。当时毛泽东推荐朱德当国家主席，朱德推荐刘少奇。没有争的。毛泽东在八大前后又提出辞去党中央主席。八大党章专列一条，设名誉主席一名就是为毛泽东辞去党中央主席而安排的。
第四点：善于总结经验。这是毛泽东很重要的一个主张和一贯的作法。我们党保持正确、保持先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样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通过总结经验，使我们党对客观事物达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主张总结经验，而且主张善于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毛泽东一贯认为仅仅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反面的经验。反面的经验就是指失败的教训。一个党和一个人一样，没有说绝对不犯错误的，不允许犯错误也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通过总结，改正错误，走向正确的轨道。
毛泽东对错误也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错误有两种。一种是可以避免的，不应该犯的错误，甚至是绝对不允许犯的错误。如贪污、受贿、浪费、官僚主义等就属于这类错误。任何一个人、一个干部，那一个不知道贪污国家财物是犯罪呢？那一个不知道受贿是犯罪呢？为什么贪污，为什么受贿。这一类是明知故犯的，是绝对不应该犯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犯的错误。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守住第一步，第一步迈出去了，后面就很难再收住了。我们有些犯错误的干部，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坏的，有的是很好的同志。但是没有守住第一步，就像吸毒一样，吸了第一口就不可遏制了，就要走上吸毒之路。所以这类错误，千万要守住第一步。犯了这类错误的干部，没有改正的必要，揪出去了事。毛主席认为这是原则错误党性错误。对这样的干部毛泽东是最瞧不起的，也是不留一点情面的。
另一种是由于认识原因造成的，难以避免的错误。由于没有认识到，思想落后，知识不够而犯一些错误，这是允许的。毛泽东说，我们党在之所以在七大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规律性的统一认识，就是因为我们有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有了比较，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总结经验要总结两个方面的经验，不但要重视正面的经验，更要重视反面的教训。这样才能使我们党不断地聪明起来，就会避免错误，就是犯了错误也会得到及时的纠正。犯了这类错误的干部，要帮助他们及时改正错误，走向正确。这一类是属于非原则错误。
第三个问题：重视理论创新，善于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
毛泽东在1930年最早提出思想路线这个命题是时，写的题目就是《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后来把主要内容扩进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之中。写这一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善于回答新问题，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要开创新局面。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在新的任务面前写出新文章、新著作。1956年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也就是说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当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一条新路。这个命题提的非常好，这正是毛泽东、邓小平、江{学}泽{海}民三代领导集体所探索的，也是我们现在正在作的工作。第一次结合、第二次结合的提法本身就是来源于毛泽东。
理论创新正像江{学}泽{海}民所说的那样，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党前进的灵魂。但是现在也有把理论创新庸俗化的倾向。整天讲理论创新，什么都理论创新，那里来的那么多理论创新？理论创新那有那么容易？恩格斯讲马克思的贡献就两个：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斯大林说列宁的贡献也是两个：帝国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泽东一生多么伟大，理论创新无非也是两个：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矛盾论；邓小平的理论创新也就是改革开放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他自己也没有完成；江{学}泽{海}民的理论创新，一是完成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个理论起于邓小平，而成于江{学}泽{海}民，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江{学}泽{海}民各一个半理论创新。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党的理论等等方面，一个伟大人物有一、两个贡献就了不起了。比如，说天体物理学，就会想到牛顿的万有引力。但牛顿之后的300年间，站在牛顿肩膀上发展了天体物理学的也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以理论创新不是做文字游戏。胡{学}锦{海}涛同志对理论创新加了三个定语，我认为加的恰到好处：一个是要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一个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样限定就比较好。毛泽东同志在理论创新方面的确给我们树立了典范。
胡绳同志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取得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胡绳同志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两条路子可走：一条是照苏联的模式走，这一条路是没有风险的，至少可以说当时风险比较小。因为苏联的模式比较典型，而且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第二条道路是另辟蹊径，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道路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可以借鉴的模式，会犯错误。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胡绳同志进而认为，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虽然犯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我们正是另辟蹊径，所以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期，苏东巨变时，我们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胡绳同志这个观点是很好的，很正确的。但是说的不够，没有说到位，不能解释全部现象。如果说另辟蹊径就能够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另辟蹊径的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另辟蹊径。比如，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就存在三种形式：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如苏联、中国以及其它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二个是自治经济体制，如南斯拉夫，除了军队和机关外，全是自治；第三种是计划加市场经济体制，以匈牙利为代表。但是这些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都无一例外的在苏联巨变面前垮台了。怎么解释？另辟蹊径也没有行。
要解释这个问题还要引申一步，毛泽东不仅仅敢于另辟蹊径，而且更善于从实践中研究新问题，回答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并能概括新经验，形成新理论武装全党。理论创新，并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工作。这才是毛泽东领导的一大特点。比如说大革命失败，当时很多同志走了城市中心的道路。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当时我们所处时代，世界和中国的革命运动所能提供的经验和理论都是城市中心。而且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也有城市中心论思想。毛泽东比别人高明的地方，不是他天生不犯错误，而是他善于总结实践经验。通过实践证明再搞城市中心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走农村道路的革命路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一是国际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证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问题，这就给我们很大的震动；第二是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也逐步发现了问题，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请愿等等。这些问题怎么看？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篇文章，就是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毛泽东代表我们党写出的一篇新作，标志着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最早的理论回答，也是上个世纪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高潮和高峰。这篇文章最主要的理论发展在于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创新。
虽然如此，但是不能说这两种矛盾是毛泽东发现的。这两种矛盾是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基石。但是马克思没有把这两种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恩格斯比马克思多走了一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后来列宁也是这样概括的。这种概括是不能涵盖全部社会现象的。所谓基本矛盾就是指一切矛盾都是从这里派生的，根源于这里。而社会生活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矛盾之外，还有许多社会现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产生的。毛泽东在前人的基础上比前人多走的第一步，就是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使基本矛盾由一变二。
毛泽东的这个概括很有意义，首先在于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矛盾的根源和其它社会一样也是这两种矛盾。这说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中前进。
仅仅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仅此而已的话，也是没有多么大的实际意义。这不是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既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是基本适应的，不像旧社会那样基本上不适应，这样可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的表现是还有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存在官僚主义的作风，缺乏经验等等。因为我们的基本方面是适应的，适应是主流，这个不适应的方面就不需要进行第二次革命来解决了，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改革来解决。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毛泽东比前人多走的第二步。
承认这两种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基本适应和还有不适应的方面。那么，这个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毛泽东认为，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这是局部的、次要的、居于第二位的；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全局的、主要的、居于第一位的。由此得出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主题。治理一个国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还要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性质，决定解决方法，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分主次，决定注意力和着眼点的不同，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是解决的重点、是主题，而少量的敌我矛盾是非重点。所以要用很大的力气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确定正确的方式方法。这样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毛泽东比前人多走的第三步。这才是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虽然还需要完善。但这个理论的确是发展的、创新的理论。这个理论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克服各种错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正确地向前发展。正确理论的力量就在这里。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即使我们一旦犯了错误，也能比较容易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要善于理论创新，要敢于在工作中创造新局面。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一个特点、一个艺术，也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全党的一个精神财富。
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
TAN Xian-min,XIAO Guang-rong
【标题注释】本文系湖南省2001年特别委托社科规划立项课题“关于新时期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的研究成果之一。
【 作 者】谭献民/肖光荣
【作者简介】谭献民(1957-)，男，湖南安仁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肖光荣(1968-)，男，湖南汉寿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内容提要】##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伟大开拓者。他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监督等方面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英文摘要】Mao Tsetung is a great forerunner to probe into the governing rules followed by CPC.By attaching much importance on the mission of governing,the capability of governing and the supervision of governing,this article addresses Mao Tsetung’s useful reflection on the governing rules follwed by communist party.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益探索
Mao Tsetung/Communist P{学}a{海}r{学}t{海}y of China/governing rules/useful refection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3)06-0017-05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对执政规律的探索。1945年7月，当黄炎培先生向##提出共产党执政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时，执政规律就已开始成为领袖人物经常思考的重大课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探索得以全面展开。本文主要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监督等方面谈谈##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有益探索。
一、在执政任务上的探索
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必要条件。讲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资格，巩固执政地位，获得执政的物质基础，都必须代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解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具体任务和具体方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决定并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对这一规律性的认识的形成，##的有益探索功不可没。
正如石仲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一文中所言：“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同时始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1]##在西柏坡时期对共产党执政后的任务就作了理论探索和战略构想。
西柏坡时期，##对于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任务的战略构想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其总体思路是以经济的发展来带动中国的整个发展，政治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或伴随它而发生的。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2](P1428)此时，##不仅非常重视医疗战争创伤，还对未来的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首次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西柏坡时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2](P1437)明白无误地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确定为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目标符合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新中国逐步发展、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西柏坡时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一直是##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1948年5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各有关领导机关忽视或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要犯错误。”[2](P1333)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度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2](P1477)。
同时，##又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社会化”。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在制度方面，就是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打破中国农业原来分散的自给自足状态，使中国的农业向着集体化方向发展，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在技术方面，就是必须改良农业技术，主要是采用现代化工业才能提供的现代机械工具和现代技术，也即“农业社会化”和国家的“工业化”协调发展。“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2](P1477)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途径。##认为，五种经济成分必须同时存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2](P1433)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将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其中，必须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2](P1428)。其次，重视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指出，要使企业的经营生产获得发展，必须对企业实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设立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由于经济建设对于即将走出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特别强调要学习：“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2](P1481)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执掌政权，##在西柏坡时期产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而指引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走向了伟大胜利。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新的实践考验，即共产党能否履行好自己的执政使命，完成自己的执政任务。##对此作了探索。
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列宁在他逝世前夕，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主张。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还没有被党和人民理解接受和实施就逝世了。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领导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没有矛盾、“完全适应”，并把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模式看成是尽善尽美的，长期讳言和拒绝改革，致使体制僵化，越采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批评了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开了改革的闸门。他还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同意斯大林的“完全适应”的观点，提出了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从而为后来的改革作出了最初的理论论证。##还纠正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的商品生产只限于生产资料的观点，明确指出商品生产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如农业生产资料。##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明确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关系的分析中阐明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理论、方针和政策。其要点是：建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实践证明，##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旦违反了它，就会使经济建设出现混乱，遭受损失，回过头来还必须按此进行调整，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分两阶段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个思想虽然在内涵上远不及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它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1962年，##在总结1958年到1960年急躁冒进和“共产风”的教训时，强调在我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把时间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太短了反而有害。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在吸取“共产风”的教训时，比较早地提出了在我国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首先，他批评了陈伯达等人主张废除商品和货币的极“左”错误，强调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其次，##批判了那种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最后，##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求用这方面的事实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二、在执政能力上的探索
共产党执政素质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是在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中实现的。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直是##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他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中共执政后，一方面能够凭借政权的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为人民谋利益；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又非常容易使党的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甚至滥用职权的危险，从而使党的内部遭到腐蚀而导致失败。因此，执政党的建设成为比民主革命时期更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对这一艰巨的任务有清醒的认识。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发出警惕敌人“糖衣炮弹”攻击的警告，提出要将“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执政后，##所预料的不良现象在党内出现了：有些党员因为革命胜利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工作上消极疲沓，生活上贪图享受；有些党员则以功臣自居，争待遇、争享受；还有些党员在工作作风上产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为了克服和纠正党内这些不良倾向，##召集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党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强调指出：“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3](P967)1950年6月，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再次研究全党的整风问题。##在6月6日代表政治局向全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把整党问题列为争取国民经济好转必须作好的八项工作中的重要一项。指出：“全党应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4](P72)通过整风，整顿了干部的思想作风，使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有较大改进，个别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等行为受到批判和严肃处理，从而使整体上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结合这次整党，##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针对当时一些不法资本家和阶级敌人，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机关内部大量施放“五毒”，党内少数人经不起腐蚀而开始堕落，甚至蜕化变质，沦为犯罪分子。##对此高度重视，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直到枪毙如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并着重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腐化堕落的思想和行为，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有效的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普遍教育。
加强党的建设，核心问题是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民众的支持，人心的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中共就是凭借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党执政以后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直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的顺利进行使得党内部分干部滋长了骄傲情绪、铺张浪费习气。对此，##重申了“两个务必”的思想。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5](P139)1956年9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化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不能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1956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五十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5](P312)对于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发扬。1955年10月11日，##再次指出：“‘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5](P213)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年11月15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又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
人无完人，党无圣党，任何人、任何党都可能犯错误。是讳病忌医还是有错就改，是考验执政党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对待大跃进所犯错误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对于促进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执政能力有重大影响。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最根本的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从而使国家经济建设和党的威信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在提出调整经济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问题。1961年1月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的解释中强调指出：“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主观主义。要整主观主义。”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特别是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工作中的错误。为了使执政党少犯错误，##在会上对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作风，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性质问题的高度。
三、在执政监督上的探索
早在1945年，##在回答共产党执政后如何避免“人亡政息”的结局时，胸有成竹地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充分体现了##十分重视人民在共产党执政监督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人民是政权的主人，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力量，因而也是监督、抵制、反对共产党执政腐败最坚决、最坚定的力量。对共产党执政腐败的斗争也像革命斗争一样，需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造成一定的声势。而这种声势的形成，离开动员人民，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发动了人民群众，造成声势，“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人民监督的实质就是要用人民的权力来监督、制约共产党执政的权力及其运行，特别是要监督制约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共产党执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整风运动，目的是就借助人民的监督力量，来保证党永不变色。##在“三反”斗争中就明确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5](P54)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提出对各级干部的监督问题。为此，##在全会上宣布：中共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借助党内外力量帮助克服在党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还从制度上探索和提出了人民民主监督共产党执政的途径和方法。首先，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使人民代表和各界代表人士直接参政议政，开通民主渠道，力求扩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1954年，##曾指出：“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5](P384)按照这一原则，在建国初期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组织框架。##亲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而从国家根本大{学}法高度为人民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了制度保障。##还提出并实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还领导制定了信访工作制度等。即使在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60年代，##还特别强调干部“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制度，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制度，党政干部主要负责人蹲点制度等，这些具体要求，对执政党特别是党员干部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是在革命胜利前后进行的，因而必然带有浓厚的革命党色彩，无论在思维方式、施政行为上，还是执政理念上都打上了革命的烙印。表现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强化了阶级斗争观念和夸大了阶级斗争严峻性，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同时忽视了经济的发展，致使“左”倾错误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占据统治的地位；在施政行为上习惯于革命运动的方式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以及政治、文化教育问题，如违背经济规律搞大跃进运动，用抓革命的方式搞生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革命的大批判运动；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解决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的争论等。在执政理念上，将经过长期奋斗后才可以实现的所有制结构、分配体制及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人为拉平并使之理想化、简单化。如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视为单一的公有制，分配体制上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甚至曾一度试行过“按需分配”，把人的全面发展简化为亦工、亦农、亦军、亦商、亦学。革命的思维方式、革命的施政行为、革命的执政理念严重妨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当然，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是一个崭新而长期的过程，正如波兰革命家卢森堡视社会主义为一块有待人们奋力开拓和辛勤耕耘的“处女地”一样。在探索中既有成功和成就，又会有失误和失败，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者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中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留下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发生的错误和挫折也是相当严重的，留下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晚年尽管有重大失误，但仍不失为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伟大开拓者。
收稿日期：2003-07-20
【参考文献】
[1] 中共党史研究，1997,(3).
[2] ##.##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建国以来##文稿：第1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4] ##.##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