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西方战争观差异的几点思考
摘要：中西方的战争观存在差异导致中西方对待战争的态度有所不同。本文从战争目的、传统文化、情报、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造成中西方战争观差异的原因，对多角度、系统的研究中西方战争观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战争观，战争目的，传统文化、情报、经济、地理环境
中西方的战争观存在差异导致中西方对待战争的态度有所不同。东方国家，以我国为代表，主张“和为贵”的“柔性”战争观，而西方的战争显得“暴烈性”色彩浓郁。为什么从古至今，中西方的战争思想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造成中西方战争思想和战争目的产生差异的原因。
1中西方的战争目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战争观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提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种种战争的目的，特别是朝代间的变更，往往是为了改变混乱的社会秩序而争取战后的和平。
西方战争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克劳塞维茨，这位伟大的军事天才所著的“兵学圣经”——《战争论》中明确的表述了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他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战争的直接目的都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做任何抵抗，致使战争趋向于极端的暴力。”由此可见，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西方战争观认为“战争是绝对的暴力”。
2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战争观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文化弥漫着浓浓的“和谐”韵味。在五千年漫漫长路中，求和思想挥着璀璨的光芒，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军事思想也不例外。《易经》中记载的军事征战的内容，对战争起因以及对战争态度的分析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它在《兑卦》“六三”中明确指出“来兑，凶”。其意是：以使人归服为乐，是十分凶险的。因为战争是极度残酷的,就像群龙相战于大地一样,会血流遍野。如此征战,一点好处也没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征，凶，无攸利”说的就是这一点。它主张“曳其轮”,即拉住战车的轮子，不要去征战。另外，它在《大壮卦》、《否卦》、《益卦》、《困卦》等篇幅都有对战争残忍景象的描述，并提倡应尽量避免战争，减少百姓疾苦。从《易经》的军事思想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和谐思想，反对战争，但是支持通过战争来改变混乱的状态，用战争来消灭战争，追求战后的和平。
相比之下，西方的传统文化则带有强烈的“侵略性，暴烈性”色彩。西方的文化源于爱琴海沿岸的古希腊文化。在古代，爱琴海地区居民的意识中，把大自然的一切力量和现象，都人格化为无穷的和不死的生物——神。但是从众神的诞生到宙斯的统治过程中，表现出了西方传统思想的暴力性。古希腊神话所描述的世界，最初，只有永恒且无边无涯漆黑一团的混沌。大地女神——盖娅是从混沌中产生的。她生下了天神乌兰诺斯。乌兰诺斯因敌视自己的巨人孩子，把他们囚禁在大地女神的最深最黑暗的地方。克罗诺斯用暴力推翻的他父亲乌兰诺斯的统治。克罗诺斯又怕他的儿子反对他，使他遭受乌兰诺斯同样的命运，就把他生下的儿子一个个的都吃掉。后来幸运儿宙斯用暴力推翻了他父亲的统治。“吃人”，“儿子用武力推翻父亲的统治”等种种暴力行为，把西方起源文化思想的暴力性、残忍性表现的淋漓尽致。西方人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这样的传统文化加上他们对宗教的崇敬，对后来西方“绝对暴力性”的战争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中西方古代对情报重视程度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战争观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情报的运用可以使战争出现缓和状态。如果能适时适地的使用情报，便可能造成情报的威慑，避免血流成河、房屋倒塌和妻离子散的战后悲惨景象。依照孙武在《孙子兵法》中的观点，就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至高境界。中国的军事家们一直都十分重视战争中的情报工作，使中国的战争观表现为“最大程度的减少战争中正面的暴力对抗，以战争来消灭战争”。早在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典籍《易经》中就明确了军事情报的重要性。《易经》对战前作战双方参战人员的侦察与了解特别重视，对将帅尤甚。它指出，要首先了解敌对双方指挥员的情况，即所谓的“贞丈人吉”。通过侦察,对将帅做出了有德君子与无德小人的两种划分,并相应做出了战事结局的判断。《易经》还对地形、气象等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应的表述。这都说明了对战前作战双方人员、地形、气象的因素的侦查十分重要，充分体现了《易经》的军事情报观。在距《易经》400多年后的《孙子兵法》是“智”的运用的集大成思想的兵书典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示形”、“势”、“用间”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都充分的体现了军事情报对战争的重要作用。如果说《易经》和《孙子兵法》的著者因缺乏实战经验，而只是纸上谈兵的话，那近代中国的伟大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情报思想是证明情报能缓和战争暴烈性的最有力证据。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情报思想。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做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他的这一思想充分的体现了毛泽东对战争中情报搜集和情报分析的重视程度。
在西方战争观中，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代表，其对情报的重视程度则表现的逊色的多。《战争论》这样一部西方兵家的经典著作中，只用了很少的篇幅把情报对战争的作用一笔带过。以克劳塞维茨的经历来说，他更主张重视实地战争的经验。他认为不经过流血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无稽之谈，从而忽略了情报的重要性。所以，“以暴制暴”成为当时西方大多数军事家的战争观。这样的战争观致使西方“因战而战”，其战争目的表现为“用绝对的暴力打垮对方，使对方无力抵抗而完全屈服”。
4中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与地理环境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战争观
中国古代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与当时西方先进的经济模式相比落后得多。但是，以经济模式的不同看待军事战争问题，可以解释中国的“和平战争”与西方的“扩张战争”。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对于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并不短缺。所以中国的经济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界交换。中国人在安逸的环境中生存，不需要向外扩张而发起对外战争。
西方的许多国家由于生存的土地面积小，资源匮乏，本国的资源不足以维持自我的经济发展。因此，西方的许多国家采取对外扩张政策，通过战争手段开辟殖民地，掠夺原材料，占领生存地。除此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以交换、竞争为基础的开放型市场经济。本国内的交换已经满足不了自身的发展需求，为开辟更广阔的市场，在国际条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以武力开辟新的市场地也是必然趋势。日本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发动大规模的暴烈性战争，掠夺财物占为己有，抢占其他国家的土地作为其殖民地。这样的经济与政治目的，使得许多西方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暴力的侵略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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