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问世间，情为何物”——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爱情主题 传统文化 认识价值
论文摘要：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它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集体无意识”及现代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从唐宋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中，侠客多被描述成“无情”、“无欲”的“铁面英雄”。这种江湖文化的既定规则，是建立在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一种流动状态的文化。它担心:女性的魅力会威胁兄弟之间的情义，爱情的力量会让江湖人物回归常态生活。所以，对女性的贬低、对爱情的排斥，是江湖文化为自己设置的保护层，也是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共同叙事特征。但是，爱情终究是人生的重要内容。没有爱情，现实人生不免单调乏味;同样，没有爱情，武侠小说就不可能对人生与人性进行深人的开掘。因此，“新武侠小说”开始大量地描写爱情故事，又被称为“新武侠言情小说”，金庸更是其中一位“写武侠爱情的高手”。
1 爱情主题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
他的每一部作品的男女主角，如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袁承志与温青青、阿九，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胡斐与袁紫衣、程灵素，等等，都不由自主地投人到爱情漩涡之中，在刀光剑影与恩爱情仇的相互交织中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的人生。“爱情”与“侠义”的相互融合，构成了他们完整的人格，实现了他们的生命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女性，不受传统观念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主动、大胆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们的爱情心理和爱情行为，在文化层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金庸笔下的英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英雄;他们的爱情观念深深烙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男女之情合乎人的本性。《礼记•曲礼上》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万章上》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儒家认为，.男女之间的情爱是人的基本欲望和自然本能，但它与人的道德相比，则处在较低的层次。所以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也。”一方面，孔子承认男女之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好德”与“好色”在价值尺度上的区别:“好色”是一种普遍、常见的现象，“好德”却是一种难得、高尚的行为。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金庸小说中的男性英雄都体现了“好德”超过“好色”的鲜明特征。在他们的心目中，爱情虽然美好甜蜜，毕竟只是个人的幸福、不能与代表公众利益的“义”相提并论。所以，如果让他们在“爱”与“义”之间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并且在承受失去爱情的巨大痛苦中，完成自己的英雄人格。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契丹血统被证实以后，就从受人敬仰的丐帮帮主沦落为异族“恶人”。当他孤独无依之时，深情无限、善解人意的阿朱来到他的身边，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萧峰虽然很爱阿朱，但是他认为洗刷自己的冤屈、为父母报仇、为师父报仇，远比爱情重大。
因此，他明知段正淳是阿朱之父，仍然决定向段正淳复仇，结果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使阿朱含恨而亡。金庸在《飞狐外传•后记》里写道:“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武侠人物……都不难做到。在本书中，我想给胡斐增加一些要求，要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英雄难过美人关，金庸让胡斐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他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些英雄好汉虽然渴望爱情，追求爱情，但是一旦爱情与侠义、正义、道义、信义发生冲突时，他们宁可放弃爱情;相反，那些把爱情视为人生最重要目标的人，终究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可见，金庸的爱情观念本质上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体现出儒家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的小说中，“爱”与“义”不再截然对立，但“义”高于“爱”;只有弃“爱”全“义”，才能成就英雄人格。这是“重义轻色”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映，也是武侠文学无法解决的悖论。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还表现出明显的男性中心倾向，折射了隐隐的“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价值观。
在金庸小说中，女性拥有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自信。她们不再深居‘闺阁、谨小慎微、而是行走江湖、不让须眉;她们不再听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而是自由恋爱，自主选择生活道路。她们表现出现代女性的独立意志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代人文精神的思想光辉。但是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爱情，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陈旧的观念。金庸小说中的男主角常常被众多年轻美丽的女性包围，如张无忌周围有小昭、殷离、周芷若、赵敏，杨过的身边有小龙女、陆无双、程英、公孙绿粤、郭芙、郭襄，这些女性似乎专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爱情成为她们人生的唯一目标与归宿。为了爱情，殷素素毅然离开父兄，远赴南极的“冰火岛”，赵敏放弃了公主身份、不惜与父兄反目成仇、公孙绿曹背叛自己的父亲、并且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们虽然都有高超的武艺，却没有行侠江湖、替天行道的雄心壮志。即使如《射雕英雄传》中聪明过人的黄蓉，其人生理想也不过窟豫一个如意郎君夫唱妇随、相夫教子而已。所以，她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侠”，而是彻底的“爱情至上者”;她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而是缺乏独立人格和生存价值的“爱情动物”。所以，她们一旦被爱情抛弃，就只能抑郁终身.、无所作为或者愤愈发泄、变态成魔。
这些女性的不同态度与选择，也体现了作家的传统价值观念。陈家洛之所以在霍青桐和喀丝丽之间选择了后者，表面上是出于误会，实际上是因为霍青桐的武功韬略使他自惭形秽;同样，石清当年面临两位姑娘的追求，而最终选择了阂柔、拒绝了梅芳姑，也是因为后者太完美了，以至于让他自愧不如。小说的最后一章，石清对梅芳姑这样说道:“梅姑娘，我不知道你样样比我阂师妹强，不但比她强，比我也强。我和你在一起，自惭形秽，配不上你。”这是石清的心声，也是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男性的共同心声，恐怕也是作者和当代读者不曾意识或不愿承认的心理隐秘。所以，金庸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写道:“周芷若和赵敏却都有政治才能，因此这两个姑娘虽然美丽，却不可爱。我自己心中，最爱小昭。”网上的调查统计显示，香香公主、小龙女和王语嫣是男性读者最喜欢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不会对男性构成威胁的女性。她们的存在，正是男性中心的传统文化心理的外在投射，也体现了金庸的爱情观念中某些落后与陈旧之处。
2 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特定的历史年代，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历史的痕迹和遗憾。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也是如此。它们虽然数量繁多，但大多只是表现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反对“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提倡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这些作品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是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它们给读者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假象:只要爱情自主.、婚姻自由，就能获得幸福人生。其实，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仅仅是婚恋生活的第一步，它并不能预定爱情与婚姻的幸福结局。有别于现代文学的爱情主题的作品，金庸的小说一般不写封建礼教所导致的爱情悲剧，而是关注爱情本身、致力于探究爱情的永恒本质。这是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的真正价值所在。金庸的笔下描写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爱情，蕴涵了丰富的文化意义，表达了作者对于爱情本质的深刻认识和爱情观。
第一“最理想的爱情”。以杨过与小龙女、丁典与凌霜华、郭靖与黄蓉、胡一刀夫妇等为代表。在金庸看来，真正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它与财富、门第、权势无关，只在乎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相互理解、互相支持。杨过与小龙女倾心相爱，勇敢地反抗礼教习俗(师徒不能成婚);胡一刀夫妇不贪图宝藏钱财，肝胆相照，同生共死;丁典与凌霜华不畏权势，真诚相爱、生死相依……这些爱情故事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崇高的、坚贞的爱情，令人向往，也折射了作者的爱情理想。
第二“最感人的爱情”。以胡逸之对陈圆圆、程灵素对胡斐、仪琳对令狐冲、小昭对张无忌等为代表。程灵素为了救胡斐的性命，不惜用嘴吸出毒素、牺牲自己的生命;仪琳虽然痴恋着令狐冲，却并不强求与之结合，只是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令狐冲一生快乐逍遥;小昭一片芳心全在张无忌身上、不慕名利权势，只要能在张无忌身边做一个“丫头”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感人的爱情只求奉献、不求回报，正如“百胜刀王夕，胡逸之所说的那样:“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
第三“最可怕的爱情”。以李莫愁对陆展元、李秋水、天山童姥对逍遥子、梅芳姑对石清、何红药对夏雪宜等为代表。这些女性原本温柔美丽，由于得不到想要的爱情或被心上人抛弃，以致心理变态、乱施报复，成为可怕的疯魔。这类女性形象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发乎情，止乎礼”、追求雅而含蓄的审美效果。所以女性即使有很深的怨弃之情，也不会采取过激的行动。因此，金庸笔下的“情痴”、“情魔”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这些艺术形象也喻示着作者对于爱情的深刻理解:爱情可以是灵药，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爱情也可以是毒素，扭曲人性，贻害他人。
第四“最不可理解的爱情”。以马春花与福康安、岳灵珊与林平之、纪晓芙与杨逍、温仪与夏雪宜、殷离与张无忌等为代表。马春花被父亲许配给了师兄徐铮以后，却爱上了皇族贵人福康安，不仅为他生育了两个孩了，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可是临死之际，她的要求竟然是再见一见害死他的“心上人”。岳灵珊与林平之相爱成婚，不料林平之心胸狭隘、阴险残忍。他为了报复岳不群，亲手刺杀了自己的妻子，而岳灵珊毫无怨忍之情，临死之前还嘱托令狐冲好好照顾林平之。这些凄惨的爱情故事看起来难以置信，实际上却揭示了爱情的真实本质。爱情是盲目的、是非理性的;它让人们身不由己，难以自拔，也让人们失去理智，至死不悟。
第五“最无缘的爱情”。以袁紫衣、程灵素与胡斐、王重阳与林朝音、南兰与苗人凤等为代表。爱情的成败得失，与具体的人生际遇、人物性格密切相关。生活中常有青年男女一见倾心，互相爱慕，却因为个性不合或机缘不巧导致了爱情悲剧。这种“无缘”的爱情悲剧，在金庸的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表现。《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爱上了胡斐，胡斐却爱上了袁紫衣，可是袁紫衣偏偏是一个尼姑，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安排吗?《神雕侠侣》中王重阳与林朝音的爱情悲剧，更是让人扼腕叹息。他们原本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结果却落得情天长恨、郁郁而终。究其原因，在于两人的个性太要强自负。由此说来，“无缘”二字看似简单，实际上却以命运暗涉主体的内在性格缺陷。金庸正是借“无缘”的爱情悲剧来反映不幸的现实人生的真相、表达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感悟，展现人物个性的差异、挖掘人性的普遍弱点。
3 随着人生阅历的逐渐丰富和思想的日益成熟，金庸对于爱情的信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早期坚信并讴歌纯洁、理想的爱情，到中后期开始怀疑爱情的坚贞与神圣
《连城诀》中狄云和师妹戚芳一起长大，可谓青梅竹马、两心相悦。可是自从来到荆州城的大师伯家以后，他们的命运就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大师伯的儿子万圭看上了戚芳的美貌，所以设计陷害狄云、并买通官府把他投入死牢，而戚芳不仅相信了万圭的谎言，还在狄云人狱后嫁入了万家。无独有偶，汪啸风与水笙这对“铃剑双侠”两小无猜、两情相悦，在江湖上一直被传为佳话。后来水笙不幸被“淫僧”抓住，虽然保全了清白之躯，却遭到众人的冤枉和误解，汪啸风不但没有保护和帮助水笙，反而因为害怕别人的议论和耻笑，无情地抛弃了水笙。狄云和水笙的遭遇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它们昭示了人心的复杂多变，展现了人性的自私卑劣，证明了爱情的脆弱和虚幻。
现实的爱情根本无法经受考验，不能不让作者产生爱的疑惑，所以，金庸在他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塑造了一个不谈爱情的主人公—韦小宝。
韦小宝从小生长于妓院，在他眼里所有的女性都是妓女，他追求女性的方法是见到美女就要占有，根本不问“爱情”二字。例如当第一次看见美女阿坷时“韦小宝死皮赖活、上天下地、枪林箭雨、刀山油锅，不管怎样，非娶了这姑娘做老婆不可。”为了占有这位美貌佳人，韦小宝确实下了一番功夫，死缠硬磨、用上了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尽管阿坷喜欢郑公子、对韦小宝只有厌恶和鄙视，但韦小宝对此毫不在意，他只要占有她这个人就行了。韦小宝对其他几位夫人也是如此这般，想方设法、用尽心机，终于拥有了七位如花似玉的夫人，成就了“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实际上，韦小宝的这种婚姻，只有占有、没有爱情，但是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能泰然处之，这不能不说是爱情的悲剧，婚姻的悲剧和人生的悲剧!所以，《鹿鼎记》表面上是诙谐的喜剧，实质上却是深刻的悲剧。它无情地揭去了罩在传统婚姻上的朦胧面纱，暴露了无爱的婚姻的真相，表现了金庸对中国婚姻文化的批判精神。
结语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调寄迈破塘》)这是金代诗人元好问的一首词，也是《神雕侠侣》中李莫愁“曲不离口”的一首歌，更是贯穿金庸小说爱情题材的“主题曲”。到底“情为何物”?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金庸则在其作品中给出了他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