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语”
论“华语”
郭 熙
提 要 围绕着“汉语”有多种名称，人们对此认识不一。目前“华语”这一名称正在崛起。这一命名既符合命名传统，又有历史基础，更有现实的需求。“华语”使用量上升不意味着“汉语”会被取代。明确“华语”的内涵对于汉语的传播和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华语 历史 现状 定义 建议
On “HUAYU”
Absctract There are several names for “HANYU” (Chinese), and people often understand differently about them. “HUAYU” is the name gaining greater importance at the present. “Huayu” can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from both the tradi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use “HAUYU” instead of “HANYU ” on many occasions. The raising use of “HUAYU”,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e replacement of “HANYU”. To define clearly the name of “HUAYU” will contribute to the expansion and internationlization of Chinese.
Key words: HUAYU, Histroy, Present, Definition, Suggestion
一、缘起
《亚洲周刊》2003年1月报道，由于中国综合国力急升，巨大的市场与国际影响力正引发全球新一波中文热，逾85国增设汉语课程，学生近3千万人；在中国及全球各地，都可以感觉到汉语的热度，中文正逐渐跃升为全球仅次于英文的新强势语言。
上述内容如果在新加坡发表，编辑会把“中文”改为“华语”；如果在中国发表，编辑会把它改为“汉语”。与之相关的还有“普通话”和“国语”。有学者说，华语就是普通话。上海一家语言文字工作网站发布了一条关于台湾军方语言问题新闻，其中有这样一句：
据台湾媒体报道，汤曜明(台湾“国防部长”——引者)说，“普通话是目前大家最容易听懂的话，对军队要求一致性、团体性这方面，普通话仍是最简单易懂的。”
我们没有看到台湾媒体的原文，但我们相信汤耀明大概是不会使用“普通话”这个词的，他用的应该是“国语”。显然是编辑出于某种考虑把“国语”换成“普通话”了。这并非是孤立现象。汤志祥(2001) 《当代汉语社区词汇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出版时也遭到过这样的改换。
“华语、汉语、中文、普通话、国语”真是异名同指，因地而异？本文将由此展开，对世界华人社会共同语的名称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二、五个名称
先看一下中国几本权威词典对上述5个词的解释(仅选与论题有关的义项)。
1.汉语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下同）：汉族的语言，是我国的主要语言。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参看“普通话”。
《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下同）汉族的语言，中国的通用语言，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汉族的语言。我国各民族的族际语言。联合国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之一。也是世界上丰富发达的语言之一，使用人数最多。约6000年前汉语已有文字。在语言谱系分类上属于汉藏语系，同我国境内的藏语、壮语、傣语、侗语、黎语、彝语、苗语、瑶语等，我国境外的泰语、缅甸语等都是亲属语言。主要方言分为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和粤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下同）：汉族的语言。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交际语，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联合国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之一。汉语历史悠久，保存了数千年来极为丰富的文献。汉语属汉藏语系，其标准语是普通话。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下同）：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2.华语
《现代汉语词典》：指汉语。
《应用汉语词典》：指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海外多用的说法。
《汉语大词典》：汉语。
《国语辞典》（台湾，1998）：中国的语言。
《辞海》、《新华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未收。
3.国语
《现代汉语词典》：指本国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在我国是汉语普通话的旧称。
《应用汉语词典》：汉语普通话的旧称。
《辞海》：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今习称“普通话”。
《新华词典》：由历史形成并由政府规定的一种标准化的全国通用的共同交际语。是国家在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使用的语言。中国的国语现统称普通话。
《中国大百科全书》未收。
4.中文
《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
《应用汉语词典》：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区别于外文)。
《新华词典》、《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未收“中文”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有“中文信息处理”条，从行文看，是指汉语的语言文字。
5.普通话
《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其他词典的解释与此一致，从略。
国家语委的官方网站对这几个名称也有解读：
这三种称说指的都是我国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中国的大陆称“普通话”，在台湾称“国语”，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称“华语”。三种称说，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三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 当然，这三种称说从来源和使用范围上看，又有一定的差别。
?“普通话”这个名称，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比如1906年，朱文熊在“切音运动”中就提出了推行与文言、方言相对的各省通用之语“普通话”的构想。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尊重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1982年我国宪法更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国语”这个名称也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1909年（宣统元年），清朝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后来，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沿用“国语”这种称说，台湾至今仍这样使用。
“华语”是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在那里，这样称说汉语是恰当的。如果用“普通话”来称说汉语，它在表达同宗同源方面就不如“华语”那样强烈。如果用“国语”来称说汉语，就更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汉语不一定就是官方语言，或者并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上面的资料表明：（1）人们对这些名称的认识不一；（2）这五个名称并不等值。历史地看，国家有关部门对“华语、国语和普通话”的解读应该是正确的。从《现代汉语词典》说华语“指汉语”到《应用汉语词典》说“指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海外多用的说法”，再到国家语委官方网站的“是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既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入，更反映了事物的实际变化。
从今天的角度看，可能需要进一步认识这些解读。因为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华语”一词的使用正在冲破国界，它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华人社会的通用词，成为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全球性称谓了。根据我们2004-1-20晚20:20时用google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的结果，互联网上各种网站使用“华语”一词的资料共59.2万项，使用“汉语”的是46.4万项。可见“华语”一词已经在和“汉语”“平起平坐了”。
从长远看，这五个名称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将是“华语”和“汉语”，而在将来的竞争中，谁是胜利者？
三、“华语”的命名及其在海外的复兴
在语言的命名方式上历来没有统一标准。有以民族命名的，也有以国家命名的，随情况而变化。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也可能用同样的语言，国家也是如此。汉语的得名就是因为它是汉朝人的语言，后来发展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郑敏，1998）。清代，满语也被称为清语、国语，许多文献都有这方面的记录。乾隆皇帝就曾经钦定《旧清语》和《新清语》。《榆巢杂识》下卷有这样的记载：
每岁经筵进讲，例春、秋仲月举行。近以秋狝木兰，惟行于春仲。凡进讲先书次经，书与经各先清次汉。每讲官一巡毕，即发御论一通，则以清、汉语分讲。
这大概是较早的用双语作讲座的实例了。《清史稿·志八十六》也记载：
满官不射布靶、不谙清语者，均不得膺上考。
现代社会里，这种情况仍然普遍存在。例如，朝鲜和韩国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现在不得不同时使用“朝鲜语”和“韩国语”两个名称。更有意思的是现在既有《汉朝词典》，也有《中韩词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使用的都是马来语，但在后一个国家，它的名称是印尼语。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就会把它们当成不同的语言。因此，在今天的社会里，“华语”和“汉语”并用是很自然的。
“华语”这个名称在汉语里出现得很早。刘知几《史通·通释·言语第二十》：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
《隋书》卷三十二：
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西赢百里至咀逻私城，亦比国商胡杂居。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
“华语”一词民国时代仍在使用。老舍曾这样写道：
最初，因英语中词汇的丰富，文法的复杂，我感到华语的枯窘简陋。在偶尔练习一点翻译的时候，特别使我痛苦：找不着适当的字啊！把完好的句子都拆毁了啊！我鄙视我的北平话了！
后来，稍稍学了一点拉丁及法文，我就更爱英文，也就翻回头来更爱华语了，因为以英文和拉丁或法文比较，才知道英文的简单正是语言的进步，而不是退化；那么以华语和英语比较，华语的惊人的简单，也正是它的极大的进步。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国语”被普通话所取代，“华语”虽然还见诸词典，一些场合作为简称还在使用，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俄华词典》、《英华大词典》，但总的情况是日渐式微。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对180万字现代汉语语料的统计结果中，我们没有找到“华语”一词。以至于到了本世纪，当一些网友在某网站的BBS上提议用“华语”一词的时候，还有学者愤然指责。
而海峡的对岸，继续使用“国语”，“华语”也同样受到冷落。直到80年代，《当代国语大辞典》（百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7月第二版）、《大辞典》（三民书局，1985年8月初版）这些大部头的工具书均未收“华语”一词。
然而，大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华语”在世界上的另一些地方一下子活跃起来。“华语”何时在海外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为高频词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自从独立后用“华语”代替“国语”，用“华文”代替“国文”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张从兴（2003）回顾了“华人”在东南亚国家的出现的历史，认为中国自从进入民国以后，基本上已不用“华人”这个词。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特别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当中，却仍然在使用它，并在50年代赋予它新的涵义。它源于华侨在放弃中国人的身份后的族群名称选择。这一结论对我们认识“华语”在海外的新兴是有启发的。因为华人既然成了族群，就有了“华族”，也就有了“华语”。因此，汪惠迪（1999）给华语下的定义是：
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
有必要谈及“华族”这个词。国内现有词典均无族群意义上的“华族”一词，台湾“教育部”重修《国语辞典》（1998）的解释是“中华民族的简称”。而其“中华民族”下面的解释是：
构成中华民国各民族的总称。依体形、语系、宗教信仰等因素，约可分为十五系、五十多族，而以汉族为主干。经过几千年血缘、文化、思想等的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亦称为汉族、华族。
“华族”的这一解释我们没有得到文献的证实。曾长期在新加坡从事华语研究的汪惠迪（1999）从另外的角度解释了“华族”：
东南亚国家华人指自己所属的民族。
作者还特意加了说明：
在新加坡，“华族”是跟马来族、印度族或欧亚裔相对而言的，它和“汉族”不是同一概念。新加坡人在提到自己的民族类别时，不用汉族。据新加坡学者崔贵强先生研究，战后初期，一篇题为《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的署名文章（作者：屈哲夫）首次提出“华族”这个概念，作者认为应当用“华族”来替代“华侨”。
显然，汪惠迪（1999）、张从兴（2003） 的论述是一致的，也是可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语”在海外的得名还是源于民族。它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些地方逐步社会化的。卢绍昌（1984）指出，“华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独立运动期间产生的新名词，流行起来是50年代的事（参见汪惠迪1985）。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后来“华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华”字头词语，除“华人、华语、华族”外，又如：“华社、华乐、华校、华小、华文、华教、华青”等等。王慷鼎（1995）曾比较了“国字头辞汇”、“侨字头辞汇”及“华字头辞汇”在1945-1959年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和《中兴日报》的12094篇社论标题中的分布，从他的列表中，可以看出这些报纸在50年代的前半期，曾经大量使用“华字头辞汇”，到了1955年后却大量减少。（见张从兴，2003）我们认为这种减少应该是短时间的。因为当时“华”字头减少是因为“华”就是“中国”。按照我们的分析，随着“华”后来在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华”字头的复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或许正是这些因素，台湾《国语日报辞典》（何容，国语日报出版社, 1974）对“华语”的解解是:“外国人称我国的语言。” 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1982）未收“华语”这个词条，但有“华文”条，解释是:“外国人称我国的文字。”国内学者谈到“华语”也就会想到新加坡，想到国外。周有光（1995：3）说：
汉语的共同语，大陆叫它“普通话”，台湾叫它“国语”，新加坡和国外华人叫它“华语”。这三种说法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四、全球“‘华语’热”的现状分析
如果说50年代到60年代“华语”这个名称在新加坡等地的活跃还是海外华人本身的事的话，那么70年代后起出现的“汉语热”和“华语”使用热潮则使得“华语”有了全球性的价值。世界范围的“汉语热”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自然也就给“华语”的频频出现注入了活力。正如钟天祥（2003）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在21世纪渐趋强势的语言，华语正在配合环球化发展成为全人类共同资产，而不仅仅是中国或汉族的语言。就像今天的英语并不是英帝国的语言，而是国际社会通用语一样。
70年代起，新加坡经济起飞，到80年代，已经成了有名的亚洲四条龙之一。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在80年代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新加坡华人比例高，保留了中华文化的许多传统，又是世界上除中国以外是惟一的一个采用华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因此，作为汉语标准语域外变体，新加坡华语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一种高阶语言（high language），所以它自然要对域内汉语产生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不少人都已经意识到来自中国的“新客”的语音变化：他们本来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是他们到达新加坡以后，很快地说出了带有新加坡口音的新加坡华语，而这些显然又是模仿出来的。总的来说，对高阶语言时尚的追求使得“华语”这个词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称谓。我们的一个旁证是，在我们调查的数据中，几乎所有的“新潮”概念都只用“华语”，而不用“汉语”。如：华语影画、华语金曲、华语歌手（包括男歌手、女歌手）、华语明星、华语榜、华语乐队、华语铃声。
当然，不能忽略媒体对“华语”一词的推波助澜。1979年开始的“讲华语运动”使“华语”这个词在媒体及社会上频频曝光。而中国在加快“推普”的步伐中，又常常援例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使得它也中国产生了影响。近年来，互联网发展很快，华文网站中，中国网民无疑是一支主力军。新加坡的媒体，如《联合早报》，也大大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华人。此外，新加坡文化活动，如歌手演唱的华语歌曲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
为了了解“华语”一词的使用状况，我们于2004年1月19日上午对“华语”和“汉语”的搭配使用情况在互联网上用google进行了搜索，为了使搜索的结果具有可比性，我们的搜索是一对一对进行的，例如，先搜索“华语电影”，然后搜索“汉语电影”（或相反），依次类推。我们还搜索的结果进行了抽查，抽查中未发现不合理的组合。尽管我们不能排除有不合理的组合，但我们相信这种情况是极少的，不至于影响我们的主要结论。
我们的调查先从已经获得的语料中获取常见到的使用“华语”或“汉语”的句法组合，然后分成两类。一是看“华语”和“汉语”分别作定语（极少数可以看作是状语，如“华语演出”中就有“用华语演出”）的情况（见下页表一，其中的“～”分别代替相应栏目中的“华语”或“汉语），一类是“华语”和“汉语”作宾语的情况（见下页表二，“～”代表前面相应的动词。
表一：
表二
从表一和表二可以看出：
（1）在调查的48个以“华语”或“汉语”为修饰成分的偏正结构中，“华语”的使用明显占优势。其中，“华语”使用量高于“汉语”的为36个，低于“汉语”的为10个；华语占压倒优势的31个（其中“汉语”为0的12个，为个位数的7个；“汉语”使用量占压倒优势的9个，“华语”为个位数的1个。“华语”和“汉语”的选择上，有一个明显的规律是，跟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有关的组合倾向于选择“华语”，而倾向于选择“汉语”的则基本上跟汉语学习有关。
（2）在定语的位置上，“华语”多于汉语；在宾语的位置上，“汉语”多于“华语”。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导致这种分布的确切原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语言发展中内因和外因的交错。我们上面已经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对“华语”的历史和发展的影响。按照“矛
盾论”的观点，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那么，“华语”的复兴一定也有内因在起作用。问题是，它的内因是什么？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是语言形式与交际需要的矛盾，即，语言作为一个动态的系统，其要素也在为适应交际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既然“汉语”这个名称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就必须有一个替补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一个传统上已经存在的，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广泛使用的“华语”应该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再换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因为受社会、文化、历史等影响，不同的社区必然会出现变异形式；同时，语言诸要素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社区）、时间的发展速度不一样，这样也会导致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语言同义形式存在的本身就在于其差异性。语言符号的同一性和示差性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如果没有同一性和示差性的矛盾，“华语”将只是“汉语”或“汉语普通话”的又一表达方式。而事实是，“华语”一词在进入我们的语言系统以后，就和“汉语”展开了竞争。语言的竞争实质上是使用者的竞争。从上面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这种竞争是从年轻一代开始的。目前，“华语”和“汉语”在定语位置上的竞争已趋白热化。从表面看，“华语”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因为从语言总是属于年轻一代的角度看，“华语”已经大占优势；但从另一个角度，即语言惯性的角度看，这个情况还将继续下去。“汉语学习”等相关组合中“汉语”占绝对优势的现象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为什么竞争从定语开始。在“华语”取代“汉语”的过程是逐步进行的。“华语”作为一个区别性粘合定语，在交际中就是要凸现差异。使用“华语～”的群体应当以“时尚族”居多。不需要改变中心词语，只要改变它的修饰成分，就能标识自己的群体身份，何乐而不为？从语言的角度看，“华语”目前尚未有精确的概念，用作定语表示“具有某种属性的”，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华语”的这种用法可能还跟 “国语”在中国大陆的“复活”有关。如前所说，国语只是普通话的旧称。然而，就在我们不停地在抱怨“东南风”、抱怨粤语北上的时候，“国语”一词也回到了中国大陆。它在“～歌曲、～电视剧”等中复活了。“国语”的复活显然是为了和“粤语~”相对。但是这种区分是很受限制的，它显然不能为中国以外的华人社会所接受，这种情况下“华语”乘虚而入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作宾语不用“华语”用“汉语”也可能与语法结构没有关系，因为表二的现象可能和表一中“汉语”占优势的情况一致，即二者都跟语言学习和使用有关，后者只是前者现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在调查中把二者区分开，是因为原始语料中发现作宾语用“汉语”，作定语用“华语”。当然，也许真的有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语法上的关系。
目前国际国内正式使用“华语”名称的情况很多，就电台来说就有伊朗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澳洲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等等。下面两则报道来自1995年的《人民日报》：
本报北京１０月２６日讯 记者武侠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语世界》（即第六套节目）将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１日在北京正式开播，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为海外华侨、华人服务的华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８０年代开始同境外一些华语广播电台建立了合作关系；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中央台同境外华语电台的节目交流和人员往来日趋增多。这次“华语广播交流与合作研讨会”，将进一步增进中央电台同各华语电台的了解和沟通。拓展交流的渠道和方式，建立更加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与之相关的还有“华文～”，例如：华文文学（好像没有“中文文学、汉语文学、汉文文学”之类）、华文学院、华文学校、华文书籍、华文报刊、华文教育、华文出版社、华文写作、华文教师、华文网站。
五、华语的定义及相关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华语”这一名称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既符合命名传统，又有历史基础，更有现实的需求。接下来讨论定义及相关问题。
除了把“华语”解释为海外华人社会的共同语的狭义定义外，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广义的“华语”问题，在揭示其内涵、明确其外延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
（1）“华语”——华人的共同语。（陈重瑜，1986）
（2）……应解释为“汉语在海外的通称”之类……（田惠刚，1994）
（3）“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周有光，1995）
（4）我们的意见是:把目前统称的普通话以及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统称为“国语”,把中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统称为“华语”或是“中国语”……（丁安仪、郭英剑、赵云龙，2000）
（5）“华语”则可简单的定义为“华人的共同语”，或复杂的定义为“接受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及不具备中国人身份但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后裔的共同语”，或更复杂的定义为“接受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及不具备中国人身份但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后裔的共同语，其语音以中国大陆普通话或台湾国语为标准，其书写文字以简体或繁体汉字为标准”。（张从兴，2003）
上述定义中，（2）显然不合适，海外的粤语、闽语、客家话都是汉语，但它们显然不是“华语”，（4）的定义的欠妥张从兴（2003）已经指出，这里不论。（1）（3）和（5）中的简单定义大体一致，这几个定义是准确的。（5）中的复杂定义可以作为对简单定义的阐释，其定义中的“双重标准”问题似乎也需要重新考虑。由于华语的大本营在中国，普通话作为标准已是大势所趋。因此，综合起来，我们认为可以给华语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
华语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
按照我们的定义，“华语”这个名称有不少好处。陈重瑜（1986）指出了“华语”一词表达功能、历史渊源、涵盖面和精确性、超地缘以及逐渐扩散的普遍性5个方面的优越性，认为应该给华语一个法定的名称。
然而，从现实和前景看，“华语”不大可能完全取代“汉语”。除本文第四部分所举《人民日报》的两个例子外，请再看下面的例子：
星空传媒集团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当代华语电影片库，收集逾千部汉语（包括粤语）影片，并已同多家优秀的汉语制片商、以及众多好莱坞大制片集团商签约长期订购影片。
“华语”也不等于“中文”和“普通话”。侍建国（2003：14-15）详细分析了香港学校课程的“中文”和“普通话”概念与语言学意义上粤语和现代汉语的关系，指出普通话在香港只指它的语音形式。
尽管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还是应该进一步认识到确立“华语”地位的意义。
（1）有利于称谓，这是适用性上的考虑，它为全球使用和学习汉语的人提供一个统一的语言名称。否则中国称“汉语”，国外称“华语”，人为地把同一种语言分开，增加很多烦恼。例如在谈到海外华人社会汉语教学时就不得不时而“汉语”，时而“华语”，有时还得反复交代它们中间的各种关系。
（2）有利于汉语传播和国际化。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正在升温，任何一个有华人社会的地方都可能成为汉语学习的基地。我们习惯上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称为对外汉语教学。目前这个称谓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除去不适合称呼国内少数民族汉语学习以外，对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开展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的名称也成了问题。改称“华语”以后，任何一个华人社会都可以有“对外（族）”的华语教学了。
（3）有利于华人的沟通和汉语的健康发展。汉语已经是世界性的语言，不再为中国所独有。汉语的发展也不再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全世界的华人都在为汉语的发展作出贡献。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各地汉语已经出现了各种变异形式。把华语定义为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有利于承认各地的变异形式，积极开展协调工作。有利于对多样性的认可。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要考虑。例如，台湾当局决定取消“国语”的讲法，以此配合它的“去中国化”。我们明确“华语”的地位，有利于反对“语言台独”。
当然，在目前无法统一名称的客观现实面前，把正式名称和俗称分开，采用中国传统上“各称各叫”的做法，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从长远计，我们必须树立统一名称的意识。我们建议有关部门或机构：
（1）给“华语”一个正式定义，各种工具书亦应据此对“华语”等相关名称作出统一的解释；
（2）在涉及跨境汉语的场所，尽可能采用“华语”一词；
（3）应该针对华语问题积极组织编写全球性的华语词典，积极开展各地华语间的协调工作（郭熙，2002）。
参考文献
陈重瑜（1986）《“华语”——华人的共同语》，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21期）。
丁安仪、郭英剑、赵云龙（2000）《应该怎样称呼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郭熙（2002）《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见《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何容（1974）《国语日报辞典》，国语日报出版社。
侍建国（2003）《普通话语音》，语文教育荣誉学识课程“现代汉语”用书，香港教育学院。
田惠刚（1994）《海外华语与现代汉语的异同》，见《湖北大学学报》第4期
汤志祥(2001)《当代汉语社区词汇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复旦大学出版社。
佟永功、关嘉禄 1995《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探析》，见《满族研究》第2期。
汪惠迪（1984）《新加坡华语，走自己的路！——读卢绍昌先生<华语论集>》，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16期。
汪惠迪（1999）《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联邦出版社（新加坡）。
张从兴（2003）《华人、华语的定义问题》，见《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4期。
郑敏《汉民族共同语的称谓》，见《寻根》第5期 。
钟天祥（2003）《“阿里峇峇”遭遇“阿里巴巴”》，《联合早报?》2002年12月23?日。
周有光（1995）《语文闲谈》（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其他相关词典和古代文献已见正文，从略。
（郭熙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5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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