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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的命运评说当代儿童读经

摘要：《小学》是朱熹所编的一部传统蒙学读本，在过去虽然影响极大，但它的内容不易为儿童所理解，形式又不适合儿童诵读，使得它难以应用于启蒙的课堂。《小学》这种尴尬的命运，对我们今天的读经倡导具有启示意义：学习的内容应该切合儿童生活的实际，学习应该顺应儿童的兴趣和爱好。

关键词：《小学》；朱熹；儿童读经

《小学》在淳熙十四年（1187）成书之后，对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和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本人就对这部书偏爱有加，他曾说：“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那个是做人底样子。” ^{［1］（22）}当一些“磋过”小学教育的成人向他请教时，他也建议读《小学》，以“补填前日欠缺”，从而“栽种后来根株”。他的学生大都遵其所教，在《小学》上颇为用力，《朱子语类》中有很多他们师生讨论《小学》的记载。

历代学者对于《小学》，更是“尊若六经”，推崇有加。元代著名学者许衡，在给自己儿子的信中这样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得，他书虽不治，无憾也。我生平长处，在信此数书。汝当继我长处，笃信而好之也。” ^{［1］（26）}明代著名学者章懋，强调要将《小学》熟读玩味，字字句句，都要考究清楚，除了使其道理贯彻于胸中，还要身体而力行。即便已经考中了进士的人向他请教“为学之方”时，他的意见是依然要读《小学》。清代学者张伯行，更是把《小学》和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等同看待：“孔子以前，大学未有书，自孔子作之，而入德之门在是矣。朱子以前，小学未有书，自朱子述之，而做人样子在是矣。” ^［1］在他看来，读孔子之书，应该以《大学》为统宗；而读朱熹的书，则应该以《小学》为基本。他所辑录的《小学辑说》，辑录宋元明清四朝18家68则有关小学的论述，其中大都是对《小学》的颂赞溢美之词。

元明清三代政府也十分推尊此书。明朝初年，“高后尝命女史诵而听之，既而奏曰：‘《小学》书言易晓，事易行，于人道无所不备，真圣人之教法。”建议明太祖朱元璋推广此书。朱元璋如其所言，令亲王、驸马、太学生讲读。“由是内而京师，外而郡邑，莫不家藏人诵，而圣贤之教，复明于天下矣。” ^{［1］（26）}清朝政府在《十三经》和《四书》之外，对《小学》最为推重。“凡童生入学，复试论题，务用《小学》，著在律令。” ^{［3］（13）}明确规定童生入学考试要用《小学》。

尽管朱熹自己偏爱，历代士人推崇，统治者提倡，但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所说，对于启蒙教育来说，《小学》有几个致命的问题。“今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则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多引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 ^{［1］（6）}李?b也批评《小学》一书，内容关乎天道性命、亲迎觐朝以至居相告老之事，都不是儿童切近的事情，远离了蒙童生活的实际。

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律令“徒为具文”，在启蒙的课堂上，《小学》不免“多废”的命运。龙启瑞在强调国家明文规定童生入学要考试《小学》之后紧接着说：“乃行之既久，或徒为具文，承学之士，束书不观。然则古昔养正作圣之方，与圣天子造就人之意，胥于是而不可见。” ^{［3］（13）}一方面是著在律令，要求考试用此书，另一方面是把律令视为“具文”，并不具体落实；一方面是对此书敬信如神明，另一方面又是束书不观。在旧时，它主要流行在学者的书斋里，而在启蒙的学堂中影响十分有限；主要为士人所称颂，而不为蒙童所接受。

《小学》这样一种尴尬的命运，对我们今天儿童读经的倡导，具有警示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儿童学习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学习的内容要切合儿童生活的实际

教育的内容，只有切合儿童生活的实际，才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它才能把学生引进教育的过程。也只有贴近生活实际的学习，才能使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相印证，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由于儿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小学阶段的教育，应该主要围绕生活中具体的事情来展开，远绝深奥、抽象的“理”。传统的启蒙教育注意到了这一点，朱熹自己就一再强调，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 ^{［1］（14）}如“礼”“乐”“射”“御”“书”“数”之技艺、日常生活中“孝”“弟”“忠”“信”之事。在他看来，小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小学，主要不在于学生年龄小，更主要在于与这种较少的年龄相适应，教的都是一些浅显、具体而微的事情。而且，小学阶段要摒绝理，不过问理，只是学事。如果不切实际，不顾蒙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教一些超越于事之上的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所以，朱熹特别强调，“天命，非所以教小儿。” ^{［1］（14）}即使说义理，也只能说一个大概，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深入，并且要和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情结合起来解说。

朱熹把小学教育的内容，严格限定在具体的事情上，可他为实施小学教育编写的《小学》一书，并没有限制在“童幼事”的范围之内。《小学》完全是选录现成的文献编成的。全书6卷，凡分内外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和《稽古》，以选录儒家经书为主，“萃十三经之精华”。外篇则有《嘉言》和《善行》，辑录历代贤德之士的嘉言和善行，“采十七史之领要”。明代学者薛?u在论及《小学》一书的结构时说：“朱子《小学》一书，理与事而已。”内篇的《立教》、《明伦》和《敬身》，说的是道理，《稽古》则举的是具体事例；外篇的《嘉言》说的是道理，《善行》则讲的是具体事情。“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贯之，其《小学》之书乎？” ^{［1］（26）}由此可见，“朱子《小学》一书，详于义理。” ^{［4］（788）} “理”或“义理”在《小学》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这种超越儿童生活实际和认识能力，奢谈“天道性命”的“郛廓”之理，正是导致《小学》“多废”的重要原因。陆世仪所指出的《小学》问题，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主敬，“多穷理之事”，超出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范畴。二是主要内容都辑录自《四书五经》，求全责备，叠床架屋，多有重复。三是其中的内容，都是夏、商、周三代时的礼节，与宋代的风俗相去甚远，违背了朱熹自己以“眼前事”加以说明的原则。这三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远离儿童生活的实际。清康熙时的学者李?b，也批评《小学》一书“殊郛廓。天道性命，上达也；亲迎觐朝，年及壮强者也，以至居相告老诸抚，皆非童幼事，且何分于大学焉？” ^［5］他论定这种远离蒙童生活实际的做法，超越儿童认识能力的内容，施之于儿童，“将以误学术也”，会有害于教育事业，不利于蒙童的成长，为此他另编了《小学稽业》。

现代倡导读经的人士主张，要利用儿童期的记忆力，记下一些永恒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与儿童的生活是否有关联，无论这些东西孩子是否理解，更不论这些东西儿童是否喜欢。他们要求儿童熟读背诵，并相信现在所学的内容，能为将来进入社会后所用；虽然与现实的生活没有关系，将来总有一天用得着。《小学》的命运告诉我们，不与儿童的生活实际相切合，不尊重儿童的认知特点，在启蒙的课堂上就不会有市场。不为儿童接受的东西，即使有再高的价值，也不应施之于儿童。即使生硬地向儿童灌输了，也是不能持久的；即使儿童一时记住了，也是易忘的。不错，儿童的生活和学习需要引导，需要家长和全社会去设计，而不能完全放任让毫无自主能力的儿童去选择。但这种引导与设计应是在尊重儿童天性前提下的引导和设计，而绝不是扭曲孩子的天性强使就范。教育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兴趣和爱好，否则只会禁锢儿童的世界，戕害儿童的灵性，使儿童失去自身成长的根基。

我们不反对读经，但不主张儿童过早读经，特别是狭义的儒家经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抛弃成人本位的教育观念，不以成人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和规划儿童的生活，暂时把经书从儿童面前移开。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耐心，等到孩子大一些后、理解能力增强了，再让他们读经。实际上，古代15岁之前主要接受启蒙教育，以集中识字和学习一些文化知识、接受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15岁之后再开始学习儒家经典，走上科举备考之路。这种做法，依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二、学习应该顺应儿童的兴趣和爱好

我国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启蒙教材，都是用韵语和对偶的形式编成的。这样的读物，或四字一句，或七字一句，文字简洁，形式整齐。特别是合辙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人们喜闻乐道，儿童也有兴趣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声律发蒙》和《幼学琼林》等无不如此。极个别的读物如《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之类，虽然是用散文写成的，但都非常简短，少者一、二十个字，多者也不过百余字，而且配有图画，通篇讲述故事，能引起儿童的兴味，为儿童所接受。这些特点使得它们流传千古，长盛不衰，成为我国传统启蒙教育中重要的遗产。

《小学》之所以为儿童所拒绝，就是因为它违背了这样的原则。《小学》内篇《立教》13章、《明伦》117章、《敬身》46章和《稽古》47章，外篇则有《嘉言》90章和《善行》81章，完全是辑录以前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而成的。“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门圣贤为教为学之遗意，参以《曲礼》《少仪》《弟子职》诸篇，辑为《小学》之书四卷。” ^{［1］（2）}这些古代的文献，离宋代已远，其中的很多内容（如古代礼俗）是后来的人尤其是儿童难以理解的。这些古代文献的文字古奥，儿童认识和理解都有很大的困难。最令人头疼的是，它没有韵语，没有偶句，诘屈聱牙的语句，不谐唇吻，不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引不起儿童的阅读兴趣。

《小学》这样的编写形式，不适应儿童的阅读特点，引不起儿童的阅读兴趣，这是对它高度赞赏的人也不否认的。陆世仪就曾批评《小学》文字古奥，语句长短不齐，颇棘唇吻，既不便于读，更不适合诵。另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对《小学》直接批评，但通过各种方式，如，注解、论说、改编（尤其是改编为韵语）、节录、图画等形式，力图将它通俗化、简明化，使它适应蒙童的兴趣和爱好。早在明朝弘治年间，一位日本学者就这样说：“夫是书之疏释，予以所尝得者与宋元以来诸家著录考之，得其目殆七十余家焉。” ^［6］在这之后，同类著作依然不断出现，如，《小学诗》《小学韵语》。这种一再改编的情形，既说明了《小学》的重要，也说明了这部启蒙教材不为蒙童所接受的实情。

现在读经名义下的所谓经典，有多种类型。除了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和传统的启蒙读本之外，最主要的是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五经”。当代提倡读经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提及这几部经书的。一些倡导读经的人士，最力荐的正是这几部经书。例如，在阳明精舍山长蒋庆看来，中华文化经典是由孔子整理编定的、由诸大儒阐发撰述的、被历代中国人公认享有神圣性与权威性的、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课本教材的儒家文献。他甚至认为，传统蒙学用书和唐诗宋词，应放在读经之余诵习，反对将它们列入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之中。另一位读经的倡导者台中师范学院语文教育系教授王财贵则主张，儿童读经应该跳过传统的蒙学读本，跳过唐诗宋词，跳过古文，跳过诸子百家，从一开始就读“四书五经”。蒋庆和王财贵倡导所读的经，恰恰是《小学》取材的范围。如前所述，这是儿童所不能接受、尤其是没有兴趣接受的内容。在旧时行不通，在现代社会实行起来困难更大。

对于这些经典，读经倡导者提供的学习方法是背诵。蒋庆就明确指出，蒙学教育就是背诵教育；王财贵则认为，记忆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唯有趁现在死背多了，将来才能活用。读经的倡导者理直气壮地宣称，儿童最擅长的就是记忆，而最不擅长的就是理解，提倡儿童读经，恰恰是对儿童这一特质的尊重。所以，该死背的时候，就必须死背，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背诵。我们不否认，记忆和背诵是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学习过程中的记诵对知识的积累、心性的陶养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单纯地死记硬背而全然忽视理解，那就应验了批评者所说的食古不化，只是用古代的经典来占据儿童的大脑，束缚儿童的想象力，湮没儿童的灵性。更重要的是，记忆和背诵要有适合记诵的材料。像儒家经典和《小学》之类，读起来尚且困难的内容是不适合背诵的。只有那些“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映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 ^{［7］（77）}的偶句和韵语才是合适的背诵材料。

传统的儒家经典，产生于我们民族文化奠基的“轴心时代”，离我们现代已经有了2500年的距离。时过境迁之后，其中佶屈聱牙的文字、晦涩艰深的义理，即便是专门的研究者也很难理解，更不必说年幼的儿童。所以，就连在经典具有至高无上地位、全社会读经的旧时，也没有要求儿童读经，而是明智地将读经滞后。古人把启蒙教育和读经教育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将它们分属于小学和大学的范畴，并把从事启蒙教育的老师称为蒙师，教授儒家经典的老师则被称之为经师。古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活动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不要过早读经。这同样是一个悠远而值得我们珍视的传统，如同经典本身一样值得我们珍视。

参考文献：

［1］徐梓，王雪梅.蒙学要义［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2］张伯行.小学集解原序［A］.张伯行小学集解［C］.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首.

［3］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二［M］.京师：光绪四年（1878）刻本.

［4］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李?b.小学稽业序［A］.李?b小学稽业［C］.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首.

［6］〔日〕大草公明.小学旨意存是序［A］.［日］大草公明.小学旨意存是［C］.日本：困勉斋刻本.卷首.

［7］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