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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转型期社会分层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困境

摘要：社会分层带来的社会地位竞争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因。而转型期我国社会分层模式又是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面临困境的社会根源。这主要是指，当前我国社会分层中官员地位居高、直接分层依据从无形资产向有形资产转变、学历社会分层功能的强化以及社会分层中的封闭性，给职业技术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
    关键词：社会分层；职业技术教育；负面影响；困境
   

    当前职业技术院校普遍面临着生源数量不足、质量下降的问题，甚至有些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因生源不足，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究其原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扩招，抢占了职业教育的生源市场；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猛增，加剧了相互之间的竞争；职业技术院校本身教育教学存在问题，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等等。

从直接的角度来看，上述诸方面确实是造成职业技术院校普遍出现困境的原因。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普通高等教育何以受到求学者如此的青睐?即使高校扩招规模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指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也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为何现阶段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却出现了生存危机?这些问题不只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寻根究源，转型期我国社会分层中的某些因素对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现行社会分层模式是目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困境的社会根源。
    一、社会分层所带来的社会地位竞争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因
    分层指社会成员之间的层化现象，是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体系。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分层就客观存在，具有普遍性。稀缺的普遍性使社会成员个体或集团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可能是均等的。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分层包含通常所说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两个方面。前者指社会阶层体系的构成要素及相互之间的排列组合关系。一个社会的分层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蕴涵着社会流动的动态平衡。社会流动指社会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分层中所处位置的升降。追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处境是正常社会个体或群体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表现之一即是寻求社会地位的升级。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社会地位的表征指标、社会流动的方式和途径自然成为人们行为取舍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是多元的，暴力、政治背景都在其中，考察社会分层模式变迁的历史，教育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学者在具体分析社会分层、描述社会地位时所选取的指标体系不尽一致，但多数学者都把教育列入其中。社会学家沃勒(W.L.Warner)提出的由六个方面构成的描述社会地位的指标体系 (Index Of Status Characteristics，简称ISC)中，教育则是其一；①1967年布劳和邓肯对美国社会的职业结构与职业流动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教育程度；②以工业化、现代化、科技化为背景的社会分层的重要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认为教育和职业在社会地位的获得中居于中心地位。③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封建社会就体现得十分明显。科举制度既衡量人们在教育阶梯中的等级地位，又与权力、财产的等级地位合而为一，共同构成当时社会阶层地位划分的标准，同时也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主渠道。我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使得教育再次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和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当教育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时，它理所当然会受到重视。以美国社会学家科林斯为代表的教育发展的社会地位竞争理论指出，当教育和文凭与社会中的权力与地位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时，教育扩张与发展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各个群体之间争夺地位和声望的竞争，社会的教育需求并不都是源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社会成员为了改善和维护各自的地位，总是力求使自己及其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这样，即使社会中所需的某类人才已经足够，但只要是这类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和流动中发挥重要影响，社会的相应教育需求还会不断增长。社会地位竞争的需要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④但在社会地位竞争导致的教育发展中，并不是所有教育内容、教育层次和类型都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依据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实际功效，不同性质的教育内容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的社会需求和投入出现差异。当教育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时，与之相应，社会分层模式也会作为重要因素直接影响教育的发展。周作宇先生从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角度透视应试现象，指出社会分层是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如果对应试的社会根源不加分析，难于找到问题的症结。⑤笔者认为，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之所以现阶段普遍出现发展困境，其社会根源亦在于现行社会分层模式。
    二、转型期导致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困境的社会分层因素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制度转型期，社会分层研究成为近几年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对于社会转型的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研究而言，博兰尼(Karl Polanyi)所提出的“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和“互惠经济”逐渐成为越来越有影响和一定概括力的分类框架。这种理论传统深深影响了对于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研究。“但在现实的社会运行之中，由于制度安排的相对独立性，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不仅受到经济机制逻辑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政治、社会、群体利益、文化以及传统等各种逻辑的影响，社会分层模式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⑥转型社会中社会分层的规律有待深入研究，但在我国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层呈现出某些特征。对此，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概括。本文吸纳有关研究成果，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分层中的某些因素给职业技术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官员”阶层社会地位居高，助长了“官本位”思想
    我国建国后，建立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撒列尼(Szelenyi)所指的“再分配体制”的社会分层模式。国家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重要稀缺资源 (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就业和得到权力、声望的机会)，并构筑了一套组织框架，向社会成员进行稀缺资源的再分配。这种分层模式的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成为最重要的分层机制。国家和社会管理机关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因直接行使国家政治权力，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1956年，国务院就是以干部级别和工资分层的标准为模本对其他机构、团体和社会体系做了等级分层。这种以干部分层级别作为全社会分层基础的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后，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分层制度。这种体制强化了“官本位”。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原来拥有再分配权力的阶层其地位将发生何种变化，有不同的理论观点。以Victor Nee为代表的“市场过渡”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机制和市场经济机制、再分配权力和市场权力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当由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将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资源分配机制和机会结构，再分配权力将受到削弱，原有再分配者的地位下降。与之相左，以罗纳一塔斯(Akos Rona-Tas)、沃尔德(Andrew G .Walder)、林南为代表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市场过渡理论”的“再分配——市场”二分法框架，事实上是一种“理想类型”。现实社会中，当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市场机制的引入确实改变了社会的机会结构和结构化机制的状况，但市场权力并非取代了原有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会适应经济机制的变化，使其影响依然延续下来，再分配者的阶层地位不会下降。我国的制度转型是国家主导的渐进式改革，“当我们说中国的制度转型是国家主导型时，用社会分层的语言来说，即是由那些在社会中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所推动的，并且力争对这种转型过程实施有力的控制。因此，他们在这种转型中，具有相当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力，在由再分配权力向市场权力的转变中保持着优势。他们可以借助于原有的社会网络所带来的信息优势，借助于过去所掌握的资源优势，在适当的时机加入到市场化的进程中，并继续推动市场化的发展。市场化的发展使得他们保持所掌握的各种资本以及代际间的传递更加稳定。”⑦孙立平先生认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分层的基本背景是资源的重新积聚，并具体分析了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优势群体的财富聚敛过程。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对我国社会阶层划分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社会群体和个人占有“组织资源”的状况，这里的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和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与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在他们提出的五大社会等级中，高层领导干部和中低层领导干部分别处于社会的上层和中上层。在有关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的实证调查中，被调查者也普遍认为，党政机关干部的社会地位是高的。⑨
   

 官员的地位居高使“从政之路”有强大的吸引力。原有的干部选拔制度主要通过三种途径选拔：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干部转业和选拔各领域基层工作积极分子。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少、就业后的升迁流动和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的社会情景中，中等专业学校因其就学时间短、投入成本低而受到欢迎，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上中专曾是许多学生及其家长的首选。随着我国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推进，1994年，我国全面推广公务员制度，到2000年建立起了一律公开的标准化的公务员招考制度。参加公务员考试是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主渠道。公务员职业的前景和稳定性使报考人数连年攀升，报考者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低学历者录取的机率极低。2002年有62311人报名参加国家机关4800个公务员职位的招考。其中，本科以上学历者占94.0％(博土占1.2％，硕士占 12.9％)，具有大专以下学历者仅占6.0％。⑩“从政”可能性的锐降是导致部分求学者不愿到职业技术院校学习的重要原因，有相当数量的家长不支持子女报考职业技术院校，就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
    (二)阶层划分直接依据从无形资产向有形资产转变，社会过分关注现实经济收益
    有形资产主要指金钱和财产。无形资产是指不能直接用金钱和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变为有形资产的资源，如权力、声望和社会关系网络。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是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立的身份来进行社会分层的。如户籍制度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身份和地位不同的社会阶层；人事编制制度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身份和地位不同的社会阶层；国家整合制度把城镇社区划分为地位、资源和声望相异的“单位”。从直接意义来看，身份是无形资产 (当然这种无形资产会带来有形资产)。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身份的实质意义逐渐丧失，依据原有的身份划分阶层，不能准确反映社会成员实际的生活状况和相对社会位置。拥有相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之间实际拥有的社会资源存在相当的差异，实际社会地位随之不同。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和现代社会分层的理论，有形资产成为目前我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对我国当前社会阶层划分的另一重要标准即是经济资源，“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也主要以经济利益为主要指标划分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重要性的提升，使人们普遍关注社会活动的经济收益。教育会给受教育者带来经济收益已经为教育经济学研究所证实，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教育不能直接给个人带来经济收益，它要通过某种中介来转化。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这一中介就是学历和文凭。当前，职业技术教育文凭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刘精明先生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准在改革过程中经历了由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再向正规高等教育逐步强化的过程。”当初，在身份社会中，人们为了维持和改变自身及子女的身份竞相进入技工、中专、高职院校。目前，进入职业技术院校，可能会空获一纸文凭，现实的经济收益不大。在成本与收益计算的驱动下，某些求学者放弃了进入职业技术院校学习的机会。
    (三)学历主义盛行，文凭的排斥性封闭作用和社会分层功能突出
    学历说明一个人接受了何种程度和类型的知识、技能的训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预示将来发展的趋向和潜力。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社会越来越重视教育的作用，用人单位也越来越关注求职者的受教育程度。但是，在实际的社会中，对教育、对人才的重视出现了学历主义的偏向。
    学历主义（Qualification或Cerdentialism)指以学历为主体或主旨，社会评价个体、给予个体待遇的标准，不是个体的实力、能力和努力，而是过分重视形式上的学历。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机会时，学历比其他因素具有决定作用，社会和个体以追求学历为目标。在世界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有类似现象。多尔1976年的《文凭病——教育、资格与发展》中曾分析过这种现象。(12)我国就业市场上“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专科生免谈”等招聘条款就是这种文凭主义的具体体现。文凭不仅是进入某个职业领域的“敲门砖”，而且直接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升迁流动挂钩。文凭排斥封闭功能的强化，使社会成员普遍有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愿望。职业技术教育学历的贬值，学生继续深造的机会较少，也是影。向职业技术教育生源和其教育教学质量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分层虽日益开放，但仍有相当的封闭性
    关于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分层的开放程度和发展趋势，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主要依据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社会阶层的变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逐步走向开放。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社会分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开放程度并未提高，甚至有逐步封闭的趋势。(13)本文认为，我国的社会分层虽呈现出逐步开放的趋势，但仍有相当的封闭性。
    表现之一是职业获得中以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为指标的先赋因素所占的比重大。在社会声誉和经济收入较高的职业，如公务员、电力和交通等垄断行业职位的获得中上述因素相当重要(占 41.0％)；在专业技能要求较低的职业，如商业服务员、工人，上述因素在职业获得中也比较重要(分别占32.1％和26.3％)。在中西部地区其重要性更为突出。(14)职业获得中学历主义盛行，先赋因素又如此重要。基于上述考虑，部分求学者如果不能进入他们向往的院校，就选择“中断学业，转而就业”。
    表现之二是社会流动也呈现一定的封闭性。与教育选择直接相关的是初次就业的职业地位对今后阶层地位的影响。1967年，布劳和邓肯研究美国职业结构和职业流动时就指出，影响个人阶层地位的第二位的因素是初次就业的职业地位。(15)我国的有关调查也显示，初次职业地位与日后的阶层地位密切相关。”持有职业技术教育文凭难以找到理想的初次就业岗位，  日后的职业流动范围会受到限制，挫伤了希望借助日后流动改变职业的人员选择职业技术教育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社会分层中的某些因素对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尽管绝大多数的家庭具有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经济能力，但因为缺乏需求欲望，不能形成实际的教育享有行为。从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不愿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可能是非理性的选择，但确是社会成员的普遍现实选择。社会分层是推动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当我们期待着社会分层机制更加符合现代化社会的要求时，职业技术教育惟有不断改革完善，以优质的教育服务去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注  释]
①黄颂．战后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地位和多维社会分层的若干观点[J]．钦州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6)．
②(15)伊恩?罗伯逊．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③Erikoson, R and J. Goldthorpe,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5.
④Christopher J. Hun.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Schooling , Allyn and Bacon, Inc, 1985.95.⑤周作宇．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
⑥⑦李路路.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模式变迁[J]．江海学刊，2002，(5)．
⑧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90年代中国社会分层基本背景[J]．科学决策，2002，(3)．
⑨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⑩柯建刚．国家公务员——职位、竞争上岗、素质、行情看涨[J]．中国公务员，2002，(3)．
(11)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
(12)Ronald Dore. The Diploma Diseas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6.
(13)(14)苗兴状．开放与封闭：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展趋势探索[J]．开放时代，2001，(5)．
(16)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