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定位问题辨析
摘 要：高等学校的定位问题是高等教育在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趋同和攀升。适度的趋同和攀升对于培育高等教育市场和提高高校办学效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问题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政府应当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措施，改革政府与高校的隶属关系，引导高校科学定位。
关键词：高等学校；定位；政府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学校的定位意识逐渐增强，特别是高校合并、扩招后，高校定位已成为高校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当前我国高校定位出现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办学类型的趋同与办学层次的攀升。
在办学类型上，普通高校都要办成综合性、多科型、学术性的大学；在办学层次上，都要办成本科、硕士、博士一体化，国(省)内一流、世界(中国)知名的高水平大学。高校定位的趋同与攀升具体表现为：你有30个专业，我要办40个；你有1000亩校园，我要有2000亩；你有30个硕土学位点，我要有40个；你有硕士点，我要有博士点；你有30个博士点，我要有40个；你有1亿科研经费，我要有2亿，等等。把高校间的趋同和攀升看作是一个问题，是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认识的。社会越发达，分层和分工就越精细。处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高校应该有分层和分工，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协同发展，在定位上体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但是高校定位的趋同和攀升有违社会发展规律，与我国正在实施的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背道而驰的。教育部把高校定位问题作为高等学校近几年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之一[1]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二、高校定位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对高校定位出现的问题，应该用辩证的方法作历史的分析和考察。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高等教育亦如此。处在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高等学校的发展定位是不一样的。在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高等学校数量很少，高等教育需求大大超过供给，学校的生存空间很大，对定位无需作过多的考虑，甚至不需要考虑定位，都能够发展得很好。在高等教育的成长阶段，高等学校数量发展很快，学校规模也迅速扩张，高等教育从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过渡，学校的生存空间变小，相互间的竞争加剧，学校必须考虑定位问题。在高等教育的成熟阶段，高等学校数量基本稳定，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学校之间的分化基本完成，学校的定位亦基本形成，绝大多数学校在适合于自身的层次上“安居乐业”。
一般认为美国高校的定位是较为成功的，其高校分为四大类：一是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占总数的 6％左右；二是授予硕士学位的高校，占总数的14％左右；三是授予学士学位的高校，占总数的30％左右；四是社区学院，占总数的50％左右。总体上看，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金字塔结构。美国高等教育尽管只有300多年历史，然而，美国是市场经济发育最成熟的国家，加上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遇，其高等教育得以以最快的速度渡过起步和成长阶段，成为世界上高等学校数量最多、高等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在总结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时，有学者认为，美国高校在发展之初的定位“不拘一格”保证了高校的个性化和多样化[2]。笔者认为，美国高校的个性化和多样化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不是高等教育的初始状况，大多数高校在发展之初的定位与今天的实际位置可能有天壤之别。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各高校在高等教育的成长阶段，其定位也会出现诸多问题，它们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调整定位，逐渐找到自身位置。近代高等教育起源于欧洲，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后来者居上，是因为美国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时至今日，美国各高校所处位置也只是相对稳定，部分学校仍在不断地变动，包括类型的转换和层次的演变，新学校的诞生和老学校的倒闭。没有转换、演变和生死交替，美国的高等教育就会失去活力，就不可能长期占据世界高等教育的制高点。
我国高等教育从西方移植而来，至今只100余年，除去中间的坎坷与曲折，真正发展的时间就更短。无论从规模、水平、结构还是从效益来看，我国高等教育都处在成长的初期，高等学校也在发展和分化，除了极少数学校的定位明确以外，绝大多数学校的定位在不断地变换和调整，因为发展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太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与整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关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立之中，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人才市场很不成熟，用人单位的人才高消费，加剧了高校定位的趋同和攀升；同时，高等教育的社会评价刚刚开始，以科研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为主要内容的评价体系对高校定位的趋同和攀升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高等学校的定位既受高校自身发展阶段的制约，又受高校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处在大发展、大分化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希望大多数学校在短时间内都能准确定位，或者定位出现了问题的高校希望政府能出面解决，由政府帮助各学校定准位置，那只能是理想，甚至是神话。高等学校定位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分析利弊，使其朝着有利于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方向转化。
三、“趋同”与“攀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人都知道，重复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冰箱、彩电、汽车等行业在上个世纪都经历过重复建设的热潮，近几年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领域的重复建设亦十分严重。多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重复建设问题，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不能搞重复建设和单纯扩大生产能力”，200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坚决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然而，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管理学上有一条定律：如果一个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说明这个问题有存在的合理性。在多数人批评重复建设，分析问题的原因及寻找解决策略时，有人提出，“有重复建设才有竞争[3]。支持这一论点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在1892—1928年的 30多年中，曾经有1500多家汽车制造公司，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家，经过激烈的竞争，到20世纪30年代末，汽车生产才基本上集中到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家公司。试想，如果没有众多公司的激烈竞争，这三家公司能成为享誉世界的汽车制造公司吗?由此可见，重复建设是市场经济必须付出的成本。有人甚至认为，“‘重复建设’是个伪命题[4]。
尽管高等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存在重大差异，高等教育市场远没有经济领域中的市场成熟和健全，但我国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用经济领域的观点分析高等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么，根据经济领域对重复建设的讨论，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高校的定位问题。从宏观上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学校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竞争，更谈不上有高等教育市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后，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高等教育市场逐渐形成和发育起来。建立和健全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需要各高校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竞争是市场的本质特征，而趋同是竞争的前提条件。高等学校定位中一定程度的趋同可导致学校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高等学校的分化，各自找到自身的位置；另一方面是促进高等教育市场的发育与成熟，包括市场规则的成熟和市场主体的理性化。可见，学校定位中适度的趋同对于高等教育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微观上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高校最大的问题是自主性不强，发展动力不足，办学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后，高校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各高校在校际比较中为自身定位，即所谓的攀比，目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校际相互攀比正是学校勇于开拓、积极向上的表现，当然，这里的攀比是有一定依据的，符合“摘桃子”理论。如果大多数高校仍然是面向政府等、靠、要，在定位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才是最可怕的，中国高等教育就没有希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成长中的高校以高于现实的目标为自身定位是无可非议的。为实现定位，高校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挖潜增效，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尽管竞争以后可能有一部分高校实现不了最初的定位，甚至有少数高校被淘汰，导致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更多的高校会因此得到超常规发展。综合分析，计算得失，高校定位中的攀比对于提高高等学校办学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四、高校定位与政府的宏观调控
“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经济领域中的重复建设之所以遭到那么多人的批评，是因为过度的重复建设确实带来惊人的资源浪费。高等学校的定位亦如此，如果各校自行其是，完全失去控制，其负面效应不仅会抵消上述的积极意义，还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因此，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趋利避害。
1．高校定位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处在自由市场经济时代，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时期，政府对市场采取不干预政策。美国汽车工业在世界上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和先发优势，但其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先发优势，按照自由竞争的方式是走不通的，既浪费不起资源，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但我们有后发优势，即吸取自由市场经济的教训，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发展我国的产业，尽可能地减少浪费。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两只手”共同作用，在微观领域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在宏观领域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调控。因此，对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重复建设问题政府不可以视而不见，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将重复建设降低到一定水平，既保持适度有序的竞争，又防止过度重复建设带来的浪费。可见，重复建设确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伪命题。
按照上述思路讨论高校定位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得到类似结论，即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是需要的，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适当超越现实的定位有利于高校竞争和高等教育市场的发育，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但高校之间的竞争又应该是适度的和有序的，高校定位过于趋同和无原则攀升必然导致无序竞争，最终损害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应该而且可能通过宏观调控影响和引导高校定位。
2．高校定位中政府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政府有多种手段调控高等学校，如政策法规手
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信息手段等，其中经济手段是最常用的，也是较为有效的手段。高校能否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竞争中获得的资源。高等教育不同于一般行业，政府投入占教育资源的绝大部分，高校竞争资源的首选目标是政府的投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政策对高校定位有着重要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211工程”、“985工程”，各省、市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等项目的实施过程，无一不是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谁赢得这些项目谁就能获得相当可观的资源。在项目评审中，政府领导和评委既要看学校的基本条件，又要看学校的发展势头，定位在发展势头中处于重要位置。定位高，说明学校上下精神状态好，积极向上，因而有利于争取立项。那么，学校迎合政府的需要做出自己的定位是必然的选择。由于国家和地方的高等教育建设项目基本上集中在高端，高校只有跻身金字塔的塔尖才可能赢得这些项目。不同层次高校最后的定位如果都是一个取向，必然导致趋同和攀升。
以获取政府资源为目的的学校定位，已成为宣传学校的一种手段、一种包装，其定位亦被异化。学校领导无需考虑以后如何实现自己的定位，只是为了赢得投资者的好感，这样的竞争当然是无序竞争，最终导致资源的浪费。[5]由此可见，目前高校定位的趋同和攀升并非真正意义上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政府导向的结果。那么，如此的趋同和攀升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还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政府应负主要责任。
3．政府分类分层投资，引导高校正确定位
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十几所甚至几十所高水平的大学，但这毕竟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部。同理，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最高层次的博土生教育也是完全需要的，但这也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部。高等教育是分类分层的，相应地，高等学校也是分类分层的，如何建设好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高等学校，如何促进高校抓好本专科教育，如何保证高校在各自的类型和层次中展开竞争，使其中最优秀的高校又能向高一层次提升，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资源配置的导向。
政府在运用经济手段分配高校资源时，应当遵循分类分层投资的原则，既要保证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上水平，又要保证以本科为主的高校集中精力抓好本科教育，以专科为主的职业高等学校集中精力抓好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
其实，教育主管部门早已认识到本专科教育的重要性，对目前学校定位的批评就是要求多数学校把重心转移到本专科教育上来。本科教学评价是教育部为保证高校抓好本科教育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被评学校对本科教学评价也有高度的重视，但由于评价结果与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没有实质性挂钩，教学型高校的质量无论有多高，政府的教育投入也没有相应的增加，相反，亮黄牌的学校还可以得到政府额外的投入；此外，评价结果在社会上的信息透明度不高，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很难通过本科教育质量得到提高，因而也难以吸引优秀生源和社会教育资源。由于抓本科教育难以形成特色和优势，因此很多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不得不向研究生教育攀升，且花大气力抓科学研究，以此赢得政府的投入和通过提高学校知名度赢得社会教育资源。要使本科教学评价真正落到实处，在学校定位中发挥作用，政府必须将评价结果与投入挂钩，对于本科教育质量优秀的学校，要有足够的投人，以此吸引同类学校把主要精力用在本科教学上；同时还要加大宣传力度，使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能选择这样的学校。
把本科就业率纳入高校评价是近年来教育部推出的新举措，这对于学校抓好本科教育质量，根据社会需要调整专业结构，抑制学校贪大求全的办学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措施中存在的问题与本科教学评价中的问题相同，即就业率评价没有与政府投入挂钩，对学校没有造成压力。可以设想，政府投入一旦与就业率挂钩，学校在专业设置和培养规格上就必须以人才市场为取向，满足市场需要，学校的专业特色在市场导向中才可能形成。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分类分层投资的原则就是要使每一个类别、每一个层次的高校认识到，只要做得好，都能获得政府足够的投入，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那么，在细分的高等教育市场中，高校定位的趋同和攀升就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既保持适度有序的竞争，又能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过度的趋同和攀升将被遏制。
五、改革政府与高校间的隶属关系
客观地说，目前学校定位一般是学校主要领导
对学校的定位，师生很少有机会参与，即使参与也是
走过场。由于主要领导是由上级任命的，那么他们对学校定位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学校全体师生员工负责。“假大空”、贪大求全的陋习在政府部门中仍有市场，“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在高校并不鲜见，学校领导为了反映自己的雄心壮志，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他们的定位只能高而不能低，否则就说明他们无能，辜负了组织的期望。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有一部分学校领导的定位是为了表现个人，是为了博得上级的首肯，那么，这种学校定位已经被异化。另外，由于定位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只对上级负责，学校师生很少关心定位是如何出台的，更不关心定位最终能否实现，结果多数学校的定位是以口号的形式出现，如高水平大学、国内一流、国内知名等，无人检验、无法检验也无需检验。显然，这里不能简单地批评学校校长或书记，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政府与学校的隶属关系。
改革政府与高校间的隶属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取消政府与高校的上下级关系。高校就是一个独立的办学实体，没有行政级别，学校在国家法律的规范下自主办学，校长在学校内民主产生，校长向全体师生员工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校长的罢免权在学校而不是在政府部门；政府对学校管理主要是宏观管理，用间接的手段调控学校的行为。取消政府与高校间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以后，学校定位就不仅是校长和少数几个领导的事情，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反映学校绝大多数师生的愿望，并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定位说到底就是目标管理，是目标的集中体现，应有中期与远期可检测性的指标，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学校没有实现定位，学校校长就应当被罢免或者引咎辞职。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学校才可能改变定位中的个人意志，增强民主性；改变定位的空洞与泛化，增强内容的可操作性，并在严密的监督之下保证定位落到实处。有了这样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在高校定位中还有哪位校长敢不切实际地趋同和攀升?
参考文献：
[1] 刘献君，等．大学发展定位问题笔谈[J]．高等教育研究，2003，(1)．
[2] 别敦荣．美国大学定位与个性化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3，(1)．
[3] 袁钢明．有重复建设才有竞争[J]．中国投资，2003，（11），
[4] 赵晓．“重复建设”是个伪命题[J]．中国投资，2003， (10)．
[5] 解飞厚，等，从高校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看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J]，吉林教育科学，19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