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五大悬念
金融危机的五大悬念
危机改变世界，1929年的大萧条不仅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崩溃，还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各国放弃金本位制，美国罗斯福开始新政，德国希特勒上台，危机间接导致了二次大战的发生……世界格局因之而变。
今天，我们再次处在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中，谁能率先走出危机？美元霸权是否因之终结？绿色经济能否成为新经济的增长点？发展中国家能否借机提高话语权？这场危机将会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
悬念之一：
谁是第一个走出经济衰退的大国?
孙立行 黄仁伟
2008年9月中下旬，最初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一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尽管各国政府通过联合大幅降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等手段，但未能有效阻止金融危机向消费、投资及就业等实体经济领域蔓延。
进入2009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明显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9年《世界经济展望》中称，全球经济2009年将负增长1.3%，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今年4月以来，各国股市普遍触底反弹，能源资源价格回暖，各国对全球经济好转的乐观情绪日渐升温。IMF也修正了自己的预期，认为全球经济9至10月将出现“拐点”。
无论悲观还是乐观，世界经济终将复苏毋庸置疑，那么，谁能成为第一个走向复苏的国家？
一、美欧日积重难返，复苏有待时日。
美、欧、日都不会成为带动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谷底的引擎。
这次全球经济衰退中，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同时跌入谷底，而且相互牵扯，任何一方都难以摆脱其余两方而单独走出低谷。
1.美国 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负增长6.2%，降幅为25年来之最；2009年一季度继续下滑6.1%。衰退的深度和广度均超出预期。
首先，就业状况大幅恶化。美国劳工部今年6月数据显示，失业率从4月份的8.9%升至5月份9.4%，为25年来的最高点。这个数据一出，白宫马上承认，对经济衰退的严重性低估了。
其次，传统制造业遭受打击。美国汽车业是20世纪美国工业的象征，相关就业岗位达到1330万个，每年新车销售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4%。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三大汽车巨头中的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相继于4月底和6月初被迫申请破产。其主要原因是销量下跌、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高居不下的劳动力成本导致盈利大幅减少，通用汽车破产对美国经济是沉重的一击。
其三，消费者信贷大幅萎缩。美国4月消费信贷创下历史第二大跌幅，减少157亿美元。这一数据显示，美国消费在短时间内将难以恢复。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美国消费者行为正在发生改变。4月份个人储蓄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为5.7%，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储蓄增加意味着消费开支的减少，还可能预示着美国的消费行为模式发生长远的变化。
其四，房贷市场仍危机四伏。美国房贷市场的动荡还远未结束。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仍居高不下，全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新拖欠的住房贷款总额至少1万亿美元。
此外，信用卡危机也在逼近美国。美国是公认的信用卡大国，仅2008年美国就发行7亿多张新信用卡，每人平均超过2张。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9000万个家庭的信用卡债务平均1万多美元，整个国家总计高达2.5万亿美元。随着美国失业率飙升，许多持卡人无力偿还欠款。美国银行业信用卡业务正面临创纪录的违约率水平。
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用于救市的2万多亿美元，对于制止危机几乎是杯水车薪。因此，美国经济不会最先走出低谷。
2.欧盟 这次金融危机虽然发端于美国，欧盟却是受到打击最重的发达经济体。预计2009年欧元区的GDP增长率将萎缩到-4 %。这种长期萧条的趋势是由欧盟的经济和金融结构决定的。
首先，欧盟属于“小国家、高福利、大银行”的发展模式，金融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2007年欧盟金融业、房地产及相关建筑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35%，远高于美国的25%、日本的22%和中国的15%。欧盟金融业陷入严重萎缩，决定了欧盟实体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摆脱衰退。
其次，美国是欧盟的最大出口目的国，美国需求低迷，欧盟对美出口势必大幅减少，这就使欧盟经济缺乏外部刺激的动力。德国2009年一季度出口额下跌9.7%，仅此一项就造成德国GDP下滑2.2%。
第三，欧盟内部协调的低效率决定了欧盟经济复苏需要更长的时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欧盟集体行动的难度明显增加。例如在救市行动中，法国提议欧盟27国建立一个3000亿欧元的泛欧金融救援基金，但因遭到德国反对，协议搁浅。至于欧盟新成员国和老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使那些受到打击最重的中欧国家陷入更困难的境地。
英国成为这次金融灾区的“重中之重”。权威机构认为，英国目前正处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英国2009年GDP将为－4.3%，失业率将达9.6%。英国约有一半出口面向欧元区国家，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衰退，使英伦三岛只得望海兴叹。
总之，欧盟经济很难较快走出低谷。
3.日本 日本在日元资产泡沫导致经济十年停滞之后，刚刚出现经济景气不到两年，又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再次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之中。目前日本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继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为-12.7%后，今年一季度增长率又为-14.2%。其经济萎缩程度远远超过美、欧。
日本经济再次衰退，首先是由于日本出口的大幅锐减。以本田汽车为例，今年1月的海外销量下滑了46.3%；公司纯利润则减少77.2%。出口企业的破产增多导致失业率上升、个人收入减少，日本消费疲软，物价走低，通缩风险加大。
同时，与日本的巨大产能相比，其国内市场狭小，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空间有限。过去10多年经济低迷，日元维持长期的零利率难以改变，货币政策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日本财政赤字已超过GDP的9%，政府负债将超过GDP的200%，是世界上债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此财政状况之下，日本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很有限，不可能提出大规模的振兴投资计划。
可见，日本走出经济低谷的时间要比美国和欧盟更长。
可以判断，美、欧、日都不会成为带动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谷底的引擎，它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谁最后掉在井底下还很难说。
二、新兴大国中谁能率先走出低谷？
“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巴西、印度过得也不轻松。
以“金砖四国”为主体的新兴大国在这次危机中显示出较强的自我增长能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带动者。即使如此，“金砖四国”也不是没有问题。
以出口能源和资源为重要增长点的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就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由于石油价格暴跌，预计2009年俄罗斯经济增长为负2%。此外，俄罗斯非常依赖欧洲资金，欧盟出现严重衰退，必然引起俄罗斯的资金链条中断和通货紧缩的危险。因此，俄罗斯要走出衰退有待于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盟经济的复苏。巴西情况虽然好一些，但是依靠能源和资源出口的特点，使巴西的情况与俄罗斯有些类似。
那么，四国中的印度是否能更快走出衰退的阴影呢？
印度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也受到较大冲击。印度2009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为5.8%，远低于2008年第一季度的8.6%。印度的财政年度增幅也降至7.1%，创6年来新低。虽然，印度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开始见效，但印度经济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软件服务业和国际融资曾经是印度经济的两大支柱，目前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两大“软肋”。
作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印度IT服务业的增长前景黯淡。印度IT公司的利润50%来自美国，华尔街30%的后台服务外包业务承包给印度。美国金融机构处境艰难，直接导致印度软件外包业的“寒冬”到来。
印度的海外融资较多集中在英美等国，金融危机使印度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印度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海外资金撤离导致印度股市下跌，使国内股市的融资也急剧减少。外资撤离还使印度的外汇储备减少，印度卢比兑美元贬值，影响到依赖进口的汽车、石油与天然气等行业。
总体上看，印度的经济结构使它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下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率，但是印度难以摆脱其“软肋”造成的滞后因素。
可以说，“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巴西、印度也过得不轻松，人们不得不把眼光再转向中国。
三、中国可能最先走出衰退的低谷吗？
中国可能在2009年保持住7%-8%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亮点。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具有尽早摆脱衰退阴影的综合优势，可能在2009年保持住7-8%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亮点。
自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以来，中国政府最早、也是最有力地推出一整套经济刺激计划。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及外汇政策等诸方面采取了积极灵活的应对举措，充分发挥政策“组合拳”的威力，有效遏制了实体经济下滑的势头。至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政府“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调控战略已开始见效。
从国家统计局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增速还没有恢复，但消费与投资呈现加速增长的势头。股市反弹、房市回暖、车市火爆等都已经超出预期，成为拉动经济回归增长快车道的重要因素。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
首先，中国的优势在于其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总量中排名第三位，其经济实力足以支撑中国在外部市场萎缩的背景下保持内生增长的动力。
其次，中国经济总体上是健康的。今年，我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虽然创历史新高，但占GDP的比重仍在3%的警戒线以内，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在20%左右，我国综合国力完全可以承受，总体上也是安全的。此外，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调控余地也很大。我国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依然在历史高位，下调的空间很大。利率也是如此，至少还有1个百分点的下调空间。
第三，加快中西部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实施，为中国开辟了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和内需增量。当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速和出口大幅下滑时，广大的中西部腹地依然保持着两位数增长的强劲势头。这是中国经济可以在2009年达到7%-8%增长率的主要来源。
第四，中国的金融体系保持稳定。2009年一季度，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只有2.04%，比2008年年底还下降了0.38个百分点。货币稳定、利率稳定、汇率稳定、金融稳定，这是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因此，大多数观察家比较明确的共识是：中国将有可能最早走出低谷、率先复苏。
悬念之二：
美元霸权地位能撼动吗？周 宇 黄仁伟
次贷危机发生后，有三个因素构成了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威胁。其一，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大和美联储直接购买国债的行为增加了美元贬值的风险；其二，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一些国家开始减持美元外汇储备和降低对美元结算货币的依赖；其三，欧元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以上因素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
一、 美元的霸权地位是否从未动摇过？
美元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是在危机后
仍有可能保持其世界货币地位。
要了解美元霸权地位的今天和明天，首先要知道它的昨天。
美国经济赶超英国的过程也就是美元取代英镑霸权的过程。1870年代，美国GDP总量超过英国；大约过了40年，到1910年代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但直到1944年，随着美国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头号经济大国，美元才成为可以与黄金等价的世界货币，这时候，美国GDP已经超过欧洲经济的总和。由此可见，美元的崛起要远远滞后于美国经济的崛起，从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大国到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货币，二者间隔约80年之久。
同理可推，货币霸权的衰落也晚于这个霸权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下降。例如，英镑地位的衰退远远晚于大英帝国的衰退，而且1920年代美元第一次超过英镑后，到1930年代又被英镑反超。这一滞后和反复现象一般起因于国际主导货币的惯性效应和网络效应，一种国际货币使用的越多，其网络越发达，使用该货币的益处就越大，其结果该货币就越普及，因为大部分国家对货币霸权具有适应性和利益相关性。
美国经济实力与美元实力的升降过程既是同步的，也是不同步的。20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极盛时期，美元的国际地位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明显下降，到1980年代，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也明显下降。但1990年代后期，尽管美国的全球经济份额没有大的变化，美国在高技术和信息网络领域的优势却使得美元国际地位重新回升。
主导货币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份额通常高于这个国家的全球经济份额。美国在20世纪40至50年代GDP占全球比重高达40%-50%，同一时期美元占国际储备货币的比重大约为80%-90%。21世纪初期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20%-30%，美元占全球储备资产的比重大约为60%-70%。二者之间大概保持了40个百分点的差距。
从100年来美元地位升降的历史进程来看，美元总体上维持其霸主货币的地位，但是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多次大幅贬值、多次动摇。一方面说明，这个世界货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成不变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元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危机后仍有可能保持其世界货币地位。
二、 如何看美元的短期波动与长期走势的关系？
总体上看，美元的大幅贬值似乎无法避免，
而且经济复苏的快慢将决定这一波贬值的时间长短。
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实力变化是美元走势的决定性因素；就短期而言，美元汇率变动是影响美元波动的主要因素。
最近几十年，美国经济在全球的份额逐步下降但相对稳定。从1980年到2007年的近30年中，按名义汇率计算的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从30%下降到25%，然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国GDP大体上维持在世界经济总量的20%-21%水平，几乎没有变化。
而美元的国际地位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波动。1970年代以后，受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储备资产份额出现下降趋势，到1990年代，该份额一度下降到57%-58%。19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强势支撑美元强势，2000年该比重又回升到71%。进入21世纪后，美国财政和贸易两大赤字的作用下，美元在国际储备资产的比重再度下降，到2007年下降到63%。
这个比重的变动趋势说明，美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地位时有削弱，但并没有因为比重下降而失去。
从短期变化来看，美元汇率变动是影响美元储备资产份额变动的主要因素。美元升值引起该份额的上升，贬值则引起该份额的下降。而美元汇率的变化又受制于财政收支和经常收支状况的变化。一般情况下，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增加时，美元出现贬值趋势；双赤字缩小，美元出现升值趋势。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都保持在各自为5000亿美元的高位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联邦年度财政赤字急剧攀升到2万亿美元的历史高度。美国的联邦债务累计总额已经达到数十万亿美元。尽管美国的贸易赤字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但是远远不能弥补财政赤字上升的速度。
总体上看，美元的大幅贬值似乎无法避免，而且将根据经济复苏的快慢来决定这一波贬值的时间长短。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旦美元呈持续贬值趋势，一部分储备资产投资将会转向欧元和其他国际货币。投资者更愿意通过选择多种储备货币，分散投资风险，而这一选择会促进储备货币多元化。
这一状况让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为避免美元持续贬值，美国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赤字；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本国经济的衰退，美国政府又需要增加财政支出。这一两难选择将使美元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处于经常性的波动状态，这显然给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带来不稳定性。
三、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受到谁的挑战？
就目前来看，欧元是唯一有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国际货币；
从长远来看，人民币也具备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潜能。
如果美元在未来5-10年中难以保持稳定的汇率和强势地位，它的世界货币地位是否会被取代呢？
一方面，美元地位的变化取决于美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只要美国还维持着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它就不会容忍其他货币挑战甚至取代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至少在今后20年里，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仍将竭力维持美元的霸主地位。
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在1980年代对日元的沉重打压。19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美国主持下，1984年“广场协议”后，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也从300：1上升到100：1的水平。日元占国际储备资产的比重从1970年代末的1%左右急剧上升到1990年代初的近10%！但是日元升值太快导致日本出口竞争力迅速削弱，以致日元泡沫破灭，日本经济跌入了十年停滞的谷底。日元这颗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星未老先衰，到2007年日元占全球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急剧下降到仅仅2.7%，与日本占世界经济总量8%-9%的第二位经济大国完全不相称。
另一方面，美元地位也取决于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竞争优势的变化。就目前来看，欧元是唯一有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国际货币；从长远来看，人民币也具备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潜能。
在过去的10年中，欧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比重从17%上升到26%，上升幅度接近10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美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比重从71%下降到63%，下降幅度为8个百分点。这一增一减反映了欧元对美元的挤出效应。在部分与欧元区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欧元储备资产已经超过了美元储备资产。2009年上半年，俄罗斯的欧元储备已达到47.5%，美元储备仅为41.5%。但是，欧元取代美元，在短期内不会实现。因为尽管美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欧盟在这次危机中损失更大，其全球经济份额也呈下降趋势；而美国的整体竞争力比欧盟更有明显优势。
相比较欧元，人民币更不具备挑战美元的实力和条件。2008年，以汇率计算的中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达到6%，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10%左右。即使按照最乐观的趋势来预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也要到2030年以后。也就是说，20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低于美国，而欧盟现在的GDP已经与美国旗鼓相当了。在考虑到货币地位变化还要滞后于实力地位的变化，那么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时间至少要推迟到2040年甚至2050年。何况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完全可兑换的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还需要漫长的渐进过程，而且还将面临金融市场开放的巨大风险考验。所有这些，都应当计算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之中。
当前，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有利于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投资和贸易风险，另一方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可能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增加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渐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渐进的美元地位下降过程，二者可能是一个基本同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越是稳定，对世界经济和两国都越为有利，各方付出的代价也越小。
四、“超主权货币”将取代美元？
预计在今后的20-30年中，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
发生渐变而不是突变，美元的地位将被改造而不是被取代。
很久以来，一直有学者提出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和推进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改革设想。这次次贷危机把这些设想推到了前台。
2009年年初，一些国家和学者提出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提案。不过，该提案牵制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实际操作难度颇大。国际储备货币必须是真实价值和财富的代表，而“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缺乏价值的担保。早期国际货币体系中，人们使用黄金进行储备，是因为黄金本身具有价值，当代世界用美元作为储备是因为美元的内涵就是巨大的美国财富。为了提高“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一些学者建议以美元资产充当其价值担保。但是，以美元资产为担保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最终还是受制于美元价值的变动。
美国决策者当然知道，一旦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其他货币所取代，即使是被“超主权货币”所取代，美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比重有可能出现迅速下降的趋势。在历史上，英镑在二战后失去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到1970年代英镑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份额下降到仅仅2%-3%。美元必须避免重蹈英镑的覆辙。美国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曾经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体制，改为其他主要货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的美元基准汇率体制，从而保住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这次，提案刚刚出炉，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诸多美国政要都出面否定这一想法。
简言之，美元霸主地位的丧失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会晚于美国经济优势丧失的时间。预计在今后的20-30年中，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发生渐变而不是突变，美元的地位将被改造而不是被取代。如果美元不接受任何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那么只能加速美元地位的衰落。
悬念之三：绿色经济能否成为世界经济引擎？
周冯琦 汤伟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市场被打击得“萎靡不振”。如何促使经济快速恢复元气，成为各国政府最紧迫的大事。上世纪，克林顿政府成功地利用网络泡沫摆脱了危机，而今奥巴马则将希望寄托在“新能源”上。同样面对危机，欧盟、日韩等国也纷纷把目光指向了同样的领域。一时间，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绿色经济迅速成为世界的宠儿。
未来这个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孩子将表现如何？与之相关的投资、生产和消费能否拉动经济复苏，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一、何谓绿色经济？
凡是朝着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方向的经济活动都是绿色经济。
简单地说，所谓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将环保技术、清洁生产工艺等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通过有益于环境或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绿色经济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广义的概念。凡是朝着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经济活动都是绿色经济。从资源开发、到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是经济活动的永恒主题。然而，从不同发展目的出发可以对这一主题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为了强调知识和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倡导知识经济；为了降低经济增长过高依赖化石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缓解气候变暖，提出发展低碳经济；针对传统经济发展对资源的线性利用方式问题(从资源到废物)，要发展循环经济。这些都是实现绿色经济的途径和方法。当然，绿色经济还要求培育新的清洁产业，发展清洁技术等。
当前，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在全球范围内给人们带来挑战。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当前绿色经济以减少温室气体为核心，而减少温室气体为核心的内容是能源利用。这样，新能源利用和能源技术为核心的绿色投资就成了本轮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
二、绿色经济能帮助经济复苏吗？
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会出现一些新产业带动世界经济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绿色经济产业有成为这种新产业的潜力。
从历史上看，有这种可能。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会出现一些新产业带动世界经济的新一轮经济增长。这种产业可能是新产业，也可能是对旧产业进行改造。应对本轮危机，各国政府也需要一个新增长点来带动，现在看来，绿色经济产业有成为这种新产业的潜力。
目前，在美、德、法等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绿色投资都保持在10％-20％水平，韩国高达80％。绿色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效率(包括建筑、低碳汽车和公共交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据一家德国研究机构估计，目前全球经济刺激计划总投资额约为2.796万亿美元左右，其中绿色投资约4360亿美元，占15.6％。以美国为例，奥巴马公布的经济振兴计划有一半以上涉及到能源产业，希望通过能源产业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再造美国增长。当前，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志向都颇为宏大。如计划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电力方面，大幅减少对中东和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计划到2025年，美国发电量的25%将来自可再生能源等；在汽车方面，美国将大举投资于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技术，力争到2015年实现混合动力汽车销量100万辆；在新能源技术方面，美国将大量投资绿色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地热等。
从现实看，发展绿色经济也可收到缓解危机之效。经济衰退的实质是经济产出过剩，需求不足。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就必须寻找经济新增长点，需求不足就必须增进市场消费，寻找新增长点需要新的投资，增进消费则必须增加就业。发展绿色经济，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投资，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绿色产业的研发推广，节能家电、环保汽车的技术改造，都需要大量投资；另一方面，绿色经济也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据世界资源研究所对美国经济刺激方案的评价结果显示，向绿色领域每投入10亿美元，可以创造3万个就业岗位，取得4.5亿美元的节能效果。从全球范围看，建筑领域能耗及其温室气体排放和废物产生量占总能耗及相应排放量的30％-40％。如果用好现有的技术，就可以使建筑能耗降低80％。全球建筑行业年营业额在3万亿美元左右，若将现有建筑改造为高效建筑，就可以创造1.11亿个就业岗位。世界交通能耗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交通能耗较2002年将增长80％；到2050年，全球汽车总量将增加3倍，90％的增加量在非OECD国家。如果用好现有的技术，交通领域可以节省60亿桶汽油、每年减少20亿吨CO2排放，这相当于欧盟目前CO2排放量的一半。如果转向生产低排放汽车，全球可以创造3800万个工作岗位和1900万个辅助性工作岗位。同时，向清洁和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转型具有明显的就业放大效应，每创造一个直接的工作岗位，就业的乘数效应在2.5-4.1。例如，美国10年联邦高速铁路系统投资计划可以创造25万个就业岗位；韩国未来3年将在公共运输和铁路系统投资70亿美元，创造13.8万个就业岗位。城市公共运输体系对直接就业岗位影响显著，例如在美国有36.7万人，在欧盟有90万人。从水资源来看，全球范围的供水、水处理和水效率领域的市场规模在2530亿美元左右，到2020年将增加到6580亿美元，也将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从长远来看，各国向绿色经济转型可以更加节省能源、减少对自然的破坏，也可以带动经济向更高效率的方向前进。
四、 绿色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动力吗？
绿色经济某种程度上是发展模式之变，有着持久的动力。
一个产业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除了能推动经济复苏，解决燃眉之急外，还需要该产业在未来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绿色经济具备可持续的动力吗？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绿色经济某种程度上是发展模式之变，有着持久的动力。目前的发展模式大体上是发达国家创造的，表现为对资源和能源的高消耗，但是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绿色新政”落实到经济发展上，是一种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诸如开发清洁能源和清洁技术，开发包括生物物质在内的农村能源，开发包括有机农业在内的可持续农业，建设生态系统基础设施以及通过发展节能交通工具和节能建筑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等。绿色经济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式，这也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
其次，绿色经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潜力巨大。联合国环境署指出，绿色经济模式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其中，特别具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包括：开发清洁能源和清洁技术，开发包括生物能源在内的农村能源，发展包括有机农业在内的可持续农业，建设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发展以减少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破坏为目的“碳交易”，以及发展节能交通工具和节能建筑等。除此以外，在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各国不仅需要增加新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还需要在能源配送、储存、节约以及资源的回收利用、消费方式的转换等方面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造。这就是说，绿色经济的实现不但需要在风能发电、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还需要在能源效率、智能网络、碳捕获和封存方面其他核心技术方面取得进展，显然这一切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所言，绿色经济正在对发展和创新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它的规模之大，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罕见的。
再次，各国政府对绿色经济的重视。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目前，绿色经济成新一轮国际竞争焦点。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谁掌握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谁在新能源领域拔得头筹，谁将成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佼佼者。这句话并不夸张，目前，各国对绿色经济的投资绝非仅为应对当前的危机，而有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的意味。
总之，绿色经济将成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动全球增长的新引擎。
五、 中国该如何发展绿色经济？
发展绿色经济首先要对绿色经济现状有清晰的了解，和世界范围的绿色经济发展阶段一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为“绿色新政”主要践行者。中国政府前不久公布的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34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绿色项目。不过，发展绿色经济，并非一时之功，需要长时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首先，发展绿色经济首先要对绿色经济现状有清晰的了解，和世界范围的绿色经济发展阶段一致。我国的绿色经济处于产业的形成期（幼稚期），虽然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有34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拉动了内需、扩大了就业，但与国外相比仍相差较远，尤其核心技术的创造上。
其次，核心技术的缺失彰显了技术投入的必要，然而技术研发尤其是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巨大，一般企业无法承受，因此政府应建立完整技术研发体系，并以税收、补贴、政府采购等等手段激励企业，对一些重大核心技术，政府还应专项进行直接投资。虽然鲜有核心技术转让的实例，但技术转让本身确实是低成本快速有效提高技术水平的捷径，因此应充分利用气候谈判中技术转让、资金援助机制，尽可能争取发达国家的合作，学习他们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第三，从丹麦、加利福尼亚等成功案例来看，绿色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市场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只有这两项发展到足够程度，才能使可再生能源等绿色产品与传统产品竞争中获得优势，也才能使相关企业获得利润，因此，需要在市场容量和技术成熟度方面多下工夫。中国的市场容量极大，建筑、交通、电力、工业生产甚至生活领域都存在大幅改造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改造成本与改造后的收益，而这是与技术成熟度相挂钩的。就技术成熟度来说，产业形成期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遵循，政府可以与企业合作，先行启动若干示范项目，让企业了解行业进展和先进技术具体运营。
第四，绿色经济和其他产业一样也需要大量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周期长，政府必须肩负起投资主体责任，将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到长期经济规划中或者建立工业园区使绿色经济产生集群效应。
第五，无论市场需求还是技术推广都离不开公众的有效参与。政府应有意识的引导民众，更重要的创造经济激励机制使公众转变生活习惯，进行绿色消费，使用绿色产品，推动绿色认证，强化社会资本在绿色经济成长中的作用。
悬念之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
话语权能得到增强吗？
周桂银 赵宗博
有人说，金融危机期间召开的G20峰会，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讨论如何解决威胁全球发展与稳定的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金融危机为发展中国家提高话语权提供了契机。
一、 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相对增强
与发达国家出现的严重衰退相比，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相对增强了。
应该说，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高并非自金融危机始，实际上，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以后，发展中国家为了赢得更大发展机会与发展空间，一直注重增强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近年来，主要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平衡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已达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国际社会在处理重大国际经济问题时，已不能撇开发展中国家。1999年12月，西方七国集团倡导的20国集团正式成立，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新的非正式对话机制的形成。2003年6月，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举行首次对话会议，发展中国家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决策的一支新兴力量。
由于危机对不同国家的冲击大小不同，影响有别，实际上给了发展中国家提高话语权一个契机。与发达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相比，发展中国家经济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其稳定增长的态势依旧。世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大，能够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对于2009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为-0.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为-0.5%，世界银行预测为-0.1%；而对于2009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为5.1%，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为4.6%，世界银行预测为4.5%。这表明，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大，它们在当前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上的表现尤其令人瞩目。简而言之，与发达国家出现的严重衰退相比，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因此，危机反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相对增强了。
相对实力的增强使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危机中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在国家组织中的地位也都相应上升。如2008年11月，20国集团峰会所通过的《高峰会关于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宣言》，总结了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改革全球金融市场的共同原则。这是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以首脑会议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20集团提出的诸如深化IMF改革、提高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基金中的地位、增加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提高世界银行的监管效率和有效性等一系列深化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体现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发展中国家成了重要一员，打破了几十年来北美洲、欧洲和日本决定全球经济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积累的经济力量在危机中直接带来投票权的增加。如中国、俄罗斯、巴西都通过认购IMF债券的方式争取提高话语权。现在，根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提议，IMF已经确定增加中国的投票权。预计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将由3-5%增加到6-7%，甚至10%。这样一来，中国就有可能与巴西、印度或俄罗斯等国联手，通过累加的投票权规模，抵制对自身不利的决策出台。世界银行已经决定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份额提高到44%，这当然有助于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公平投票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已经邀请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为其成员，各方的行长与监管者进入委员会的治理机构。此外，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同意把成员增加到16个，并确立了名额的地区分布；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已将中国列为常任理事国。
二、 危机让发展中国家更紧抱团
发展中国家抱团取暖，使话语的分量大大增加。
为应对危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抱团取暖，以集体的姿态发言，无形中使话语的份量大大增加。
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首次峰会。会议发表的宣言指出，要落实20国集团金融峰会的共识，国际金融机构决策、执行过程必须落实民主、透明原则，完善有关法律基础，各国监管机构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活动互不抵触，加强风险管理和监管实践。“金砖四国”则强调，以循序渐进、积极务实、开放透明的方式，推动四国的对话与合作，对话与合作不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峰会一个重大象征意义是，四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期望深化合作，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此次峰会发表的宣言当中指出，我们强调并支持，在国际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由各国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对此，英国《泰晤士报》解读说，领导人公开拥抱，亲昵地拍背，标志一个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政治集团正式诞生。金砖四国元首的第一次峰会宣示了“多极世界”，而这个词则是反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外交代码。《泰晤士报》解读自然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不过，它倒是敏锐地发现了“金砖四国”集体发声的意义。
同样，在稍早的2009年2月，东盟“10+3”特别财长会议上，与会各方为增强亚洲抵御投资性货币的攻击能力，将筹建中的区域货币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50%到1200亿美元。这也将有助于区域国家减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
三、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高是个长期过程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话语权的增强，
尚不足以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大格局，
当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话语权的提高，不可能一帆风顺。发展中国家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改革国际经济体系的诸多提议和主张，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方反应不一。如关于中国提出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俄罗斯、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国都表示支持；大部分西方国家没有太大热情；美国明确强调，美元现在格外强劲，没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在缓解危机方面，美国和英国希望通过大规模刺激计划恢复经济，日本则采取紧跟美国的姿态；德国和法国等一些国家认为，没有必要采取新的财政刺激措施，而应加强金融监管，进行金融体系改革；“金砖四国”及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则继续呼吁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机构，反对保护主义，保证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地位。
目前，尽管主要发展中国家所提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颇有见地，但是尚不具备可行性与操作性。虽然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不能没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性相对更强。目前，发达国家通过更全面、深入地整合全球要素与资源，牢牢地把全球产品价值链当中利润丰厚的环节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通过科技创新，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有所扩大，在国际分工与生产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更为稳固。同时，发达国家通过左右主要全球性或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在重大国际经济决策方面拥有主导权，长期把持有关国际经济事务。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各回合谈判，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发达经济体都起着决定作用；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基金份额比例到世界银行的加权投票制度，充分实现的只是美国的主导权；在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方面，发达国家成员总能发挥主导作用，左右相关组织的重大决策和运行过程。换言之，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发达国家的主导作用与支配地位将长期存在。
实事求是地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话语权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有助于提高其国际经济地位，有利于推进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然而，这些都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大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发达国家仍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其既得利益，试图继续长期主导或支配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面把握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积极推动本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不断增强本国经济实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与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增强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提升国际经济地位的现实选择。
悬念之五：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格局将如何变化？
郭树勇
2007年肇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暴露了原先我们所未能充分认识到的国际格局变化；二是金融危机直接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三是预示着国际格局正在变化的方向。
一、 推动“一超多强”总格局的演变
金融危机已经在推动霸权国和次强国间的渐进权力转移，
对于一超多强格局的淡化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一超多强”是过去20年国际格局的总体特征，从传统意义上看，只要美国仍然把持着美元霸权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话语权，基本维持其超强的硬实力与强大的国家创新力，这个总格局在未来15年里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总格局没有发生量的变化或者部分质的变化。实际上，金融危机已经在推动霸权国和次强国间的渐进权力转移，对于“一超多强”格局的淡化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1.美国被迫调整对外战略。实际上，危机来临前，美国财政已经非常脆弱，小布什政府时期财政赤字最高达4000 多亿美元，总债务达到53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对美国无异于雪上加霜。2008年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1.4%，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与中国的增长率相差悬殊。
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被迫对对外战略进行全面调整，放弃一部分国际权力，转而依靠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合作。在朝鲜核危机、世界贸易自由、伊朗核危机、国际维持和平、全球气温变暖等重大安全问题上，正在和将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对话与高层磋商。在军事上，美国将会坚定地从伊拉克撤军，集中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减少对中俄等大国的战略缓冲地施压，逐步缓解对俄罗斯的战略遏制，进一步增强与俄罗斯的对话。诸如此类的战略调整，其中目的还是通过与其他崛起的或复兴的大国“共享国际治理的权力”，依靠自身软实力优势，尽可能地延长美国霸权。
2.中国影响力增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美国重伤相比，中国对金融危机具有更强的免疫力。中国也在不断地调整国际战略，以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符的国际的地位、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3.国际格局演变路径。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格局演变路径，或将承袭历史上国际危机的基本规律：霸权国进行适度的战略收缩以延缓衰落的步伐；次强国家将进而发挥更大的国际责任；急于求成的次强国家可能成为霸权国打击的对象而陷入大国的成长困境，但那些坚持“社会性成长规律”的次强国家可能与霸权国建立起伙伴关系，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
二、发展中大国群体崛起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群体开始领跑世界经济，成为超越发达国家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活力的新兴力量。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真正地推动国际格局变化的力量，除了大国兴衰之外就是区域一体化。金融危机前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多极化力量组织形式，即发展中大国群体。发展中大国群体的出现，使得国际力量格局发展了令人注目的变化。发展中大国群体崛起不是基于相近的地缘条件，也不基于整体的社会整合，它只基于共同的发展阶段、经济互惠、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而结成的一种国际力量集体。
金融危机前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群体开始领跑世界经济，成为超越发达国家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活力的新兴力量，这种力量将间接地影响国际政治格局。
据有关机构预测，“金砖四国”将是最早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群体，其中中国将于2010年中恢复趋势增长率，而印度和巴西也将于2011年恢复趋势增长率。在未来5到10年内，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以7.5%左右速度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引导者。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贸易的外部局势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金砖四国”在同美国争夺国际机制的领导权、抑制美元的世界地位和寻求国际规则的再制定上有极大的共同点，不断机制化和团结化的“金砖四国”将成为未来世界格局中结构转换的决定性力量，这不但取决于四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巨大优势，更代表了新兴工业国家打破美国霸权的禁锢，寻求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决心。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BRIC）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集中讨论“金砖四国”未来经济实力是否对世界格局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和“金砖四国”形成联合抗衡美国力量的可能性，显然它是发展中大国群体进一步机制化的开端，具有崭新的国际意义。
三、南北关系日趋复杂化，东西关系重要性上升
金融危机前后，南北矛盾已在不断发展变化，
同时东西关系又获得了新的内容与地位。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加快，东西方对立关系日益淡化。而经济全球化下，由于资源争夺加剧、核心竞争力移位等原因，南北关系日益突出。金融危机前后，南北矛盾已在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东西关系又获得了新的内容与地位。
1.南北关系日趋复杂化。虽然最不发达国家与最发达国家之间仍有天壤之别，但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逐渐接近，昔日的南北关系已经出现了部分质变，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像30年前那样能够一个声音说话。过去整体性的南北对话，已被部分性的南北对话所逐渐代替。不断边缘化的发展中弱国逐渐失去了改革经济秩序的能力，很可能或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或成为恐怖主义或“失败国家”的前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南北关系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在下降。
2.东西关系逐渐上升为国际格局的主要方面。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东西方政治斗争和美苏争霸曾经是国际格局中东西关系的基本内容。两极格局瓦解后，东西关系逐渐演变一种市场经济转型与国际体系融入的关系。这次金融危机前后，随着中俄经济实力的大幅度增长以及美国硬实力的相对衰落，特别是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破灭，东西关系又逐渐上升为国际格局的主要方面。其主要标志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俄在格鲁吉亚危机中的战争较量，二是中国以孔子学院建设为依托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和以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为体现的国民精神建设，三是“金砖四国”在首届峰会上对于美元地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公开集体叫板。
3.发展模式竞争与文明对话是东西方关系的核心内容。东西关系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发展模式竞争和文明对话。文明对话，是针对“文明的冲突”而朝着文明共处目标而采取的措施，是围绕着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是不是优于东方文明而展开的，这里不必赘述。发展模式之争则是最近的铁证。以中国、俄罗斯等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一种主张政府主导的有本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由于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显示出特殊的优势，正在对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提出严重地挑战。这种挑战不是一般性的经济实力上的挑战，而是一种制度之争，或者说是一种软实力之争。
四、全球性国际组织与协调机制的权威将不断增强
本次金融危机后，“G20”、“G8”、“G15”等各种模式
的国际组织协调十分频繁，预示着一种国际事务管理的新模式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就开始强力地登上历史舞台。国际组织在发展初期往往是大国的工具，独立性不强，而随着功能性溢出效应，其战略独立性就越发明显。如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联合国大会和西方七国会议扮演了比较独立的角色。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的战略独立性就大幅度提升。
本次金融危机后，“G20”、“G8”、“G15”等各种模式的国际组织协调十分频繁，也预示着一种国际事务管理的新模式。
比如，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为一个全球金融的协调中心。由于美欧仅凭自身的力量不能有效应对危机，而必须得到发展中大国群体的支持，所以，IMF在应对危机中表现出较为中立的国际金融战略协调功能。IMF表现出的权威性要远远大于某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全球金融的协调中心。
IMF将于2011年进行改革并调整各国份额，美国原有16.83%的IMF投票权，由于IMF重大事情需要85%以上的投票权才能通过，美国相当于拥有了一票否决权。如果“金砖四国”能够在IMF联合制衡美国的投票权，那么制定新的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权将不再由美国独揽。那个时候的IMF就是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了。
（上述五个问题由黄仁伟负责统稿和改写。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成果。）
作者简介：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孙立行，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周宇，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室博士，副研究员；
周冯琦，上海社科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汤伟，上海社科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周桂银，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宗博，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郭树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