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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变局——当前社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日期: 2010-2-17 0:10:46 浏览: 87 来源: 学海网收集整理 作者: 毕业论文网

增长的状况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根据一般的发展经验,如果经济增长的状况情况不好,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不会好,但即便经济增长的状况较好,社会发展的状况也未必就好。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的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增量的基本方面。
对于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学者引用当年梁启超在“五四”时期的提法,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推翻帝制和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是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社会的转型。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对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所处的阶段特征,又有了新的提法,即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我的理解是,今后的20-30年,是一个关键时期,能否在各种危机中保持发展的主线,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也能保持较好的局面,这的确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城市化的瓶颈是什么?
从经济产出结构看,我们的工业化速度很快,GDP中农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28%下降到目前的约15%,但从就业来看,还有50%的从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而如果从居住地来看,还有62%的人生活在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速度还是大大落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但近几年这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成果是突出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比较少有人测算,其实从长远来看,中国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
中国农村3 4亿农户,正在经历从家族社会到核心家庭社会网络的转变,全国3人户的比例已经超过30%,再加上1人户和2人户,其比例达到总户数的56%。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趋势,需要更强大的个人自养能力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现在农村和城市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农民的生活半径扩大了,从自给自足发展到越来越依赖于货币经济,农民的货币性消费比例从1995年的65%提高到现在的78%,而实物性消费降到22%。
随着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在城乡存在巨大生活差距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希望走出乡村。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有14439万人,扣除市区内人户分离的2332万人,全国流动人口12107万人。其中从乡村流出的8840万人,占73%,从城镇流出的3267万人,占27%。流入城镇的9012万人,占74.4%,流入乡村的3095万人,占25.6%。
在1.2亿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的占35%,约4000多万人,省内流动的65%。跨省流动的流出地主要是: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流入地主要是:广东?35.5%,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
在跨省流动的4000多万人中:男性占52.8%;多是青壮年,16-45岁的占82.7%,青壮年的外出使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老化,由10年前的36.8岁上升到目前的40岁;初中文化程度的是主体,占50%以上;外出的目的主要是非农就业;务工经商的占75%以上;而且他们的就业情况比我们预想的好,就业率为98%。
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国目前城市化的主要瓶颈是户籍制度,一旦户籍制度放开,城市化的速度会大大加快。户籍制度应当说只是的一个方面,但即便是户籍制度放开了,也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的瓶颈问题。近两年的实践表明,很多城市户籍放开以后,能够进城的农民比原来预想的要少得多。其实农民进城存在两大瓶颈:一是迁移成本,进城的并不都是农村最贫苦的,而是能够承担迁移成本的和具有迁移网络的;二是城市就业机会,能否在城市就业是农民能否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而这两个方面又决定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状况和模式以及农村本身生活状况的改善。 如何面对就业的困扰?
从生活的基本需求来看,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以后,就业成为最大的困扰问题,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关节点。,中国的失业问题,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在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
增长速度的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弹性系数降低,资本和技术的增密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长等等,都使就业机会变得空前紧张起来。到2002年6月,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1007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397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7524万人,同比减少457万人;集体单位就业1259万人,同比减少184万人,其他单位2223万人,同比增加243万人。与上年末相比,国有和集体单位分别减少116万人和32万人,其他单位也减少12万人。
城镇就业人员减少较多的省有:辽宁、江苏、湖南、湖北、黑龙江、安徽。终止劳动合同和市县乡机构改革是就业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到2002年6月底,全国不在岗职工2035万人,同比减少127万人。主要原因是失业下岗并轨、解除劳动合同以及下岗到期办理退休。1-6月,全国累计发放的不在岗职工生活费223亿元,同比增长12.2%。全国不在岗职工平均生活费1079元,同比增长18.6%。2002年,高等院校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共有15000高校毕业生待岗,2003年北京高校毕业生11.2万人,增加26%,其中本专科6.4万人,生2.3万人,预计2003年北京待岗高校毕业生将达到2万人。
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仍保持在2000万左右,其中城市是新增800万劳动年龄人口,加上1200多万失业和下岗无业人员,现在是城市有2000万需要找工作的人,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只有800万个。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劳动力供给仍保持持续增长,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将达到10.6亿人左右,与2000年相比,将增加1.2亿人,增长13%,尽管增速比20世纪90年代会有所放缓。
2002年下岗和失业并轨的工作加快,再就业中心将逐步撤消,下岗也将逐步成为一个概念,失业问题会更加凸显,过去在下岗职工中隐含的失业问题将完全显化,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会较大幅度提高。我们已经在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包括非公制有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低能耗、少污染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增加社区就业、实行各种灵活的就业方式等等;我们也在提高劳动力素质、减少当期的劳动力供给,这包括扩大、进行各种就业培训,推迟就业。但这些仍不足以扭转目前的就业紧张局面。所以,目前除了完善失业保险、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体制,宏观调控上应当有针对解决就业问题的新举措。目前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效应明显,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反比关系明显,失业率高而通胀率是负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年。因此,如果把就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就应当宏观调控的手段从依赖财政扩张政策向辅之以货币政策转变,即适度放松银根,分配政策向低收人群体倾斜,刺激消费市场。
人口结构的某些比例失调要引起重视
随着就业形势的紧张和人口的老龄化趋势,目前人口结构发生的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劳动就业的人口比例在下降,而社会受养人口的比例在上升。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80%以上下降到77%以下,从业人员占人口的比例约57%,受养人口的比例约43%。但在受养人口中,少年儿童的比例在下降,老年人的比例在显著上升。根据联合国公布的资料,2000年0-14岁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18%,较不发达国家33%,最不发达国家43%。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0-14岁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约23%,共2.9亿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约28%相比,下降5个百分点。同期,劳动力对少年儿童的少儿抚养比?指0-14岁人口与15 64岁人口的比率?也由约42%下降到33%,但城乡差别很大,如虽然全国少年儿童比例约23%,但城镇少年儿童比例平均为约18%,平均为约26%,上海只有约12%,北京约14%,天津约17%,但西藏31%多,贵州高达30%多,宁夏28%多,新疆和海南27%多,甘肃、青海、广西、云南也都26%以上。小学生的减少比较突出,2001年减少469万人。全国的小学数量,从1995年的67万所减少到目前的49万所。
受养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一些新问题。一方面,城镇老年人比重的增多,使社会保障的压力很大,社会保障的资金存在很大缺口,社会保障基金中个人账户空转的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少年儿童比例的减少,使生育性别选择的问题变得严重。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约117?平均每100个活产女婴对应的活产男婴?,比20世纪80年代初的108大幅度增高。国际上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般比较稳定,在103107之间。城乡差别大,城市为约113,镇为约116,农村为约118;性别比小的一些城市,如上海和北京都是110.5左右,二是生育控制松的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102,新疆106,贵州107,内蒙古和宁夏108,而性别比高的生育控制严而又重男轻女观念深的地方,如海南高达136,广东高达130。目前婴儿死亡率为28.38‰,比1990年的32.89‰显著下降,但这种下降主要是男婴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达到23.90‰,而女婴不降反升了,达到33.72‰。婴儿性别比失调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否则将来会成为家庭、婚姻、职业、教育的一个特殊因素。 绿色GDP的概念应尽快建立
尽管近几年在城镇的规划中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中,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有些甚至有演化成问题的苗头。北京的沙尘暴,包头的氟污染,贵州的排硫超标……都在严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近几年,特别是水资源紧张、水质污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跨流域调水,说明很多地方一方水已经养活不了一方人。北方的河流都有干断的危险,而南方的河流则普遍污染。全国600多个城市,有300多个城市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多万立方米,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40%的水源已不能饮用,有6500万人饮水困难。发展和水资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快速的城市发展使城市用水量大量增加,而土地的过度开发也使土地出现沙化越来越严重。土地沙化使1.7亿人受到荒漠化危害,2100万公顷农田受到侵袭,393万公顷草场受到威胁。发展与水资源的这种矛盾,在其它资源方面也都表现的越来越突出。
生态污染损害多数不计入成本,这是最大的问题。生态成本将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国土严重超载;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约1/2;其中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5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量的1/4;而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单位产值的的废物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数倍,而单位面积的污水负荷量是世界平均数的16倍多;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发达国家的1/35。从这方面测算,中国的绿色GDP增长是负数。所以中国应尽快建立绿色GDP的概念,进行绿色GDP的统计,这对于中国的长期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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