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史遗文》与晚明评话及民众心态
摘要：《隋史遗文》属于“说唐”小说系统，作品以乱世英雄秦琼为中心人物，把隋炀帝、唐太宗等皇帝放在次要地位，标志着说唐故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隋史遗文》可以说是《隋唐演义》的母本。《隋史遗文》是根据晚明说唱文学编写的，柳敬亭所说评话《秦叔宝志传》可能就是它的底本。《隋史遗文》是当时普通民众心态的艺术写照；小说写秦叔宝艰难而漫长的成名史，体现了民众“重利荣身”的价值观；秦叔宝行侠仗义及与单雄信、程咬金结义之情的描写，表现了民众以“义”为核心的伦理观。
关键词：《隋史遗文》；晚明评话；民众心态
隋唐之际,变乱迭起,史事尤多，故唐、宋以来，即有大量稗史传奇流传于世，在民间说唱文学中，还有大量讲述隋末群雄的故事，如《大业拾遗记》、《隋唐嘉话》、袁于令《隋史遗文》等。《隋史遗文》，传世的刻本仅有一种,即崇祯癸酉吉衣主人序本,书命题署“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名山聚本”。此书十二卷六十回，袁于令撰。袁于令(1599－1674)，又名蕴玉，字令昭，号箨庵、吉衣主人、剑啸阁主人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晚明文学家。此书所演历史从隋炀帝之陈开始,至大唐统一为止.小说为我们展现了隋末大动乱的历史画卷,较全面地揭露了隋炀帝的罪恶:他弑父杀兄,霸占父妃,好大喜功,两次征高丽,劳民伤财,大残民以逞,为了自己的享乐,起东都,筑西苑,造龙舟,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再加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人民忍无可忍,纷纷逃亡,无数百姓啸聚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举起了反隋的大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队伍。《隋史遗文》属于“说唐”小说系统，作品以乱世英雄秦琼为中心人物，把隋炀帝、唐太宗等皇帝放在次要地位，标志着说唐故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隋史遗文》在小说发展史上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在“说唐”系统的小说中，最流行的是清乾隆年间褚人获改编的《隋唐演义》，《隋史遗文》可以说是《隋唐演义》的母本。其次, 《隋史遗文》取材于有隋代至大唐统一这一段历史,小说中所描写的不少人物和事件,大都可以在隋唐两代的正史上找到依据,但小说并没有将隋炀帝和李世民当作主角,而是把秦叔宝当作贯穿始终的主要英雄人物。再就是秦琼形象地塑造成功,如写秦琼的仗义方面,第30回;秦琼的英雄气概贤能,施恩不图报,豁达大度等都较成功，使叔宝形象丰满，犹在眼前，是全书的精彩之处。
隋唐系列讲史小说，此前有《大唐秦王词话》、《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秦叔宝是其中一个人物形象，但只有简略描述，人物形象不鲜明。《隋史遗文》以秦叔宝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角，描述他的生平事迹，是一个完整的秦叔宝故事。这一故事与此前讲史小说并无直接联系，那么它来源于哪里?《隋史遗文》每回后均有总评，为作者撰写。孙楷第先生据《隋史遗文》的思想倾向及行文特色断定此书“或本市人话本”，“与其谓文人著作，毋宁认为市人之谈” ①，并进一步考证出，明人余怀《板桥杂记》有“柳敬亭年八十余，过其所寓宜睡轩，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之语。孙先生此论甚确。敬亭是晚明著名说书艺人，所说秦叔宝故事为时人称誉，影响很大：《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二《与毛子晋书》记钱谦益听柳老说书：“浮大白，酌村酝，对柳敬亭剧秦叔宝，差消块垒耳。”王沄《漫游纪略》“燕游”记柳敬亭给蔡士英说书：“舟中休暇，命柳生谈隋唐间稗官家言，其言绝俚。”钱曾笺注钱谦益《有学集》卷六《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记敬亭在左良玉军中说书：“每夕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柳敬亭曾说过《秦叔宝志传》之类的评话，闻名于当世，它可能就是《隋史遗文》所据的“旧本”。
晚明城镇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世风萎靡、以享乐为时尚的社会风尚，为众多技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经济富庶的江南一带，评话大为盛行。晚明说书技艺特别发达。一是形式多样，词话、评话、弹词、鼓词等并行，争妍斗艳。二是名家辈出，评话艺人除柳敬亭外，孔云霄、韩圭湖等也享有盛名。袁于令也深嗜通俗文艺，主张文艺要“惊里耳”、“快俗人”，要适应民众的审美情趣；且袁氏生活在评话盛行的苏州，久被评话濡染。因此，他采择当时的评话改编成小说当在情理之中。
说唱文学中的隋唐故事源远流长。如述隋事之《大业拾遗记》、《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述唐事之《隋唐嘉话》、《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常侍言旨》、《开天传信记》、《次柳氏旧闻》及《长恨歌传》、《太真外传》、《梅妃传》等。明代演为小说者，则有罗贯中或施耐庵之《隋唐志传》、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和袁于令《隋史遗文》等,此外，在民间讲唱文学中，还有大量讲述隋末群雄的故事。《隋唐演义》即据史书及这些材料编写而成《隋唐演义》一百回，褚人穫著，约成书于康熙年间，系根据元末以来《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历史小说改编而成，内容除参考正史以外，还大量吸收了有关的野史笔记、传奇小说的材料，收罗广博而又显得庞杂。这部小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传说故事，许多情节生动有趣，作为一种通俗读物，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其中写隋末英雄的部分，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等人物形象，都有比较鲜明的个性。书中还用粗犷的笔调描绘了秦琼的宽厚善良、任侠好义，单雄信的豪爽暴躁、宁死不屈，罗成的少年英武，尉迟恭的勇敢果断，以及程咬金的粗野、直率、诙谐、憨厚。这些人物个性的创造，并无充分的历史依据，完全是在传说中丰富起来的；因而浪漫色彩非常浓厚。
元明(明初)杂剧《程咬金斧劈老君堂》、《魏征改诏风云会》、《徐懋功智降秦叔宝》、《长安城四马投唐》等内容情节大多为虚构，可能取材于宋元讲史话本。它们主要写瓦岗英雄故事，秦叔宝是其中一员，但性格不鲜明。《大唐秦王词话》可能是据元明间说唱文学编写的，书中秦叔宝武功显赫，“五虎丛中最无对手”，已成为瓦岗英雄中的核心人物。由词话到评话，也许尚有中间环节，秦叔宝故事是由瓦岗英雄故事发展、独立出来的。写瓦岗寨诸英雄,如秦琼的任侠仗义,单雄信的刚毅果敢，程咬金的坦直真率，徐懋功的足智多谋,都各有特色,比较鲜明生动。其中秦琼落难潞州、当锏卖马的遭遇，单雄信兵败被擒、从容就戮的豪壮，叙来曲折有致，显然得力于汲取民间讲唱文学的精华。柳敬亭所说《秦叔宝志传》已无话本存留，所幸的是，我们在《隋史遗文》中仍能找到它的踪影。它虽经袁氏润色加工，但说唱文学的精神内质基本保留下来了。因此，《隋史遗文》是我们研究晚明民众心态的重要材料。
明末袁于令在有关演述隋唐故事的话本、杂剧、小说等前代成果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隋史遗文》，极意刻画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等一辈草泽英雄轻财好客，剪恶持颠，藏匿弑官逃犯，释放造反叛逆，肯舍己殉人，宁杀身便友，施恩不望报，受恩则必报，在隋末大乱中驰骋疆场，各为其主的忠肝义胆。此书就是以秦叔宝为中心，著其微时事迹，“旁及其一时恩怨共事之人，为出其侠烈之肠，肮脏之骨，坎（土禀）之遇，感恩知己之报，料敌致胜之奇，摧坚陷阵之壮”，并借这一段“遗文”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隋史遗文》叙事的焦点并不在于展现秦叔宝的赫赫武功，而是生动展示了他由市井凡夫到功臣名将这一辛酸而艰难的成长历程。《隋史遗文》把凌烟阁英雄写成一个身世低微的普通人，这是民众情感投射的结果。秦叔宝几乎经历了佃民社会的种种磨难，但他数经挫折，终不堕志，顽强的凭一刀一枪和他的聪明才智，实现了功名富贵的愿望。秦叔宝的成名历程，体现了民众“重利荣身”的价值观。
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搅乱了原有的尊卑秩序。尊卑秩序结构松动，“贵义贱利”的价值尺度被打破，民众因而能以一种顽强、自信的态度来追求功名富贵的梦想。小说对秦叔宝身世遭际的描写还反映了民众对自身价值的深层思考。《隋史遗文》第1回开篇的议论显然是针对秦叔宝而发。它赞颂草泽英雄，虽然“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然而就是他们收拾或是更新了败局，“名姓可常存天地”。他们虽身处微贱，但同样具有建功立业的材质，就如“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食牛气概”。显然，秦叔宝身上融入了一种理性精神，即人人都有存在的价值，人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命运。“义”是秦叔宝形象精神的核心。“生平负侠气，排难不留名”(第4回)，秦叔宝是民众侠义精神的化身。他“好事抱不平，与人出力，便死不顾”(第3回)，驰名山东六府，人称“赛专诸”。唐公李渊受响马围困，秦叔宝策马而出，奋身相救，事后不图恩报，转马而去。贵族公子宇文惠及倚仗权势抢掠、奸淫民女，秦叔宝等豪杰义愤填膺，将宇文公子打死，闹翻了长安。身处恶劣环境下的民众渴望有秦叔宝这样的英雄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维持社会的合理、公正。
小说还描写了秦叔宝与单雄信、程咬金的结义之情。秦叔宝落难于潞州，身无分文，后又染上重病，真是受尽了人世间的凄凉苦楚。这时，单雄信满怀真挚、友爱之情，给予了秦叔宝无微不至的关怀、援助。他们之间的这种情谊不带丝毫功利色彩，肝胆相照，是一片人间真情。《隋史遗文》第29回有议论云：“人生只有朋友，没有君臣父子的尊严。有弟兄的友爱，更有妻子前亦说不得的，偏是朋友可以相商。故朋友最是难忘，最能起人记念。”朋友间的结义之情比固守尊卑等级秩序的血缘亲情更具魅力。结义大多是以感情相号召，双方气味相投，相互倾慕吸引，投入感情，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理解与信任。它摆脱了苛严、冷酷的宗法等级网络，是一种自然、平等、深具人情味的社会人际关系。
相知相重、堪托死生是结义的最高境界。结义之情远比宗法人伦真挚、深切。在这里，维系人心的，不是某种强加的道德义务，而是一种完全发自内心的情感要求。结义双方都以完全自愿的、无偿的奉献作为行为准则，因而能患难相扶，生死与共。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要承受无尽的苦难和沉重的压迫，在共同寻求生存空间方面，他们逐渐找到了相处的契合点——义。这是民众在长期的生活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理想的人伦原则，净化了的人伦原则。
从明代的侠义小说中可以看出：(1)古侠士之“义”与刺客之“义”已完全融为一体。即古刺客之“有恩必报”，“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已成为拯危扶溺，舍己从人的侠士的不可分离的血肉。(2)由单个人的仗义行侠逐渐汇聚为集体的反抗官府。(3)朋友之义重于事君之忠。(4)“习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因奸佞当道，暂时寄迹山林。——江湖豪侠的最终愿望，还是“归真主”、博取“功名富贵”，“封妻荫子”。上述第二点大概与小说创作于元末和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社会背景有关。其他各点，则主要反映了宋代以来日益壮大但尚远未成为一个独立阶级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由行义而维持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由结义而建立平等互尊、相知相重的人伦关系，这就是普通民众理想中的伦理观。与“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宗法人伦观相比，它具有明显的民主性。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起源于宋元“说话”，其中的“讲史”评话更直接孕育了讲史小说。而且长期以来，说唱文学一直给予了讲史小说丰富的、源源不断的营养。“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说书人并不拘泥于史书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去讲述真人真事，而敢于突破史书的框架，大胆虚构，肆意敷衍，这为讲史小说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说唱文学塑造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并形成了一些活泼、丰富的艺术手法，这对讲史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说唱文学与讲史小说关系的考察，应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必要视角。
为“市井细民写心” ③，借历史写现实，反映世俗人情，是说唱文学的重要特征。说书人在讲述历史故事时，为了吸引观众，引起共鸣，常常掺入了民众自身的现实感受和生活体验，因而历史故事中主人公的言行、情感常类同于市井民众，生平遭际也与常人无异。说唱文学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之躯壳，反映民众自身的思想情感及所处社会现实，因此，说唱文学是一面映照民众心态的镜子。古代说唱文学材料大多湮灭于历史的尘埃，所幸的是，一部分讲史小说仍保留了它的踪迹。因此，发掘、考辨讲史小说所包含的广阔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材料；体味、品析当时普通民众的情趣意味，应是一项必要而且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①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4－185
②程毅中.宋元话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5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