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艺术特色及其影响浅析
一、《诗经》的艺术特色
《诗经》无论是民歌还是文人诗，都是合过乐的歌词，因而形式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大都分章，四言为主，句尾押韵，且多是隔句用韵等等。但文人诗以叙事见长，如周人史诗大都是叙事诗，而民歌则多抒情诗；文人诗写得较为板滞，文字干涩，不及民歌生动活泼而富于变化。《诗经》艺术的最高成就，应以民歌为代表。总括起来，它有如下特色：
1、从创作方法来看，《诗经》民歌开创了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传统，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正是它的特色，诗歌作者善于按照现实本身的情况，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并通过生动的画面，真实地、具体地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斗争，以表现主人公的思想和感情。从前面分析的民歌主题的多样性、广泛性看，就足以证明这点。我们所以能从中认识当时社会，了解历史，并获得真实感和形象感，总的来说都是这一创作方法带来的艺术效果。
2、从表现手法来看，比、兴是《诗经》民歌中广泛采用的表现手法。前人把《诗经》的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当然是对的，不过比、兴尤为重要。朱熹曾对赋、比、兴作了非常简要地解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见《诗集传》中《关雎》、《葛覃》、《螽斯》注）“比”就是以更具体而熟悉的事物来打比喻，“兴”就是先描写其他的事物来开个头，一般是用景物起兴。比、兴手法在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提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丰富诗歌的意境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赋”，有铺叙和直言的意思，就是除开比、兴以外的一种直接描写的手法。许多诗篇往往通过细节描绘，人物对话以及心理刻画等手段展示人物的性格，其中较少雕琢，显得朴实自然而富有生活气息，象《静女》、《伯兮》、《君子于役》、《溱洧》等篇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3、从形式看，多重叠句，保留了民歌的原始状态。如《西南•苤苡》全诗十二句，两句一组，各组之间只有一字不同，然而都很有韵味。清人方玉润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惚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之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诗经原始》）可见，重章迭句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诗歌意境的不断加深。
4、《诗经》民歌语言，亦以生动、形象、优美、自然而富有音乐性为特色。诗歌作者不仅熟悉生活，而且熟悉当时语言，能运用语言的一些特性来表现生活，特别是大量运用近字和联绵字，或双声，或迭韵，读来自然和谐，富有音乐感。
5、古代劳动人民虽然还处在生产力发展较低的历史阶段，但由于他们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就逐渐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善恶，发现事物的特征，并且通过口头语言和歌舞场景表现出来。因而在诗歌创作中，不仅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爱憎，而且还表现了他们善于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才能。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有较好的体现，并且成为诗经显著的艺术特点，给予后世诗歌以极大的影响。《七月》以素描的手法写农奴们一年紧张的劳动生活，象一幅幅风俗画一样，那么真实、那么生动地把他们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呈现在读者面前。可是自汉以来的儒者都认为它是周公所作，连驳小序最力的朱熹也看作是“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使瞽朦朝夕讽诵以教之。”这都是封建学者为掩盖它的真实面目所施放的烟幕弹。其实，这首诗真正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以及它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方玉润说得好：“《七月》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为此？”（《诗经原始》）“国风”中更多的诗篇则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物描写，突出生活的一个侧面或人物特征来表现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和批判。象《黄鸟》（“秦风”）作者选择了用活人殉葬的题材，通过人们对殉葬者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来抗议这种暴行。《陟岵》（“魏风”）通过征夫想象中的亲人对自己的嘱咐来表现当时徭役、兵役带给人民的痛苦。《氓》（“卫风”）则通过女主人被遗弃的不幸遭遇、无限悔恨的倾诉和决绝的态度，使人们看出那个社会制度的罪恶，更有更深刻的批判力量。而《将仲子》“郑风”女主人公自述的矛盾心情，令人感到那黑暗现实令人窒息的空气和阶级社会加于女子的桎梏。“国风”中那些揭露统治者丑行的民歌，或再三指斥，或辛辣嘲笑，或狠狠诅咒，都深刻地表达了人民对阶级敌的痛恨，也是对黑暗社会的有力冲击。
在形象塑造上“国风”也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特色。尽管“国风”中大都是抒情诗，但它们的作者仍能通过抒情主人公内心的直接倾诉，表现了它们的欢乐和悲哀，激起读者的同情，而且也让读者看到主人公的行动和他们性格的特征，以及他们的不同面貌。《褰裳》（“郑风”）是很短的一首诗，但那少女的音容笑貌是如此生动地浮现出来。《野有死麋》（“召南”）的末章是一个少女的独白，它生动地表现了她在等待与爱人相会时内心的激动。《谷风》“邶风”和《氓》都是描写妇女被遗弃的诗，二诗的主人公都有相同的不幸遭遇，但在主人公的倾诉中却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性格：前者性格是柔婉而温顺的，她那如泣如诉的叙述和徘徊迟疑的行动，以及“不念昔者，伊余来暨”的结尾，表现了她思想的软弱和糊涂。后者性格则是刚强而果断的，她能比较冷静地陈述事理，并严厉谴责了男子的负心，而“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结尾，更表现了她在诀别时的怨愤情绪和坚决态度。
“国风”中的景物描写对人物也起了烘托的作用，例如《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这何忽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恬？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诗人以家畜、家禽傍晚归来的生动景象衬托了女主人公倚门宁望归人的悲伤心情，写得那么朴素简净而又感人至深。《蒹葭》（“秦风”）则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清秋萧瑟的景象，衬托主人公追求意中人而不见的空虚和怅惘。有些诗的起兴也同样对人物形象起衬托作用，如《桃夭》（“周南”）以鲜艳盛开的桃花起兴，它正好是行将出嫁的少女们光采焕发的姿容。而《谷风》以“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起兴，则暗示了将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
6、“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富于变化，许多诗常常冲破四言的定格，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但并不拗口，反而觉得错落有致，读起来有自然的节奏。章节的复叠是“国风”在形式上的另一特点。这当与“国风”全部都可以歌唱有关，但它同时也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不少诗篇就是反复吟唱中，传达了诗人的感情和诗的韵味。象《苤莒》（“周南”）一诗，是妇女采集野菜时唱的，全诗三章十二句，中间只换了六个动词，但它却写出了采集所得由少到多的情况，而且正如方玉润所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如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诗经原始》）《汉广》（“周南”）一诗只每章的末四句叠唱，但诗人那种求偶失望的心情和那可望不可即的汉上游女的形象似乎就隐现在这长歌浩叹的叠唱中。《采葛》（“王风”）也在反复叠唱中表达了恋人们深挚的思念，“一日不见如三秋”，直到今天还活在人民的语言中。
“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特别是由于它们的作者根据汉语音韵配合的特点，运用双声（如“参差”、“玄黄”、“踟蹰”）、叠韵（如“崔嵬”、“窈窕”）、叠字（如“夭夭”、“忡忡”）的语句来描摹细致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的特征，因而收到了较大的艺术效果。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有很好的说明，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要要学草虫之韵。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但应该指出，民歌语言这一特点，并不是象后世文人那样苦心经营出来的，它决定于劳动人民对事物的细致观察和口语的自然，因而才那样朴素、鲜明，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
在前人研究《诗经》的著作中，对赋、比、兴有种种解释，但今天看来它们只是前人归纳的三种表现手法。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它们与风、雅、颂合称“六义”。它的基本含义据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雅诗、颂诗中多用这种方法。“国风”中则较少使用，但亦有此见长者，如《溱洧》、《七月》等。比就是譬喻，它“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比兴》），从而使形象更加鲜明，如《相鼠》、《硕鼠》用老嫌来比喻统治阶级的可憎可鄙，《氓》用桑树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夫妇爱情的变化。《终风》（“邶风”）以既风且暴的恶劣天气比喻丈夫的骄横暴虐和喜怒无常。兴的基本含义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象《晨风》（“秦风”）首章：
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开头两句是起兴，它与下四句有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它的作用只是为了引起下文，使诗歌曲折委婉，而不给人以突兀的感觉。但也有起兴和下文有联系，大抵同样起着比喻的作用。诗歌作为艺术创作活动，它必然有着选择的加工，因此“国风”有不少起兴，不仅表现了诗人状物的工巧，而且也有助于诗人形象的刻画，加强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如前面所举的《桃夭》、《谷风》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代民歌比兴手法的运用，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它可以在极短的篇章里造成极动人的境界和形象。比兴手法在我国诗歌创作中一直继承着、发展着，这是周代民歌对后代文学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方面。
二、《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1、《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历史进步文人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当他们反对文坛上形式主义倾向时，常常以恢复风雅相号召。唐初陈子昂在诗歌革新运动中就是以“风雅不作”、“兴寄都绝”批判齐梁间诗的“采丽竞繁”；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批评了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说它们“不过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同时，他又总结了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要求，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扬。
2、《诗经》还经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真正的诗歌首先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它有力地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去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增加了新的血液，有了新的发展。在文学史上由于作家们向民歌学习，常常形成一个时代文学的革新，形成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高潮，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唐代诗歌的繁荣，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由诗到词，由词到曲的文体转变，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诗经》对后代文学也有影响不好的一面。它的不少雅诗和颂诗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庙宇文学和宫庭文学，后世封建文人正是把这些继承下来，用以歌颂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和祖先的“圣明”，成变他们献媚求宠的手段，历代礼乐志中所载的郊庙歌、燕射歌，以及虚夸的赋、颂、铭、诔等都是这一类作品。
由于《诗经》内容十分复杂，加以从汉代以来被定为儒家经典，历代学家并作了种种歪曲的解释，《诗经》的真正面目被掩盖了，几乎完全变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厚人伦”、“美教化”的说教工具。但人民和历代的进步文人并没有完全被统治阶级散布的烟雾所迷惑，他们能够了解《诗经》的真正价值，继承并发扬它的传统，使诗歌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在文学史上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