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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运作系统中的课程咨询机制

摘要：课程咨询机制的建立是课程运作正常化的逻辑起点，它按照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帮助决策者预测、分析有关情况，优化决策目标，拟制决策各种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以防止或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决策失误，为课程决策提供理论和技术指导。我们在分析课程咨询机制的功能、运作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课程咨询机制的策略与建议。

关键词：课程运作；课程咨询；课程咨询机制

当前随着社会的转型，公共决策越来越具有民主化、科学化的特征，它要求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迅速、准确地作出应对，因此建立咨询机制就成了各个国家的必然选择。课程领域也不例外，目前许多国家，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咨询已经成为一项制度。

通过对一些国家的课程咨询机构的了解，我们发现，虽然课程开发的行为最终落实在政府层面，但是在课程开发过程中，不同国家的一致的选择，就是通过尽可能地向不同群体进行咨询，让各种利益群体参与到课程开发过程之中，为课程改革出谋划策。当然由于各国的教育行政体制不一样，咨询机构的主体和职责权限也不尽相同。概括而言，课程咨询方式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其一，由国家专设的一些咨询机构负责，负责咨询，为课程决策提供建议，如法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其二，依托一些专业的咨询组织，收集信息，辅助政策决定，如德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其三，吸纳一线教师参与咨询和课程决策，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家；其四，听取父母和社区的意见，如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其五，让股东及工商界人士对课改发表意见，如斐济、印度、美国等国家。

1978年以来，我国的决策咨询开始发展起来，目前已经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规模化轨道。就我国目前的课程咨询机构而言，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国家专设的一些研究机构。例如，以往承担课程咨询的机构主要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央教科所，以及省市的教科所、基教处、督导室、教研中心等等。在这次课程改革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加大咨询力度，教育部设立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作为国家级课程改革的常设组织机构，并组成由课程专家、学科专家、教育专家以及教育实践工作者共同参加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为课程改革的国家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意见，负责新课程体系的研究和新课程实验的指导。其二，高校以及地方研究院。以往这类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专家、学者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间接的指导。在这次课程改革过程中，国家进一步赋予这些机构课程咨询的权力。例如，教育部在部分师范大学建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承担国家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的课程改革任务，开展课程改革的研究和实验，进行课程研究人员及实验教师的培训，提供课程研究信息和咨询服务。目前，这类机构已经达到18个，他们在推进地方课改试验，修订国家课程改革方案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其三，各类学术团体，例如中国教育学会及其下属的课程论专业委员会以及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等，为推进课程改革，作为一个专业团体，他们利用自己的理论特长，从不同层面，提供建议，出谋划策。就我国目前的课程咨询而言，虽然比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课程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课改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修订意见，那将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为了保障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咨询机制，发挥课程咨询的功能。

二、课程咨询的功能

（一）有利于促进课程决策的民主化

“社会逐步信息化，人民群众对重大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咨询的过程，就是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宣传民主的过程。决策咨询机构的重要职责是为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服务。”^{［1］（21）}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凸显学生的个体价值。在这种定位之下，课程决策更多地开始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这次课程改革的蓝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出台，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先后历经了27稿的修订，仅2000年就举行了上百次的研讨会。在此基础上，200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发布了《纲要》的征求意见稿，在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并召开了有多方面专业人士参加的咨询会议。这次课程改革之所以得到各阶层人士的高度心理认同，就充分体现了课程决策的功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目前的课程咨询已经完美无瑕了，我认为至少还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当前的课程咨询缺乏一个透明的反馈与公开机制。我们在课程决策的过程中已经有咨询的意识，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民众意见，尤其是第一线教师的意见是否被充分反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在课程决策之中。其二，当前的课程咨询缺乏一个制度化的程式。课程咨询应该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偶然为之，可有可无的点缀。完善课程咨询制度，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只有这样，课程咨询才能真正促进课程决策的民主化。

（二）有利于加强课程决策的科学性

在现代的课程决策过程中“完全理性”的决策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在政府的授权下，仅仅依靠某些人或某个机构进行决策虽然可以保证其权威性，却不一定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真实的需要，现代决策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决策的过程中，必须有课程专家参与咨询，专家团体所具备的知识基础和理论素养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合理、科学的建议。目前西方国家的“思想库”与“智囊团”正是这一需求的产物。有学者称“思想库是现代国家决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思想库卓有成效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就会在公共政策上束手无策。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决定着美国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思想库已成为现代公共决策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思想库的成熟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公共决策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2］（87）}“思想库”的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利用集体智慧，研究公共政策问题，为决策者提供最优的理论指导、政策措施和解决方案，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思想库”“智囊团”参与公共决策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途径。譬如，仅在美国形形色色的“思想库”就有1600多家，其中起影响作用的大致有300多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库”当数“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中介机构，有理事近30人，其中1/3为政府官员，1/3为企业界人士，1/3为本公司成员。人数虽少，但是因其拥有先进的理论与技术，近些年在美国公共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课程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系统工程。运用咨询顾问方法进行课程管理，能够发挥各学科人才优化组合的“思想库”的智能优势，为管理决策提交可供选择的多种设计方案，使管理决策更趋科学合理；能够发挥咨询顾问专家独立研究、客观诊断的长处，管理者可以听到各种意见和建议，特别是相反的意见，使管理者能够发现课程实施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及时采取调控改进措施，保证课程实施的正常运行”。^［3］

（三）有利于增加课程决策的可行性

在课程决策过程中，由于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咨询，专家、学者运用知识和智慧为决策提供理论和技术指导，而且通过其研究与实践活动能够进一步扩大影响，使课程政策较快地为公众所接受和认同。此外，专家、学者的独立地位，使其能够客观地审视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冲突，进而通过其影响，使决策者有意识地、合理地进行决策序列设计和安排，求同存异，谋求共识。再次，决策咨询机构还可以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对发展趋势作出进一步的科学预测，研究相应的应变保障措施，提出修改、变更决策的建议，从而增进教育行政决策执行的效力。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方法、管理策略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变革，作为这么一项庞大的工程，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争议和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在课程决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课程咨询的功能，慎重地对待改革中的不同声音，理性地作出决策，只有这样课程改革才可能在其预定的轨道上顺利前行。

（四）有利于保障课程决策的现代性

在公共决策领域，咨询有利于保障决策的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决策咨询要以现代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为基础。人类通过长期社会实践，已经掌握和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形成了知识体系，主要包括感性和经验知识、科学知识以及哲学知识。但是，现代社会实践越来越丰富，空间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时间变化越来越快，层次结构越来越复杂，效果和影响越来越深远。特别是以建立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的到来，给人类的实践活动带来了全新的观念。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及整个人类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知识，采取现代化研究手段，增大咨询的科技含量，能够研究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复杂性问题，实现决策的现代化。”^{［1］（22）}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性工程，其决策过程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许多专业的咨询机构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分析工具以及大规模的信息资源库。在课程决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这些咨询机构的作用能够保证决策的现代性。目前我国在课程咨询过程中，仍然停留在经验阶段，还没有相对独立的课程咨询中介机构。今后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化，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咨询机制，增加咨询的技术含量，强化咨询的专业特性，在课程咨询过程中，注重运用电子计算机、缩微胶片、表盘和全息图片、数据库等强有力的工具，充分体现课程决策咨询的现代性。

三、课程咨询的运用方式

第一，问题界定。不管是授权性的课程咨询还是创意性的课程咨询，首先是从问题开始。在咨询的过程中，需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价值，在分析的基础上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明晰问题的结构，澄清各种影响因素，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二，收集信息。课程咨询的目的之一是为课程决策提供预测，信息的准确性与全面性至关重要，所以在课程咨询的过程中收集信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目前我国的课程改革过程中也比较重视信息收集，在改革方案出台前后我们都通过问卷调查、调研、评估等手段，了解各方人士对课程改革的态度和意见。为了推进课程改革，专门成立“基础教育课程标准评价研究”项目组，负责调研方案的设计，在调研工作中与各标准组、大学中心和有关实验区保持经常性联系、沟通信息并获取调研资料，在此基础上汇总、分析，向各标准组提供反馈意见和建议，向教育部提交调研总报告。这些举措确实为课程决策提供了比较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目前大家对课程改革的高度心理认同，可以说和我们咨询过程中广泛的意见征集密不可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方法，还稍显简单，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在许多发达国家信息收集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比如，特尔斐法、环境预测法、头脑风暴法。其中兰德公司创立的特尔斐法在咨询过程中运用比较广泛。特尔菲法是采用匿名通信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形式，向与所预测问题有关领域的专家分别提出问题，使专家们在互不知晓、彼此隔离的情况下交换意见，而后将他们回答的意见综合、整理、归纳、匿名反馈给各个专家，再次征求意见，然后再加以综合反馈，这样经过多次反复循环、技术处理，最后得到一个比较一致且可靠性较大的预测结果。特尔菲法的具体工作程序是设计意见征询表；确定专家名单，组成专家调查小组；在预测小组的领导下，发出和收回意见征询表；统计结果分析。^{［2］（546—548）}这套方法因为有比较规范的程式，在信息收集的过程中能够更客观、准确地反映问题，因此比较受咨询者青睐。

第三，方案设计和论证。这是课程咨询比较重要的一个任务，课程咨询作为课程决策的辅助手段，在方案设计和论证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制定，就充分发挥了课程咨询的这种功能，《纲要》的出台是在教育部党组的直接领导下，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负责同志及有关的课程专家学者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经验总结、专题研讨、比较研究、文献研究、社会咨询等方式，经过达一年多的努力形成草稿，并经反复推敲修改，由教育部领导亲自审定，报经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咨询者直接向决策者提供知识、技术的支持以及具体的决策建议。这一过程有助于估计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论证客观性及供需关系，确定选择的条件和策略，核算成本与效益，明确执行决策时的行政责任等，从而使出台的方案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第四，参与政策评估并反馈信息。课程咨询不是一次性的工作，随着课程决策的出台，咨询机构还有责任对决策效果进行跟踪监测，并进行评估决策，及时发现问题，进行反馈调整。这样有助于决策者知道如何最佳地执行当前及今后的决策，保证决策质量。目前我们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已经开始关注这一环节，配合课程改革，我们于2002年建立了教育部义务教育监测系统，当然目前该系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县初中生辍学情况监测、县学校公用经费现状监测、县中小学生变动情况监测等方面。但是随着该系统的不断完善，我们觉得它应该逐步担负起课程决策执行情况的监测工作，及时为咨询机构提供信息，成为课程咨询有力的工具。

四、完善我国课程咨询机制的策略

第一，强化课程咨询意识。课程咨询作为课程决策的辅助性环节，是避免决策失误的有效措施和手段。这就要求课程咨询要有批判和质疑的特性，它要对课程决策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甚至决策立论基础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和建议，而且课程咨询作为课程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常规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后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课程咨询意识，使咨询真正在课程决策过程中发挥参谋职能。

第二，健全课程咨询制度。课程咨询涉及面广、业务性强、效用较大，这就要求课程咨询机构必须得到政府的授权与认可，即通过立法或制度化的形式保证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样它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目前在公共政策咨询领域，已经有学者提出这方面的呼吁。他们建议“把咨询纳入决策的正常程序，要求重大决策实行先咨询、后决策，重大建设项目实行先研究、后审批，重大投资项目实行先论证、后投资，重大合资项目先评估、后确认等，确立公共决策咨询的法律地位，明确决策者与咨询者的义务、责任和利益，保护知识产权，真正落实行政论辩制度。建立咨询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认定注册登记制度、信息服务和咨询业统计报告制度、咨询成果评估及奖励制度，制定独立咨询机构财税优惠办法、外商投资项目的咨询和代理办法等，为公共决策咨询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2］（23）}课程咨询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同样迫切需要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化予以保证，这样才能使课程咨询走向一个良性化的发展道路。

第三，完善课程咨询机构。我国课程咨询机构通常包括三种类型：官办的咨询机构、半官方的咨询机构以及民间的咨询机构，从形式上而言，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咨询机构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的课程咨询还处在起步与探索阶段，各种类型咨询机构的职能、权限定位还不是非常明确。我国目前官办的课程咨询机构是决策咨询的主要力量，目前已基本上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庞大体系。在这次课程改革过程中，它们确实为课程决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权威性不够高，它们之间的协调合作有待加强；职能发挥不全，或者是从事比较抽象的理论研究，往往局限于搞一些“论证式”的咨询。^［4］半官方的咨询机构主要是指由政府拨款或通过接受政府资助来研究政策问题。在我国，半官方的决策咨询机构主要包括部分高校成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以及一些学术委员会。当前这类咨询机构在我国的课程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研究成果受到政府机构和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是这类咨询机构过分重视理论研究，而对于现实的需求状况了解不够，在提供的方案和建议方面理想化色彩比较浓，而现实针对性不够。至于民办的课程咨询机构，在我国目前发展比较缓慢，至今还没有出现类似“美国兰德公司”一样的课程咨询机构，根据我们对国外咨询机构的考察，正是这类咨询机构因其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在咨询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影响作用，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培育“中国的兰德公司”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四，改进课程咨询途径。决策咨询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探讨，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看数字，闭门造车，而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断总结新经验，发现新问题。同时，应引进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咨询技术和手段。在发达国家，咨询业是一个知识密集、技术手段更新快、发展速度迅猛的行业，其先进的理念和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国外的教育决策咨询，咨询者通过调查研究以及对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预测，为决策者提供未来教育发展的信息和分析报告，及早发现未被决策者认识的问题，考虑决策者没来得及思考或未仔细思考的问题，向决策者提出建议，以供决策者甄别问题，准确地确定决策目标。咨询者还根据决策者的目的和要求，提供经过科学分析和可行性论证的若干方案，并且提供非本咨询机构对方案的评估审定意见，以便使决策者收到兼听则明的效果。在决策开始执行后，咨询者还可协助决策者设计和调整教育决策实施的具体行动计划，客观、适时地进行反馈，遇到意外情况，及时拿出应变或备用方案，以便决策者果断、及时地予以矫正”。^［5］在课程咨询的过程中，除了以上的途径以外，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拓宽咨询的范围，建立专家咨询、民众咨询和雇主咨询等多种咨询形式，力求保证课程咨询的权威性、民主性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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