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属对教学的认识
摘要：“对联”作为汉语言独特的文学样式，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汉语文的特色和魅力，是汉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属对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语文教育界对这种传统文学样式应重新认识，为语文教学在传承历史并发扬光大方面作出合理有据的解释。
关键词：属对；汉语文；教学
Abstract： Antithetical couplet ,a unique styl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important resources of Chinese education, which fully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m of Chinese. I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world should recognize this kind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n a new view and make a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for the role of Chinese teaching in carrying on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history.
Key words： antithetical couplet ；Chinese ；teaching
一、由汉语文之“汉”谈及属对
文化底蕴的薄弱是当今学生存在的普遍问题。现今的语文学习中常常是不经意间就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质和量的积累，对传统文学样式的运用意识就更淡薄了。
汉语文教学的“汉”字，被我们的教师和学者们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其实，这个“汉”字非常重要，几乎可以说是汉语文教学的“灵魂”。因为汉语文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语文的特色和个性，我们的汉语文教学理应重视并体现这种个性和特色，但近些年来的语文教学似乎比较注重“拿来”，“汉”字则被淡化甚至抹杀了。由于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对于汉语文的人文精神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西化”的倾向比较严重。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中说过：西洋的语法是法治的，中国的语法是人治的，所以不能以其法为万灵仙丹，而必须重视人的体味、领悟，神而明之。申小龙也在《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用学》一文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西方语言以丰满的形态外露，重形合，句中各种意群成分的结合都用适当的连接词和介词来表现相互关系，形式严谨而缺乏弹性。而汉语的组合往往采取意义支点的方法重意合，语义、语用的因素大于西方语言意义上的“句法”因素。总之，汉语充满感受和体验的精神，是一种“神摄”而非“形摄”的语言。惟其“形摄”，治形之法十分管用，非学不可；惟其“神摄”，治形之法往往鞭长莫及，如果死抱住治形之法而彻底否定“神而明之”，往往只能望“法”兴叹。汉语言词的意蕴是十分丰富、复杂、微妙的，其交际的兴趣、能力极强。如表示颜色的名词“红”，却可分别和“着”“了”“过”搭配──“红了樱桃”“他红着脸”“从前她着实红过一阵”。类似言词的用法实在是太“野”了，野得语法管不住它，几乎到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地步，而这正是汉语不同于其他民族语言的优点，正如洪堡特所言：“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它的简洁、精炼的风格以独到的方式将生命力注入叙述和描写，并使情感的发抒获得某种表现力。我承认，汉语文本之所以会给我们留下惊人深刻的印象，更多的是因为它们如此鲜明地对立于我们的语言和句子结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奇怪的语言把精神引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而它本身的形成也必然得益于这一发展方向。”［1］没有被代替的那一部分自然是在语法的掌握之下，而被代替了的专靠“意合”的那一部分还得“神而明之”。当前的语文教学对汉语人文性的揭示不够深入，对作为客体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等语言知识比较注重，而对作为主体的人则有所忽视。对于以“人治”“神摄”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来说，这种在洪堡特看来以简洁、精炼而对立于西方语言和句子结构的风格几乎可以看成是汉语文教学的一种最为本质的因素。
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提出：“语文课程还应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认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学生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很显然，这是在强调语文教学必须遵从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这一正确思想虽然早有人提出，但是，把它作为教学理念写进《语文课程标准》这样一个语文教学的纲领性文件加以强调，却还是第一次。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必将对语文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基于此，有着文学文化传播者身份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所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想方设法唤起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在实践中兴趣盎然地学习汉语、运用汉语，传承汉文化。而属对正是一种能充分体现汉语美的特质、体现汉语人文精神并且集语音、词汇、语法锤炼于一身及沟通古今的极好形式。对联的可讽可歌、亦庄亦趣且伸缩灵活、包罗万象的艺术特性使得属对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中国文学史和教育史上，对联的作用实在是功不可没。
二、传统的属对教学
古之人对于属对是相当重视的。文史学家周劭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文学各种有韵之文的体裁中，如骈文、诗词、赋铭，都要以对联为基础。所以过去的读书人，无不以对对子为基本功，这门基本功练好了，才能进入各种体裁的领域中。”转引自曾伯藩《论对联的功用与意义》，《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1，1。周先生指明对联是各种韵文的“基础”，强调学好这个“基本功”大有裨益。
旧式教育盛行属对之风，上至尊荣显贵的皇族仕宦，下至凡夫俗子耕猎渔樵，无不视属对为体现个人才华素质的有效手段。属对的历史其实即对联发展、盛行之历史，其悠久从正史上可以追溯到晋代文学家陆云和荀隐初次会面时的“脱口秀”──“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鸣鹤、士龙分别为二人的字，这是一副艺术性颇高的人名对，被普遍视为最早的关于对对子的记载。转引自谷向阳：《中国对联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4。然而，将属对纳入语文教学当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则要滞后得多了。张志公先生在他的《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一文中说：“属对，古已有之，到了近体诗（律诗、绝句）时期，成了一种格律，诗里的某两句必须成对。属对这种语文教学方法的形成，显然和近体诗有渊源关系，然而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作诗的范围，发展成一种教学手段了。”［2］（135）属对因为近体诗的盛行而盛行，但正式被定为语文教学手段就得推至宋代了。留存至今的北宋《京兆府小学规》制定于宋仁宗至和元年，其对小学课程的安排有具体规定，在三个学业等第中，其中第二等的日课程安排为：念书约一百字，学书十行，吟诗一绝，对属一联，念赋二韵，记故事一件。转引自池小芳著：《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可见宋代小学教育已经明确将属对列入必修课程了。张老在他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论及“蒙学”时更是详细说到：“宋代继唐代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宋元以下，可以说只有较小的发展和补充，再没有很大的变动。这套体系的大致情况是：……在初步识字和初步阅读的教育之上，产生了一套读写训练的方法和教材──属对，程式化的作文训练，专作初学教材用的文章和评点本。”也就是说属对作为专门的读写训练方法是始自宋代的，并且有了相关的教材，这种教学方法自此便在封建社会的教育教学当中一直沿用了下来，因为“宋元以下，蒙学大致不离乎上述的规模。……属对的训练一直沿用下来。”［2］（11-12）诸如“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字姓》《千家诗》等就成为当时学子学练属对的最好的启蒙教材，正如南怀瑾所云：“《千家诗》是集唐、宋各家的名诗，比较偏向于初学作诗的课本。在清末民初的石印本上，有的还附有李渔（笠翁）的韵对，如‘天对地’‘雨对风’‘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等等，很有趣。过去读书考功名，不管你有没有作诗的天才，一定要考你作诗。要作诗先学对对子。尤其到了清朝，作对子比作诗还盛行。这种风气，由唐代开始，一直到了民国，只要读过几年书，好诗不会作，歪诗也要歪几句。有人说，过去中国，是诗人的国土。”［3］可见在这个诗的国度里，对对子的确是一种带有全民参与性质的语文活动了，由对对子也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富于鲜明特色的语文生活。
张志公先生可谓当代语文教育大家中对属对这一传统语文教育方式最为关注，并且研究最为透彻之人，在他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有专门章节用来论述属对。属对作为教学手段一般在儿童入学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在启蒙阶段的集中识字和进一步的识字两个教学步骤之后。教儿童学属对。最初大概是以学做骈文和学作近体诗为目的的，发展到后来，属对成了启蒙之后一种必修的课程。苏洵的文章里说：“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在宋代，属对已经是同句读、声律相提并论的一种基础课程。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专为学作近体诗，而是作为语文基础训练的一种手段了。［2］（95）到了明清对联的繁盛期，对联大普及，无论公学还是私塾，都把对课作为必修之课，使人从小就受到对联的教育和熏陶。鲁迅先生早年在三味书屋读书也曾学习过对课，这成了他在枯燥私塾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许多年后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到：“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给我读的书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加上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民国年间，虽然新式小学渐渐取代了私塾，但是对课并没有完全消失，学者钱剑夫先生就是在那时读的小学，他回忆自己小学“对课”的经历：“每日放学时由国文教师出对，能对出者先归。一年级一字，如天对地，马对牛之类；二年级二字，如天高对地厚，白马对黄牛之类；三年级三字；四年级四字……”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对课这种极有魅力的语文教学活动才逐渐消失。
三、属对的语文功能
历代以来属对何以如此之受重视呢？元初学者程端礼在他的《读书分年日程》中就属对的作用有如下说明：“大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正文，皆是此弊。但令习字演文之日，将已说《小学》书作口义，以学演文，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解一章之意，相接续下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天、长、永、日’字，但临放学时，面属一对即行，使略知轻重虚实足矣。”教学生属对的目的是配合“习字演文”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字的“虚实死活”，掌握阴阳上去四声。属对教学，大致就依据这样的一种目的，一直实行到清末。［2］（95）
在笔者看来，属对作为传统语文教学方法代代相袭，其作用远非配合“习字演文”、了解字的“虚实死活”、掌握阴阳上去四声这几点所能囊括。从某种程度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关于属对的论述更为精辟，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施。三十年代陈先生主持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考试时就出了一个以“孙行者”为上联的属对试题，其中以周祖谟、刘子钦等所对的“胡适之”“祖冲之”为最佳，此事曾经轰动一时。 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为他这一别出心裁的做法进行阐述。陈先生认为“对对子”不失为一种妙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时有所依据”“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对对子”何以有这样的作用？他从四个方面予以说明：一，“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对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他认为第二条“最关重要”“声调高下与语言迁变、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又凡中国之韵文，诗赋词曲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竟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又中国古文之文法，多依声调而决定，印欧语系之标点法不尽能施用于中国古文。若读者不通平仄声调，则不知其文句起讫，故读古书往往误解……又汉语既演为单音语，其文法之表现，即依托于语词之秩序。昔人下笔偶有违反者，上古之文姑不论，中古以后之作，多因声调关系，如‘听猿实下三声泪’之例。此种句法，虽不必仿效，然读者必须知此句若作‘听猿三声实下泪’，则平仄声调不谐和，故不惜违反习惯之语词次序，以迁就声调。”在文章最后先生还说到：“今言及此者，非欲助骈俪之文，增高其地位。不过借以说明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此义当质证於他年中国语言文学特性之研究发展以后。”［4］（279-285）
陈先生的这番阐述当然就是当时的语文教育而发的。《联话丛编》的主编龚联寿先生在书的序言当中就专门提到陈先生的这封信：“陈寅恪先生此信之所以名著一时，不特就楹联之地位发表了重要看法，还因为如前所引，连类触及了当时的学校教育，且谈得非常深刻，给人启迪，促人深省，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作用。”［5］（8）陈先生本人也说这件事的意义当质证于他年中国语言文学特性之研究发展以后，也就是说他的看法是否正确有待后世评判。那么，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应该说汇集古今中外语言文学的华彩篇章了，对子这个古老的教学手段是否还如陈老所言之让人不能忽视呢？
社会文化学告知我们，一种语言和文学样式，越是被广泛地应用，就越应该被社会所重视。然而，与此规律背道而驰的现象却是：对联在现如今面临着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的危机──语文教材不选对联，语文教师不讲对联或索性不懂对联，写作课更与对联写作无关。这或许与对联往往被人们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甚或是笔墨游戏不无关系，甚至连梁启超这样的大师也说它是一种“苦痛中的小玩意儿”、骈俪文中“附庸之附庸”，可见此种偏见由来已久。近半个世纪以来，综合了各类知识载体的属对训练，在语文教学中备受冷落，实在是件憾事。在这个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崇尚求新求异思维的青少年是否还需要这种古老、遥远而又陌生的文学式样呢？它也许逐渐缺失了其作为交际工具的性质，也不像高考作文那样属于“安身立命”之本，或者说再也不是求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手段，但作为远离功利之外的一种传统语文样式，它依然以其特有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去鉴赏它、传承它、光大它。
如果说对联是浓缩了中国古典美的精华的话，那么这种美应该是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当代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就说过：“对联乃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美学观和语文特点的综合产物，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的高级创造积累的特殊成就。……对联是一种‘精粹’，一种‘提炼’，一种‘结晶”，或一种‘升华’。它有极大的概括能力，能以最简练的形式唤起人们最浓郁的美感，给人以最丰富的启迪，或使人深思，熟味，受到很大的教益。”转引自曾伯藩，《论对联的功用与意义》，《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1。而这种“精粹”“提炼”“结晶”“升华”所能带来的教益之于当代的青少年来说并不是垂手可得的，对于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也不仅仅是举手之劳而已。对联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汉语文的特色和魅力，是汉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在新的时代，我们应该以新的视角全面观照对联，从而探究其生存的勃勃生机及更应受到重视的合理性，即对联之于现代语文教育的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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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桂生，张步洲?背乱?恪学术文化随笔?北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279-285.
［5］龚联寿?绷?话丛编?蹦喜?：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