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才子佳人文学中的两性格局与文人心态
摘 要：才子佳人文学以描写文人婚恋故事为主要，悠久，巨大。它在两性关系上所反映出的男弱女强的畸形格局，与文人的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密不可分。本文试图从才子佳人文学作品入手，具体男弱女强的两性格局，从而剖析文人的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探讨文人的这种心态对才子佳人文学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才子佳人文学；男弱女强；两性格局；文人心态
一
有一类被称为“才子佳人文学”的作品，专以描写文人婚恋故事为主要内容，以小说、戏剧体裁居多，历史悠久。这类作品数量巨大，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爱情文学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其流风余韵至今仍隐约可见。
所谓“才子佳人文学”，其主角当然是才子，多是些功名不高、未入官场的年轻文人，才貌俱佳，风流倜傥。所谓“佳人”，则无一不是美貌女子，温柔体贴，顾盼生情。才子遇合佳人，于是就敷演出许多旖旎风流的故事。
才子佳人文学起源甚早，东晋葛洪所撰的《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可视为这类文学作品的滥觞。其后，在唐传奇、元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文学得到长足的，成为爱情文学的主流。十九世纪晚期，由于种种原因，才子佳人文学一度跌入低谷，但不过是暂时萧条。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子佳人文学改头换面，又迅速繁盛起来，只是渐渐失去了爱情文学主流的地位。到了二十世纪晚期，才子佳人的形象还隐约出现在一些作品中，使人们在不得不叹服其顽强的生命力的同时，又不得不审慎地它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
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变化，才子佳人文学作品虽然成就不一，在具体情节设置、人物命运安排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在两性格局上却表现出近乎一致的特点，即男弱女强。所谓“男弱女强”主要是指女性的家庭环境优于男性，或者女性具有超的能力；女性主动追求男性，男性被动接受女性的情感和献身，女性承担爱情与婚姻的全部责任，男性则尽可能地逃避责任，男性一般依靠女性获得幸福。这与西方爱情文学中男强女弱的两性格局大相径庭。当然，无论是中国的“女强”，还是西方的“女弱”，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属品和占有物，她们只是男性价值的见证者，本身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在才子佳人文学中会出现男弱女强的两性格局呢？答案似乎应从这类作品的作者身上寻求。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创作才子佳人文学的作家形成了一个纵贯历史的颇为庞大的文人群体。他们在两性格局上始终持如此一致或十分相近的创作态度，无疑反映了某种具有顽强历史传承性的意识和心态。在中国古代的礼治文化和专制制度的长期统治下，文人群体积淀成某种集体无意识，这就是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通常又转化为一种求助意识，在文学创作中反映为某种怪异的、非正常的创作冲动和情节设计，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男弱女强的畸形格局。
二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阶层似乎从来没有发育成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尽管文人阶层历来是一支强大的、极富潜力的文化势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历代史实考察，文人阶层只有依附统治集团，才有可能比较有效地发挥其政治作用；同样地，文人只有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也才有可能比较充分地释放其潜在的文化能量。在任何一个，完全脱离统治集团而又能充分发挥自己政治文化力量的文人都是非常罕见的；即使是有这样的实例，那也只能是个别文人的个体行为，而不会出现群体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集团出于巩固政权和维护政权的需要，也都会毫无例外地推行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以国家行为形成制度，来争取和笼络文人阶层，使大批文人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统治集团之中，为统治者效力。西汉以后，文人参政逐渐制度化，相继出现了察举、征辟、举贤良、策问等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鼓励上学求官。其后的历代统治者都不断地加强读书与做官的紧密联系。而科举制度的出现，使读书与当官走向了一体化，并且使“学而优则仕”成为制度。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文人对政治权力的依附程度日趋加深。
科举制度始于隋大业二年（606），终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李东沅在《论》中说：“……（中国取士，自唐、宋以来）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下，皆目为异路……故举世奋志功名者，悉从事于此，老而不悔。”①
科举制度为文人一步登天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另外，中国还有着重文轻武的传统，“自汉末世家大族形成，魏晋出现士族门阀政治，武人集团的社会地位逐渐低落……北魏崔亮创‘停年格’之前，武人甚至不能凭资参选。南北朝时……北朝各政权的统治核心均为民族混合型的军事集团，尚武、习武自成风气，再加上当时南北对峙，东西争长，武人地位自然较高……隋与唐初，文武似乎相对平衡，但前有魏晋遗风，后有科举之盛，文士的地位渐趋上升，在定阶品时，武散官班次低于文散官，扬文抑武之意已在其间。科举……作为统治阶级的选举标准及民间舆论导向……蔚然成一代风气……（宋太祖）采用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以防范、遏制武将势力的发展，并以文臣知军事，重文轻武遂成定局”②。虽经元朝反复以及明、清对文人的打击与压制，尚文已成传统，只是各朝程度不同而已。
然而与此同时，文人群体又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上。文人如果不被统治者所认可，文化对文人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一旦统治者认为某些文人不能为其所用，或判定他们有离心倾向，或认定他们怀悖逆之心，则往往利用国家权力对这些文人进行迫害，轻者在文化上实施孤立政策，在政治上断其仕途前程，剥夺其发言权，重者则剥夺其生存权。从秦朝的焚书坑儒、东汉的党锢，到明朝的迫害东林党人、清朝的文字狱，都为有离心倾向的文人群体的历史命运做了最恰当的诠释。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文人几乎缺乏任何有效的反抗手段，也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的反击力量。而长达千余年的专制统治，也使文人习惯于臣服于统治者，成为统治集团的传统依附者。文人除了拥有文化知识以外，也和普通人一样，他们同样希望过上好的生活，包括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即使他们中有些人抱有美好的政治理想，怀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但都毫无例外地必须首先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然后才有可能去实现荣华富贵的梦想或远大的政治抱负。然而，在这一实现梦想或抱负的过程中，文人必须要使自己的思想、言行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否则很容易被统治集团淘汰。这样，文人为了融入统治集团，必然地要被迫泯灭自我意识，部分地、乃至全部地丧失其独立的人格，成为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依附者。
对政治权利的依附和追求，成为历代大多数文人终生不渝的人生目标。不幸的是，能够实现这种人生目标的文人毕竟是极少数，历代大多数文人都被无情地摈弃在官僚阶层之外，使他们欲依附而不可得。专制历史阉割了许多文人，使他们在心理上成为弱者：既缺乏独立谋生的勇气和手段，又盼不来命运的青睐，在心理上总是期盼与失落并存，自傲与颓放同在。从历史上看，文人阶层在社会上是个比较特殊的阶层，就文化优势而言，文人阶层无疑是强势阶层，但倘若比较一下政治地位和地位，情况就不同了。
在政治方面，文人阶层明显不如官僚阶层，属于弱势阶层；在经济地位方面，文人阶层又明显不如商人豪绅阶层，也属于弱势阶层。但是，在这两个方面文人阶层又略优于农民和手者。所以，从整个社会历史来考察，文人阶层可列入中间阶层，又可称之为“准强势阶层”，因为它虽然位列中游，而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上升潜力，是官僚阶层的后备军。
也许正因为如此，文人阶层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它富于活力，不甘于寂寞，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它富有上进心，具有强烈的攀附心态和爬升欲望。这种强烈的攀附心态和爬升欲望，表现为文人在现实中对权利的艳羡和依附，而这种艳羡和依附一旦落空，又很容易转化成某种求助心态，即借助某种外力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即由“自力”（如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转为“他力”。然而，在现实中，“他力”又何尝轻易可遇？于是，文人只好在文学创作的想象中凭空撰出一些“他力”来，以文学之梦来弥补现实中的缺憾。《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③，以及《楚辞》中的“香草美人之思”,给了文人以具体的形象启示，这样，“他力”的艺术形象就往往变幻成纯情美貌的女子了。这类女子不但可以帮助男主人公摆脱困境，实现其多种愿望，而且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会给男主人公增添任何负担。
从《西京杂记》中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开始，才子佳人文学中的女性就踏上了努力帮助男性达成名利愿望的无尽旅程。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为使司马相如不受贫困之苦，卓文君设计在家乡卖酒，迫使其父卓王孙不得不给二人大量钱财，司马相如遂成富人。其后此类故事屡见不鲜。妓{学}女李娃在荥阳生走投无路之时,将他收留,李娃倾其所有,使荥阳生不必为衣食担忧,安心读书,最终获取了功名(《李娃传》);官宦子弟李元之所以能在科举考试中一帆风顺,全靠妻子云姐一人之力,云姐是蛇王之女,她利用法术偷得试题,才使李元轻轻松松中了进士(《青琐高议•朱蛇记》);穷书生李实甫依靠妻子王季兰的大批妆奁度日,不思进取,后来在季兰的不断督促下,才发愤读书,考中了进士(《型世言•拔沦落才王君择婿 破儿女态季兰成夫》);宗子美原本贫困潦倒,只因娶了仙女嫦娥,家中遂得暴富(《聊斋志异•嫦娥》) ……
当然，佳人也是抱着“想皇天既与他十分才，也注定还他一分禄，包的个上青云平步取”④的心态，倾力帮助才子，指望有朝一日能“封妻荫子”。这同样是古代文人依附心态的流露，只不过是借佳人之口表达罢了。才子不但可以在佳人的帮助之下获取名利，而且无论面对任何危机或身处任何困境，也都可以依靠佳人得以摆脱。杨衙内妄图霸占白士中的妻子谭记儿，白士中束手无策，谭记儿只身智斗杨衙内，迫使杨衙内改变主意，不敢再纠缠她夫妇二人（《望江亭》）；白敏中自幼与相国之女裴小蛮定亲，后因白家败落，裴母便生悔婚之意，白敏中也无计可施，幸得小蛮的婢女樊素相助，白敏中才如愿以偿（《?梅香》）；穷秀才安秀实痴恋妓{学}女宋引章，宋引章却误嫁纨绔子弟周舍，吃尽了苦头，安秀实除了伤感之外，别无他法，全凭着风尘姐妹赵盼儿的聪明机智，宋引章终于摆脱了周舍，与安秀实结成夫妻（《救风尘》）；安骥手无缚鸡之力，救父路上几乎命丧强盗之手，多亏有一身好武艺的何玉凤相救，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还得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张金凤（《儿女英雄传》）……
才子在享受佳人为他们谋来的种种利益的时候，并未想到应该付出些什么，或是承担些什么；而佳人在为才子付出一切的同时，还把爱情与婚姻的所有责任都放在了自己或其他女性的肩上。《霍小玉传》即是体现这一思想的发韧之作。霍小玉因李益负心，伤心而死，死后她不断地对李益进行报复，但是报复并未落在李益本人身上，而是落在李益无辜的妻子身上。而《潇湘雨》比《霍小玉传》更甚。崔通去参加科举考试，久无音信，张翠鸾千里寻夫，不料已经做官的崔通另娶他人。崔通不仅不认张翠鸾，而且还诬陷她为逃奴，将其发配。幸运的是，在发配的路上，张翠鸾与失散多年的父亲重逢，此时张父已是谏议大夫。崔通得知此事，请求张翠鸾宽恕自己。张翠鸾原谅了崔通，却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崔通另娶之女的身上，把她降为婢女，虽然她对崔通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本该由男性承担的责任，却都由女性承担了。 才子佳人文学的作者大多是些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们沦落在底层，上的失意，对他们来说也就意味着上的窘困。但是，作为特殊的文化依附者，文人阶层对改变自己的现状又无能为力，他们在幻想借助“他力”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的弱者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缺乏正视现实和反省自己的勇气。“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但是其目的却不在于解决问题。争取优越感的动作总是朝向生活中无用的一面，真正的问题却被遮掩起来或摒弃不谈。”⑤人的性格都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残酷现实与美好理想的反差，使文人造成了表面行为方式的狂傲和内心深处的自卑。他们无法面对现实的残酷，只好躲进文学的幻想天地中麻醉自己，获得暂时的慰藉，以求达到心理平衡。他们从佳人主动追求才子的虚构中，得到虚幻的满足。
在文人看来，佳人除了才子，不可能对他人产生爱慕之情，“谁家美女颜如玉，彩球偏爱掷寒儒”⑥，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写照。在带有浓厚的市民气味《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中，妓{学}女莘瑶琴千挑万选，选择了跟随小商贩秦重从良。作者虽然把秦塑造成正面形象，但到底心意难平，为了弥补出身的缺陷，作者让秦的两个儿子俱读书成名。在《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中，以婚恋故事为主要的戏曲中，仅有一部的男主人公不是文人，即《元曲选外编》第三册中的《符金锭》。男主人公为赵匡义，虽是武将，但也能文，且日后做了皇帝。所以，一般情况下除了才子，佳人竟无人可爱。
如果佳人想与才子天长地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通常要经过不少考验。面对金钱的诱惑与权势的威逼，佳人当然要不为所动，对才子痴心不改，不管才子是一贫如洗，还是家有万贯。外界的考验通过之后，佳人还常常要考虑才子多娶的问题。才子对女性的投怀送抱是来者不拒的，佳人只有遵循着“若果淑女，那有淑女而生妒心者”⑦的准则，与其他女性和睦相处，甚至主动为才子寻觅佳偶，才有可能在才子身边获得一个合法的地位。佳人达到以上要求，还不够尽善尽美，最好还能在经济上、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给予才子一定的帮助。试想，如果杜十娘（《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没有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为钱财而卖掉她的李甲还会有悔恨之意吗？恐怕未必有了，连作者对她的同情和对李甲的谴责或许也都要打折扣了。
佳人想要嫁给才子是困难重重，而才子想要得到佳人则易如反掌。才子能中状元是好，有时即使是衣食无着也有佳人主动登门。张世英只是萧家聘请的家庭教师，萧淑兰却对他一见倾心，拼命追求（《萧淑兰》）；吕蒙正身无分文，本想趁刘员外招亲之际挣些钱财，不料想员外之女月娥偏偏对他一见钟情，将绣球抛给了他（《破窑记》）……显然,才子是不必为爱情与婚姻费心的。
与此同时，文人又有意无意地强化才子在女性诱惑面前的被动与无奈。从唐传奇《离魂记》到元杂剧《倩女离魂》的即是一明证。《离魂记》中，王宙因与张倩娘婚事不谐，黯然离开张家，倩娘魂魄追上王宙，要与之私奔，王宙大喜，随即带倩娘离去。而在《倩女离魂》中，当张倩女的魂魄追上王文举、要与之私奔时，王不允。他先是说：“若老夫人知道怎了也？”然后他又怒斥道：“古人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老夫人许了亲事，待小生得官回来，谐两姓之好，却不名正言顺？你今私自赶来，有玷风化，是何道理？”⑧直至倩女魂魄苦苦哀求，以死相逼，王文举才勉强带她同走。南宋以后的兴起，极大地遏制了文人的生命力，对文学创作不小，是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文人地位的改变引起文人心理的巨大震动。
从唐至清，相比较而言，元朝文人地位最为低下，落魄文人甚至沦落到连娼妓都不如的地步。理想与现实反差越大，心态就越失衡，自尊心也就更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寻求优越感的心情也就更为迫切。所以，文人必然要从某一方面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性，在性爱上女性的主动与男性的坚拒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心理补偿。
拥有的越少，渴望的往往越多。从进行心理补偿、满足自身欲望出发，才子佳人文学的作者们塑造了众多貌美如花、德才兼备的佳人形象，看上去似乎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传统的超越，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女性卑微的地位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与明媒正娶、举案齐眉的传统女性相比，佳人在两性关系中陷入了更为不平等的地位。她们的一切，青春、美貌、痴情、才华等等，都只是才子生活中的点缀品。除了以自身的完美来证明才子的与众不同之外，她们本身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强者常常是用自己的言行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弱者往往是借助别人的言行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中、西方都是男权社会，都视女性的地位比男性的地位低下，但是对于爱情与婚姻的态度，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双方却有天壤之别。西方爱情文学中的男性，多是以征服者和救助者的面目出现在他们所爱的女性眼前，向她们展现他们作为强者的力量和勇气。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占据主动地位，女性一般是依靠男性获得幸福。与之相反，才子佳人文学中的才子罕有为爱情去冒险的，更不要说因此而抛弃自己的生命了，有评论者认为才子身上体现出了男性的强悍与伟岸⑨，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把西方爱情文学中的男性比作英雄，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才子就是典型的弱男。才子大多是些文弱不堪的书生，难以承担爱情与婚姻的重负，而且他们把自己看得太重，很少有才子会为了一个女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西方爱情文学中的女性多走一条灰姑娘的道路，为英俊、勇敢的王子救助而获得幸福；而爱情文学的女性多是扮演救助者的角色，或用金钱，或用武力，帮助才高八斗而手无缚鸡之力的男性获取荣华富贵。
之所以出现弱男与英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男性形象，其中固然有中、西方传统观念、道德伦理等不同的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在于中国古代文人的独特地位。作为依附者，文人所能获得的一切，几乎都是来自统治者的赐予，他们自身除了文化知识，一无所有。他们企盼有外力的介入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所以这就使得他们既看不起女性，又奢想女性能给自己带来某些实际利益。他们需要借助女性的优秀来证明自己的优越地位，他们缺乏证明自己的信心和能力。
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作为文人阶层的集体无意识，经过长时期的积淀、强化，已经成为文人人格构成中较为稳定的组成部分，不会轻易地随着社会的政治变革而发生变化，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有时还有可能从潜意识上升到显意识。
三
有着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的文人，一贯缺乏自省精神，他们的自我批判虽不乏深刻之处，却是有一定限度和范围的，与女性的关系就是其无法跨越的难题。对女性为文人所作牺牲的赞美，无疑可以掩盖不少，也可以使文人在任何打击与挫折中，保留一些生存的勇气与信心，哪怕只是自欺欺人。没有形成独立人格的文人群体，在不断寻找依附的过程中，有时只能依靠某些幻想支撑自己脆弱的心灵不至于崩溃。
才子佳人文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人自省精神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何未能产生有世界性的、震撼人心的爱情文学，这是因为中国文人始终站在满足自己欲望这一基点上，他们所关注的几乎永远是自己，所以眼界既不开阔，思考也不深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文学的前景，也关系到文人的人格建构。如果不具备正常的心态，文人将无法走出自我的狭窄圈子，也不可能使中国的爱情文学有健康的发展。
注 释：
①转引自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第72页。
②宁欣：《中华文化通志•选举志》，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73—374页。
③《诗经•关雎》，转引自《先秦文学史资料》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32页。
④《举案齐眉》，《元曲选》（三），（明）臧晋叔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916页。
⑤关汉卿：《望江亭》，《元曲选》（四），（明）臧晋叔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1656页。
⑥（奥）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黄光国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48页。
⑦荑荻散人编次《玉娇梨》，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58页。
⑧郑德辉：《倩女离魂》，《元曲选》（二），（明）臧晋叔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711页。
⑨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