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院校管理体制、人才培养理念与学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摘要：创造力作为当今“流行词汇”经常被心理、教育、经济、物理等各领域提到。部队军事院校作为教育领域内的一个有别于普通高校的院校体系，对人才培养有着特别的要求，但在对个体创造力的要求上仍然和所有高校一样有着迫切的渴求。本文以几个创造力模型为基础，对比探讨部队院校管理体制、人才培养理念与学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军队院校；管理体制；人才培养；创造力
“创造力”是一种提出或产出具有新颖性（即独创性和新异性等）和适切性（即有用的、适合特定需要的）的工作成果的能力[1]。虽然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对“创造力”一直有着很高的呼声，但因为其面临着至少以下几种尴尬的困境，长期以来“创造力”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孤儿”：它起源于神秘主义和灵性主义而与科学精神相悖；被商业领域经验式的讨论过多覆盖，使其被打上缺少实证研究支撑的烙印；学术研究的工具、手段、方法难以对其测量和评价；单学科、单领域的少量研究将其割裂成片段。即便在科学研究方法、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创造力的研究仍然面临上述困境。尤其是难以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即使有进行量化研究的成果，也大多局限在单学科、单领域内。因此，对创造力的研究现在仍大量地以定性方式进行。
一、发散思维与创造力
“发散思维”是创造力被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以来被公认、质疑较少的创造性思维特点。发散性思维要求个体对特定的提示有多种反应，这一点与其他大多数只需要一个正确答案的标准化测验形成鲜明的对比。“多样性”是发散性思维的一个核心特点。从我国现有主流的军校管理体制和理念来看，学员很难被培养起这种思维习惯。自我军建立初期，由于斗争的需要，我军的管理体制一直是阶层密集的层级化管理，每两个实际管理层之间的编制实力落差很小。并且由于长期以来体制上的“领导负责”制使得个体的独立性很弱。在这一点上我国军事院校与以美国西点军校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军校有本质区别。我们的院校编制事实上仍沿用部队建制设立。约十人为一个班，有班长；三十人左右为一个区队（排）有区队长（排长），一百人左右为一个队（连）有队长、副队长、教导员（指导员）等。并且在管理上不仅采用“领导问责制”而且“由上到下层层问责”。这种层层约束的管理理念和创造力个体所必须的发散性思维恰恰相反，由上往下约束力会越来越强，约束点会越来越细、越来越集中，甚至细化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我们的体制相反的西方军校体制里，学员是生活在一个“个人问责”的环境里，个人的一切行为首先由个人负责，而后再往上查找问题。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没有上一层或上几层的过多干预。简言之，是一种“给定任务，任由发挥”的管理模式。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多年来一直紧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事发展走向，无论硬建设还是软建设，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世界前沿，这与他们的创造性军事人才培养模式是密不可分的。（两种思维模式对比见图1）。
二、进化系统观、文化环境与创造力
近期各领域对创造力研究的成果慢慢汇总出一种普遍共识：创造力个体产生在一个系统中，个体所存在的系统是决定个体是否有创造力的外在条件。这一点上西方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关注。对制度、文化与创造力的关系有系统论述的是格鲁伯的代表作（Darwin on man: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cientific Creativity, Gruber, 1974/1981）。Gruber把个体的发展置于制度中考察。个体是在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西方学者也明确指出了抛开环境研究创造力个体的方法存在的局限性，认为个体发展中的环境是和个体产生创造力密不可分的条件（Csikszentmihalyi，1988）并提出了个体的创造力和环境的密切关系。认知个案研究（cognitive case study）的成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最早促成这一创造力模型产生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认为，个体的进化是和环境作用的结果，是个体适应环境的结果。以达尔文的思想，结合Gruber的论述，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反思我们的文化环境对创造力思维的影响。人的本质主要体现在文化特性上，通过考察文化与创造力的关系可以帮助认识文化与个体创造力的关系[2]。我国曾经有过一个和古希腊罗马时代及文艺复兴时代一样包容各种思想的时期——战国前及战国时代。因其包容性，这个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景象，也产生了诸多的思想大家。但后来，统制阶级为了统制的稳定性罢黜了与自身利益相悖的观念，并逐步形成了灌输单一思想的文化环境。而这种文化模式至今仍影响着我国的教育体系。军事院校作为我国教育系统的一个分支，自然避免不了其影响。尤其在初级指挥院校，这种模式的影响更重，简言之是“强服从，弱思辨。”学员在学习中争辩的可能性很小，一切以服从为前提。这恰恰符合了初级指挥院校培养“初级”指挥人才的需要，但同时也将许多初级指挥院校引向了培养的学员无发展后劲的困境。显然，中、高层的指挥人才更需要的是面对全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独立决断的能力。关于个体受环境影响而进化的关系可见图2。（Gruber 1974/1981，总结达尔文笔记1836-1837间的进化观，）
图2：造物主（如果存在的话）创造了一个有机世界（O1），和一个物质世界（P1），而后P1向P2演化，选择适应性物种O2。
Edward O.Wilson在其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给出了一个个体适应环境力场的图示[3]。P123（图3）
图3：个体在表现型平面上移动，其速率和方向是由对抗选择压力的力场（左图）决定的。当个体被选择性压力挤压到适合生存状态时，压力平衡，社会性状达到稳定状态（右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创造力发生在个体身上，但促成创造力产生的外界环境却起到了几乎超出个体本身的作用。它会在方方面面影响和制约个体创造性能力的发展和培养，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由于环境（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压力而向某个方向发展，最终达到和环境压力平衡的位置（适应环境对个体生存的要求而被环境塑造）。这个创造力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着十多亿人口的中国没有一个在国内“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获得几乎没有争议的科学领域内的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角度和公平性在国际上存在较大争议）。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我们的文化环境要求个体具备的思维模式、思维习惯、生活态度等方方面面有很大关系，凡生活在其中的人最终都要面临文化环境的压力而与之达成妥协，被“挤压”到一个与环境压力平衡的状态。
三、个体人格特点与创造力
美国心理学家Finke等人认为!创造力不是单一的过程,而是作为多种思维过程的产物,每个过程都旨在帮助建立创造性的洞察力和发现的阶段[4]。研究表明，人格特点与个体的思维特点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学术界研究成果公认的高创造力人格特点被认为有以下：观念的灵活性、思想开放、独立性、不爱受约束、勇敢、甘于冒险、坚持不懈、自我意识发展迅速、谨慎、好胜心强，等等[5]大量研究也表明，人格和创造力的关系甚至超出智力与创造力的关系。大多数情况下创造力对智商有一个“最低要求”，更高的智商对创造力的提高却没有多大相关。但人格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却非常复杂、多变。不同的领域里创造力甚至对人格有不同的要求。但从目前我军院校教育理念来看，除了诸如坚持不懈、勇敢等人格特点外，我们不鼓励其它对创造力有影响的人格特点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似乎是个两难选择。比如：无论初级还是中高级军队指挥员都必须有服从性，必须坚守一定的思想信念，必须受到诸多的纪律约束等，但这些都与高创造力个体人格特点有相悖处，我军发展历史中涌现出的许多著名将领也大都有过抗命、不服从的“瑕疵”。这似乎是对高创造力个体在军队的表现型的一个印证。为了解决军人使命对个体及创造性对个体要求在某些方面的相悖性，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经济学模型生产可以能性边界（图4）思考解决的可行性办法。
图4生产可能性边界
该模型将两种可取舍的成本（人格特点的培养方向）分列在横纵两个坐标。模型显示，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多取一点，在另一个方向上都会损失一点。但总会存在一个点，这个点上对于横纵两个方向上的取舍达到了平衡，使得利益达到最大化，在图中显示虚线面积最大（人才培养获得最大效益）。
这一模型不仅在人格特点发展方向上值得思考，在人格塑造与智力培养发展之间的权衡上也有参考价值，即：人格塑造投入和智力培养发展之间也存在一个权衡。而从目前军校课程设置来看，人格培养投入时间只占很小的比例。甚至没有专门、系统的人格塑造和培养课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许多专业课程（知识的积累）和智力培养课程上。而许多学员毕业后会发出“很多东西学无所用”的感叹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反思，是不是到了在培养方向和培养模式上深刻反思的时候？
本文就个人思维特点、人格特点及与环境的关系探讨了部队军事院校管理体制、人才培养理念与学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历史战例都表明：战争本身也存在着多变性，指挥官的创造性思维对于战争胜负起着决定性作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两场同样的战争，所有的案例学习只能作为新情况的参考，这就要求军校学员必须具备创造性的思维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1] 罗伯特.J.斯腾博格,《创造力手册》,施建农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3
[2] 宋兵波,周运正,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教育科学研究,2012,4：30
[3] 爱德华.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毛盛贤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123
[4] 刘怡群,唐锡晋,几种有关创造力的思维模型和支持工具介绍.系统工程理论与初中,2005,57
[5] 张积家,《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