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实验急功近利现象的反思
一、教育实验急功近利的主要表现
（一）理论研究者可以不深入或者很少深入实验实践，只对文献材料进行分析和思辨，就能提出实验假设、验证假设、作出结论，而且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结束实验，升华理论，著书立说。然后倡导推广实验成果，再然后，该实验就销声匿迹了。
（二）实践者在实施实验的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实验设计者的要求进行操作，甚至与要求相距甚远，却能为实验主持者提供完全符合其口味的“第一手材料”，“合理”地验证其假设。
（三）实验刚刚开始，主管领导就开始总结“成功”的经验，开始举行各种庆祝实验“胜利”开展的活动。
不难看出，参与实验时主要三方，或者为了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急切希望实验假设的早日验证，早日以详实的实验材料充实其理论；或者为了混个学科教学带头人，为评优晋级增加筹码。工作在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表面上积极配合教育实验，实际上害怕承担风险，仍以加班加点、疲劳战术等原来就有的教学方法片面追求升学率、优秀率和合格率，却把这些应试成绩归功于教育实验的成果；或者为了在自己的政绩上添上漂亮的一笔，为了邀功请赏，为教育实验造势，大肆炒作，甚至为了赢得上级的认可，有时不惜弄虚作假，夸大成绩，粉饰实验的失误与不足。
泛滥的功利主义在腐蚀着整个教育实验，面对利益驱动变味了的教育实验，我们不能不深刻反思，原因何在，路在何方。
二、对当前教育实验功利主义盛行的原因的探析
（一）客观因素
首先，是整个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泛滥。其实，在我们当前的社会，急功近利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每个角落，已经不是某个地方或部门的特产。也许这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通病。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往往急于求成，又因为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不可能轻易取得成功，人们难免产生短视行为，投机取巧，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不惜牺牲长远的巨大利益。身处这个社会，教育实验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功利主义的色彩。
其次，实验资金的短缺。“穷国办大教育”缺的是钱。像美国那样的富国，办教育财大气组，翻开《美国2061计划》，或《NCLB法》，可以看到，通常为了一个项目，联邦政府就拨款数亿美元之多，进行教育实验，资金充足得很。而我们的教育实验，政府拨款少，社会筹资难，有些教育实验就是因为资金不足，刚刚取得一些进展，就无法继续下去，或胎死腹中，或中途夭折。
再次，管理体制不健全。某些领导对教育实验不甚了解，或不愿意在教育实验上劳心费力，因此对整个实验，从实验假设的提出、实验计划的开题论证，到实验过程的操作进行，再到对实验结果的分析统计，对实验效度、信度的评估和测定，未进行细致的分析、周密的监控、详尽的调查、合理的评定。这给教育实验的急功近利大开了方便之门。
（二）主观因素
1、对教育规律及教育实验的特殊性的认识不够深刻。
教育作为人的活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其内容具有滞后性和超前性的双重特点；其产品具有灵活性和潜伏性的特点，即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都需要长远规划，不可急功近利。
正因为教育具有滞后性、超前性、潜伏性、灵活性等特殊性，作为教育实验也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些特殊性的烙印，在进行实验设计、实验操作、实验检测、实验评估时，也不得不考虑这种特殊性。
与自然科学实验相比，教育实验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教育实验假设只能从正面提出，不能从反面提出，更多的是证实，极少证伪。从教育本质与人道主义出发，教育实验只能从正面进行，不能从反面进行。正如有“希望教育”而无“失望教育”，有“成功教育”而无“失败教育”等等。并且教育实验只能证实，证伪的情况虽然也有，但这既不是实验进行的初衷，而且一旦出现，便会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损害研究对象的身心健康甚至牺牲一代人的正常发展。
第二，教育实验不便严格控制条件，难以进行重复实验并验证结论。
从条件控制来看，自然科学实验可以来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来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过程，而教育实验不同，其研究对象本身是复杂的，具有主动性的，其活动方式、活动范围及特定的环境是千差万别的，其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要进行绝对意义上的严格控制太难了。从在相同条件下进行重复实验检测结论来看，教育实验几乎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复实验。因为一开始就很难进行严格的条件控制，而且教育实验活动中是一种人作用人的活动，即使所有客观条件完全一致，但实验中最主要的因素“人”不可能完全相同，在重复过程中，由于教师、学生的不同，不会产生与实验时完全吻合的教育效果。
第三，教育实验牵制因素多，操作难度大。
在实验操作过程中，教育实验不能像自然科学实验．在一种模拟现实条件情况下进行，实验过程和控制条件可以随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而必须直接地在现实条件下进行，实验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研究对象的成长与发展。因此，一旦进行，使要严格控制，持续进行，坚持到底，且必须小心谨慎，摸着石头过河，如发现实验影响学生正常发展，或者会带来长期负效应，便要及时修正理论假设，或改变控制条件，甚至停止实验。
正因为许多人对教育和教育实验的特殊性没有深刻的认识，对教育实验活动中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正常的、正在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物”，没有很好地区别，所以才容易产生急于求成的心理，机械照搬某些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
2、实验参与的各方缺少沟通与配合。
其一，“理论脱离实践”，理论界急于求成。
中国当代教育实验一开始便形成了一种理论工作者出理论，实践工作者去实践，然后把在实验中证明的理论上升和系统化后拿去大规模推行的格局。因为对理论的过分推祟、而对理论的实用性缺乏分析，加上一种居高临下的精英意识，使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加深了其内心深处的理论情结，加强了用理论来改造实验的欲望。他们喜欢参考国外的一些比较新潮的理论，然后提出一套自认为符合国情的理论，并设计实验，预测实验效果。在检验和评估实验效果时，往往掺入了过多的主观意识，尽量作出符合预期目标的评估，希望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出现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
其二，“实践脱离理论”，实践者贪图眼前利益。
在实践者批评“理论脱离实践”的同时，理论界有人奋起反驳，指出存在大量的“实践脱离理论”的现象。教育实验中，有些实践者嫌麻烦，或能力有限，很难按照理论者的严格要求进行，为了省事，喜欢我行我素，经常表现为遵循原有的习惯和定势办事，如用“老方法教新教材”，使实验的效度大打折扣。又如，有些实践者只喜欢埋怨理论的高深难懂，却不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加强自己的操作能力，哪样简捷，哪样轻松，就哪样干。或者出于对奖金福利、评优晋级等眼前利益的考虑，实验过程中，考虑的更是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不是综合素质，贪图眼前的利益，随意“变通”实验。使企图通过教育实验，推翻一种旧的教育模式，使原有的理论和实践走出困境的努力难以如愿以偿。
其三，某些领导好大喜功，弄虚作假。
有些领导并不是在科学的态度上进行教育实验，只是为树形象，邀功请赏，脑袋一拍，确定一个研究课题，仓促上马，从实验假说到实验设计再到实验方案都未经过严格的研讨与审查，而对于实验效果的检测与评估、往往弄虚作假，夸大优点和成绩，掩饰不足与缺陷。如素质教育实验成果的验收时，就有不少领导命令教师做假档案、假材料，偷梁换柱，借重点学校优秀学生到普通学校来表现等等。
三、对改进教育实验现状的思考
（一）完善管理体制
潘仲茗、雷实等人通过对部分省市的调查发现，我国中小学教育实验发展明显存在宏观失调的问题，具体表现在课题低水平重复、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和管理机制不健全。针对以上情况，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对全国中小学教育实验的宏观调控与管理，主要措施有两条：一是组织力量制定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全国教育实验发展规划》，对教育实验发展作出长远整体规划；二是组织力量制定《教育实验管理条例》。对教育实验的管理机构、人员、管理办法及评价标准作出具体规定。使教育实验得到规范、有序、稳定的健康发展。尽量杜绝混水摸鱼、弄虚作假的现象，遏止急功近利思想在教育实验中的蔓延。
（二）拓宽融资渠道
经费短缺，是教育实验无法长期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教育实验急功近利现象盛行的主要诱因。许多教育实验专家建议国家教育部门在基础教育经费中设置教育实验专项经费，用以资助、支持各级立项实验课题。另外，为了广开融资渠道，建议筹建全国中小学教育实验奖励基金会，广泛接受社会各界和海外的捐助，基金专门用来奖励优秀实验者和优秀实验成果，同时对有重大推广价值的实验进行集中资助。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就可减少教育实验的短视行为，利于提高教育实验的效度、储备度和推广价值。
（三）加强教育实验基本知识的培训
许多教育实验参与者的浮躁与性急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实验专业知识的薄弱，某些实践者和领导甚至连基本的教育实验知识也不具备。因此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要培训对自变量的操纵、因变量的测量、无关变量的控制等等；要培训对各种影响教育实验的因素的科学分析，诸如对来自实验时间推移的“履历效应”、来自受试疲劳与生理变化的“生成效应”、来自重复测验的“测量效应”、来自测量者和测量工具本身变化的“工具效应”、具有最高、最低测值的统计上的“回归效应”、来自实验组、控制组的挑选的“归组效应”等等。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教育实验的基本知识，对教育实验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会在进行实验时减少违背教育实验规律的做法，减少急功近利的现象。
（四）争取广泛支持，增进相互沟通
社会政治经济制约着教育，教育的影响也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当教育出现问题，陷入困境，人们力图通过教育实验，探索有效途径走出困境时，这已不只是教育界的事情了，需要各方面的有力配合，各种力量只有形成有机整体，教育实验才能顺利实行。要有理论界的科学理论指导，要有实践者的认真细致的实施，还要政府的优惠政策，还要有经费支持、合理的评估体制，另外要有社会道义上的支持等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实验，有3所学校是成功的，1所是失败的。失败的一所是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学校，因为旨在使学校更民主的教育计划是行政强行推进，而不是由家长教师和社区一致发展的，在实验过程中，家长和社区的抱怨越来越多，终于到1981年被迫“关上开放教育的大门”。如果教育实验得不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只有教育界单打独斗，甚至教育界的理论与实践两种工作者还貌合神离，教育实验要想取得成效，进而引导教育走出困境，那简直是异想天开。
教育实验是一项费时、费力和耗资且难成效的事业，一旦投入其中，就要做好长期打算……，做好艰难而长途跋涉的准备。赞科夫的“教育与发展”实验持续达十七年之久，最后形成了他的“新教学体系”；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实验伴随他走过终生。世界上，大凡功勋卓著的教育家，为形成和发展某种理论进行教育实验常常花上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甚至倾注其毕生精力。而我国当前的教育实验的许多主持者，往往希望在短短的时间内大见成效，扎实不够，浮躁有余。如果哪天我们的教育界有大量愿意这样长途跋涉、孜孜以求的实验者，又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那么我们就迎来了中国教育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