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教育不能重蹈大学盲目扩招的前车之覆
2007年，国家资助中职生的新政策，推动中职教育顺利完成了连续第三年的扩招，全国中职学校首次招进800万人，在校生规模达到2100万人，与普通高中规模基本持平。2008年4月的中职招生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今年中职学校要招820万人，以继续巩固和扩大中职教育的招生规模。
此前，中职教育红红火火的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与普高教育在校生规模相比一度为6∶4。北京1998年甚至达到过6．5∶3.5。可是，1999年大学开始连年大扩招，极大地拉动了普高教育的发展，中职教育与普高教育的规模之比一路从5∶5跌至4∶6。北京和上海的中职学校也分别从400多所锐减到170多所和130多所。中职教育规模近10年间如此起伏跌宕，除了受到拉动普高教育发展的那个强大外力影响外，还有一个整体培养能力不断减弱的内在软肋。
这个软肋形成于10多年前那次大学的全面调整，许多久负盛名的优质中职学校被并入大学。自此，失掉有生力量的中职教育大伤元气，不得不在资源不足和发展失衡的困境里艰难跋涉。从2006年全国拥有14693所中职学校的整体看，本来在结构、质量、特色、效益等方面就存在不少问题，加上持续大扩招，势必出现生均资源占有量的直线下降：2006年与2005年相比，全国中职学校的校舍建筑面积、仪器设备值、拥有图书和计算机等方面的生均教育资源，已经开始全面低开低走。
其实，这种不顾自身培养条件和能力扩招的情形，一直存在于10年来大学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中，部分大学甚至成了盲目扩招的前车之覆。今天，当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无不欣喜于中职教育终于解决了“招生难”时，殊不知那惊人相似的严峻一幕已然再现于眼前：从大规模扩招，到生均教育资源占有量降低，再到教育质量下滑，最终表现为越来越贬值的毕业生就业难。
欣喜之余的清醒思考是绝对必要的：国家对中职生的资助（提供助学金和减免学费），解决的只是“上得起学”的问题，与中职教育自身培养能力的提升毫无关系。今天，人们在陈述中职教育扩招的理由时，除了理直气壮的“经济需求”这一条，是否依然不考虑它具有怎样的“培养能力”？当前少数教育质量过硬的中职学校，在校外租房住的学生数正随屡屡爆满的招生数水涨船高。这种不堪重负的境况是否在警示人们：中职教育对一下子涌进的巨大学生增量，至少不会像一家人吃饭时来了个客人，就招呼“再加双筷子”那么简单和轻松吧。
按照国际惯例，中职教育所需经费投入约是普高教育的3倍，然而我国的中职教育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却不与这个惯例接轨。早在2002年年初，国务院对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就作了强调性规定，结果当年这笔“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反而下降了1％。连年的投入不足，使中职教育生均经费仅为普高教育的60％。
如今的中职教育已成了没有门槛的教育。从理论上说，中考零分的学生都可以进入，要让他们获得学做高素质劳动者的信心和技能，其教育难度可想而知。每年进入学校的新生，就不仅有着中考落榜后的自卑，还习惯了散漫、失去了进取心和方向感。对这一现象深受震撼的天津第一商业学校校长郭葳毅然确定了“即使成不了大才，也要成人”的育人目标。
中职生普遍有一个经济贫困的家庭，中职教育也往往因此被赋予了“开发式扶贫”的重任。如果他们只能进入另一些只关注规模、不注重培养，甚至连正常的教学秩序都难以保证的学校，他们不仅重新生活和学习的希望不会被燃起，而且还会再也不相信什么中职教育。
从社会的角度看，中职教育还得不到许多家长的认可。社会上依然流行着“大老板＋大官”的价值取向。
无论以“公平”为政策导向，还是以“质量”为改革重点，中职教育在扩招后的保质都离不开政府的责任。在公共财政的投入和分配方面，对于中职教育，政府需要以更加合理的财政支持模式，履行好自身的公共责任。我国的中职教育仅靠刺激招生和扩大规模，仅靠政府推出助学新政的“宣传攻势”都终究不会长久，只有靠众多中职学校自身的特色、质量和品牌吸引生源，并引领学生走上一个向善向上、成长成才的人生舞台，才会形成中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