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与中国近代文学
钱基博（1887-1957）是我国近现代学问淹博的著名国学大师。他虽身逢乱世，却秉承家学，矢志不改，不离典训，著作等身，以自己一生的心力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钱基博作为近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学者，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近代文学研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作品。清末民初，是一个社
会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由古典转入现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折时期。本书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以近代文学为主，兼顾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断代文学史以这一
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虽然，此前的同类著作尚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近三十年中国之文学》等。但它们的篇幅都
较小，评述也颇为简略。钱基博立足近代，上溯明清，下探民国，正本溯源，以阔大的学术视野为这部断代文学史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史学价值。同时，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界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
想根源等也有深层次的挖掘。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在于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谈樊增祥与易顺鼎，归于“中晚唐诗”；谈陈三立与郑
孝胥，则归入“宋诗”。本书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胡适等为代表。
全书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其他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著叙述旧文学则较为详尽，立论对旧
文学也多有回护。
传统中国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审美价值，更牵涉政治、学术、人生等。离开了确定的时代氛围与作者生平，散文研究很难做深入的探讨。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以专章的形
式为每一个值得在历史上留名的作者记录下了第一手的研究信息，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到师承，既标明了每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又解读了作家创作的源流和创新之处。钱基博将自己的心血之作
命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却不限于对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而是广泛涉及作家的交游、行止、论争及参与时事的情况，往往对于同一事件的双方，都能从论述两方的不同单章中运用各自的角度加以
析理，从而更加真实地再现历史真相，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的史料。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正如钱基博以现代的学术观点品评近代作品，在强调作品承继古代文化精粹的同时，也能以现代理性态度看待这些作品在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中的尴尬与失落。他在增订序言中
说：“此次增订，有郑重申叙，而为原书所未及者三事：第一、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
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二、桐城古文，久王而厌，自清末以逮民国初元，所谓桐城文者，皆承吴汝纶以衍湘乡曾文正公之一脉，暗以汉帜易赵帜，久矣；惟姚永概
永朴兄弟，恪守邑先正之法，载其清静，而能止节淫滥耳。第三、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则是桐城之文，在清末虽久王而厌，而桐城之诗，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此三事，自
来未经人道，特拈出之。”以钱基博为代表的批评流派，他们承袭清末李慈铭的批评，但认识已有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与旧的对立和交叉。他们承认“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再一味为“旧
文学”辩护；也不同意“新文学”干将们全面西化的激进主张。
在钱基博看来，近代社会，亦或是近代文学，最大的物质在于转变，在于西学东渐。如何看待这汹涌而来的西学浪潮，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风气极速异化的时代，确立自己的创作和评判原则，则是
判断一个近代作者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一味守旧、视西洋学术如洪水猛兽固然不对，全盘西化也无异于削足适履，只是冲动地自乱阵脚而已。这种看似折衷的学术观点在当时轰轰隆隆的新旧文学斗争
中，无疑是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做法。而这也正是钱基博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一直遵循的秉心直言的学术规范。所以，在这本《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不仅以专章形式分别论及清末民初的新、旧两
派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在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叙事中也注意到了新、旧两方面的融合。以林纾为例，一方面，钱基博着力肯定了林纾在古文创作中为发展桐城文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当清之季，士大
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又能不执于言，详细剖析林纾一生创作风格的变迁，并结合时政，述清源流脉络，从而得出“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
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的结论，明确指出林纾在文学主张上多受人事影响的特点，进而将林纾与真正的桐城家区别开来。这一叙述不但澄清了这一段历史中纷繁复杂的文论之争，使林纾的
文学史身份得以明确，同时，明确提出林纾与章炳麟、胡适之争一蹶再蹶，其根源正在于“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抱残守缺，不思新进，从而被时代新风的车轮远远抛下，正是犯下了钱基
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言中所指的“执古”的错误。钱基博本人也同样倾心于古文的创作与教学，然而正是他“顺应为用，阐变方今”的学术理念使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得以拨开历史的迷雾，
在立论上多了一份客观理性。
第三，在钱基博手中，中国近代散文的研究范式基本得以建立。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作为“杂文学”的“散文”，由中心文类一转而为边缘文类。清末民初的文白之争，吸
引了众多读者及专门家的注意力；而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文体变革”中，落败一方的古文，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也同时面临着无人理会的尴尬境地。而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恰恰正是以
近代诗词及文章变革的论述最为精彩。在作品中，钱基博既强调“历史感”，又力求突出“问题意识”，在理清“旧文学”在近代时期异变的过程的同时，也能抓住其中一些重点问题，如桐城文脉的转
变等，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来构建近代“旧文学”的发展脉络。钱基博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这也使得《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其它一些仅仅突
出史学特色的文学史拉开了差距，它的理论研究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可以说，钱基博在这一时候逆潮流而动，选择以近代“旧文学”尤其是近代散文为中心，一方面是其深厚的国学修养使之对传统散文艺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代宿儒不随波逐流的学术品格。
钱基博对中国近代地方文学史研究也贡献良多。在其所著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他条分缕析，就近百年来湖南出现的一大批学者、文人的学术成就、文学造诣、创作风格及诗人特点作出了明晰
且极具个性的评述。从中展现出了钱基博作为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一代学人的良好学术风范。钱基博在书中开篇即明言湖南一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
西接黔晚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
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含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
厉已，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从地域的独立论及文学的独立，再及思想、学人之独立，钱基博以“独立”一词作为了湖南近代文学的基调。
本书为论述辛亥革命以前湖南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著作。《近百年湖南学风》采用传记的形式，分群别类，合传诸人，旨在彰显湖南学人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书名立足于“学风”而
不是“文风”，所涉及人物也不仅限于文士，书中所论列的十三位人物，虽然籍贯限于湖南，大多数（如魏源、曾国藩）却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的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构想展现出钱
基博意图借文学指点山河，以文学为引，勾勒湖南乃至全国文学、社会风潮走向的勃勃雄心。
更值得嘉许的是，钱基博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直接进行了文学创作的实践。他的文学作品涉及诗、词、序、传等多种文学样式，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他的短篇小说集《技击余闻补》。
“技击”即是人们常说的武术，书中所列的全部是以武功见长的市井人物的传奇故事。全书由26个短篇小说组成。钱基博在序言中提到：“友人有以林侯官技击余闻相贻者，叙事简劲，有以承祚三国，
以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正是友人赠阅的林纾所撰的《技击余闻》一书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多年沉身于古文研究的一代学儒也禁
不住一时技痒，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创作了这部以“补”命名，然则欲与原著一争高下的武侠短篇小说集。书中集中描绘了一群出身市井却武艺超群的英雄侠客，他们或力大无穷，或技艺不凡，都以
其超群的武功演绎出一段不凡的人生。小说人物形象鲜明，叙事简劲，往往能于一二语中勾勒出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小说集《技击余闻补》作为近代文学文库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近代小
说的时代烙印。
首先，小说中洋溢着极其浓郁的平民色彩。《技击余闻补》中所叙的26个故事，其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平民百姓，他们或为僧侣隐士，或为厨师渔父，或是无名妇人，往往都与官府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他们作为普通的市井人物，全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身好武艺行走江湖，谋生糊口，这些人物所遵循的社会道德规范也多是“量敌虑胜，饬己自修”的市民生存法则。甘凤池身怀绝技却谦逊待人，因而
得以颐养天年。秦大、秦二事母至孝，才能在危急关头得以脱身。马永贞恃才自傲，终引火烧身，惨死于群贩手下。这些故事言不及怪力乱神，所描绘人物也都不是道德完人，但凭着一身神力和一片赤
子之心，为钱基博等文士所赞赏，为之写心立传。在近现代社会，政治风潮风起云涌，多变的时局早已让普通百姓无以适从。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平民武侠小说才在市民中有了一席之地，也才能
为钱基博这样的学者喜爱。毕竟乱世之中，就算是学富五车，也难有一分安全感。一介书生对武学之士的仰慕，也正来源于这样一种安全感的渴求吧。
其次，小说中饱含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作者借此表达出讽世的良苦用心。钱基博虽生长于清末，思想中却仍然保留着汉族文人一以贯之的汉族正统观念。小说中他明确指出清廷“诛锄武勇，摧戮文
士”，其目的在于他们“自知外夷僭盗，不为人心所归往，惴惴惧天下不靖”。《范龙友》、《南杨北朱》等篇更是为汉人武士张目。如《范龙友》中“生有神力”，本是赫赫有名的“十八武师之一”
的范龙友由明入清后，“浙督李疑其有异志，移檄名捕。系狱，毙焉。或谓谳定，龙友戍极边，不知所终云”。仅仅是由于清人之“疑”，便将其陷害致死。小说叙写他们受清人猜忌，含冤而死的悲剧
不仅表达出作者对他们的同情，更透露出钱基博强烈的民族情绪。
同时，近代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其中尤以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作品中多次提到甲午海战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在《嘉定老人》中，钱基博借老人之口表达了普通百姓对这场战争
的看法：“汝吾敌也，吾国将士死于辽阳之役者不知几何，吾今授子以武术，子或尽吾技以授子国人，而反刃于我国，子之计则得矣，而吾何以对国人哉？吾不忍也！”话虽出自老人之口，却表达了钱
基博这一类文人的心声，民族大义当前，视钱财如粪土，身怀武艺之人更重武德，而德之大者莫过于爱国之心，钱基博在小说集中反复强调练武之首，习武之德，正是自身严谨的道德观念与至诚的爱国
之心的展现。
其三，小说中展现出近代社会所特有的过渡性特征。小说创作于1913、1914年，这正是全国上下响应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掀起近代最大的一次小说创作热潮的时期。作为一代宿儒，钱基
博一生潜心学术，受到的是最正统的儒家教育，然而却屈身投入到短篇小说这一历来为正统文人所不屑的文学样式中，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近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小说创作热潮的影响。小说既宣传了传统的
道德伦理，也不分种类地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才华予以了肯定；既遵循了古典小说的史传传统，又溶入了一些现代小说的技巧；既坚持了文言写作的士大夫风味，又以一种平民的平等的眼光来审视社会
百态，这一系列特点都使它与传统小说拉开了一定距离，钱基博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现代转型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总之，钱基博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一生笔耕不辍，秉持着“阐变方今，顺应为用”的学术研究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为近代文学的研究、整理及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对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公允的史料，也以他开阔深澈的学术眼光为后人理清了研究思路，树立起学术范式。在近代文学创作的亲身实践中，他熔铸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赤诚的爱
国之心，也为近代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陈平原.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J］，中山大学学报，2004，（6）。
[3]钱基博.钱基博学术论著选项［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钱基博.《技击余闻补》[M].现存版本为台湾广文书店1983版，本文所参考版本为广文本的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