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证问题看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
在最近几期《学术界》的学术批评栏中，经常看到一些文章对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必要“引证”提出质疑。这种否定学术基本规范的观点，国外也有。比如，R.W.埃默逊(R. W. Emerson)就这样说过：“我痛恨引证。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但无论怎样，我认为这样的见解不可取。一篇“的”论文，规范而详细的引证不可或缺。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写作是否规范化，决不是一个小或枝节问题，而是反映了学术界精神气质，关系到学术进步的问题。
1.“学术”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国内不少学者可以说是糊涂的，至少理解得很片面。最近，人们都热衷于谈“原创性”，好象学术的唯一目标就是提出前人所未有的新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整术传统、提炼知识等，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的任务和目标。学术的进步和有两个源泉，一个是对以往学术传统（）的研究，它是长青的；另一个是对现实世界图象的探讨和思考。这就是说，学术研究的任务和目的，有一半是整理和提炼以往的知识，而且这一半可能是更“基础”的工作。首先，学术的发展同人类的变化一样，有前进性，也有循环性，并非总是在生产新的精神产品。许多“旧知识”需要不断地传播。启蒙的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很难说它会过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为人类一代代地繁衍，新一代在青少年时期总是蒙昧的。若不进行一代一代的启蒙，人类很容易回到野蛮状态，或者走向专制主义，或者走向迷信、狂热宗教甚至邪教，等。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知识，在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是“新知识”。中国化的一个最大教训是没有搞清楚资本主义，就去否定它，把它看作“旧知识”，结果是求新求异而掉进了古老的“平均主义”和“官僚制”的陷阱。其次，整理、提炼以往的知识也可以有“原创性”。比如，以往没有人对冯友兰的思想做过系统的整理，某一个人作了，他的这一工作就是原创性的。
近年来，“创新”、“原创性”这样的词语被喊得很响。意识形态领域喊这个口号，是要根除教条主义的束缚，是另一回事。而学术领域则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学术需要先追求规范化，然后才可能谈创新。这就像拉小提琴，要想成为有创造性表现力的大师，必须首先作到左右手的基本技术动作规范。基本动作不规范，别说当大师，连合格的乐手也成不了。西方大学的硕士论文一般是写一个专题读书报告，而中国的大学的研究生手册几乎都在强调硕士论文“创新”。哪一个更科学？显然是西方大学对硕士论文的要求更加科学。创新、原创性不是随便喊来的。重大的哲学科学创新需要科学与人类社会的革命性进步为基础。至少到凯恩斯时，经济学中的重大都已经成型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便走向庸俗化，不是创新，而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个硕士论文能够有什么创新？有的硕导、博导在指导论文时，不断地喊“创新”，其实他本人一辈子也没有写过一篇规范的文章，甚至连课都讲不好。他这样指导的研究生，在将来也同样是讲不好课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一篇有分量的读书报告必定能够讲一堂很有价值的课，而一篇凭自己想象写成的所谓“创新”论文则不能，或许研究生、导师、捧场的评委们以为是“创新”，但实际上却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把戏，或者什么也不是。
在商品经济和金钱欲的诱惑下，读书日益让人们觉得痛苦，转型社会中市场赌博冒险行为与学术领域的浮躁心理相映成趣。“旁征博引”是中国学术的古训，并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独有，然而今日却有人竭力反对它，还用“创新”为借口来遮掩自己的懒惰心态。这种倾向如果继续发展，只能导致中国学术研究丧失其基本功能，从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2．引证与“原创性”对立吗？
不少谈及引证的文章，都把引证与“原创性”对立起来。其逻辑是：一篇文章，引证越多，自己的东西就越少，因此“原创性”也就小了。在这里提出前面已经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原创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共产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等，都是原创的吗？都是前人完全没有涉及过的吗？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的创新性至今有许多人怀疑，但是，又有谁敢否定他的学术大师的地位？在学术史上，有多少重大的理论创新不是在前人、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实现的？包括被视为最有原创性的弗洛伊德的精神理论，难道前人没有一点相关的涉及？
一篇文章，引证越少就说明自己的东西越多——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论断。按照这种逻辑，党报中的社论最具有原创性，因为这样的文章多是连一个引证和注释也没有。在一篇学术文章中，没有著明出处的话与段落，有些可能是自己的，有些是别人的，包括大学课堂听来的、从媒介、书籍中得来的，等，只是被同化进自己的知识结构中换个方式说出来的而已。真正属于自己的、全新的道理，在古往今来的任何学者那里，都是很小的一部分。博大精深的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著作，恩格斯归纳他们的“发现”只有两点：一是剩余价值学说，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两点也是在前人的价值论和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的。至于那些根本就没有读什么书的学者，认为自己能够说出很多“原创性”的思想，我对此真感到茫然。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沃勒斯坦是尚活着的并很大的屈指可数的学者之一了。他的核心著作是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可以说，它是我所读到的引证最多、最烦琐的书了。有的地方几乎是一行一个引证或注释，让人奇怪他怎么能够读那么多的书。还有马克斯•韦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其中的引证和注释的篇幅几乎和正文的篇幅相当。这样的例子说明了什么呢？韦伯自不必说了。沃勒斯坦被共认为是最有创新力的一个学者，他的许多新奇的观点引起不休的争议。如果读了这两部书并知道其学术价值，我们还会把引证和“原创性”或创新对立起来吗？
引证不仅不与创新对立，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前面已经说明，学术研究的任务之一是整理、提炼以往的知识，以实现新的传播。这个提炼过程就像从矿石堆中提炼黄金一样，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别人忽视了或不知道前人的某个有价值的论述或思想，你重视了（引证了），本身就是一个贡献，一种创新。这种提炼工作能够分出水平高低，比如，有的人选的是纯金、有的人选的是品位高的矿石、有的人选的则是矿渣，等。无论怎样，这是一项需要精力和智慧的创造性劳动。引证的，既是对他人思想或论述的转述，也是引用者的智慧的结晶。即使是一篇没有任何分析的完全“综述”性的文章，它也有个“取舍”的艰辛劳动过程，因此，也比那些天马行空地凭借想象发挥一通的所谓“原创性”文章有价值。至于研究性成果，其引证部分被作为正反面的佐证，是“创新”不可缺少的有机成分。不懂得这样的道理，别说什么“原创性”、创新，恐怕连个平庸的“学者”也当不成了。
3．技术因素是次要的吗？
在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充分理性化的环境中，技术的因素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总是受到贬低、忽视。人们的价值取向是追求更高的、更大的、更远的目标，希望从“大事上”、“本质上”、“根本上”一揽子解决，而不知道的特征是从技术细节上作起。在意识形态领域，追求遥远的“主义”、“理想”，结果把社会搞得乱糟糟的，甚至以不同的形式走向迷信崇拜或狂热宗教。在学术领域也是同样，空喊“立场”、“倾向”、“创新”、“突破”，而轻视具体规范，使学术始终停留在低水平和前状态。
“学术规范”是一个比较宽的概念，包括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概念体系、以及具体的等。引证是最基本的规范，也是技术层面的工作。现代理性的原则要求人们用技术的、科学的手段处理事，以达到预期目的。这种原则同样渗透到现代学术中，并成为学术评价的一个标准。一篇规范的论文，通过介绍学术传统、通过引证、注释，既传播了知识信息又使读者能够看清楚作者的创新之所在。引证这个技术性工作，使论文的质量得到起码的保证：如果作者自己没有新思想，它的文章也有“资料”的价值。有些领域的研究，比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报告、社会学的抽样调查等，是不需要的，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科学论文，也有必要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材料的来源。而一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文献资料（著作、记载、档案记录、统计数字等）的基础之上的，引用文献资料的范围、取舍、详略、对比、等，都一一关系着论文的质量。一个学者可以拼凑引证的数量以达到“形式”，但读者也很容易识别它的虚假与水分。
引证是促使作者“创新”的一个推动力。故意隐匿某一论述或思想观点的出处，常是作者创新乏力的结果。他（她）不能够在别人思想的基础上继续进展，所以干脆把别人的话当作自己的说出来，或作为自己的结论。这样做，被称为学术“剽窃”，是一个很尴尬的、不光彩的境地姑且不说，久而久之地不动脑筋，创新力也将彻底丧失。规范的引证则是一种强迫力量：别人已经说过了，要想有创新，必须超过别人的论述和结论；要么仅仅是一种介绍之作，尽管也有其价值。
引证能够促进形成良性学术生态环境。，的学术生态环境很差。许多学者一提到学术环境，就习惯性地批评行政干预的学术体制。不可否认，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的确构成了学术进步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体制。应该明白，“体制”不仅仅是官方制度规定，而同时包括每个个人的行为习惯。可以说，学术界许多坏的现象都是学者们自己所为。中国学术目前没有象样的学派、流派，有的只是师生关系、私情关系的小宗派、小团体、小圈子，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左派”与“右派”。这是一个很恶劣的学术生态环境，要想改变它，仅仅靠政府制定文件、发号召是没有作用的，而要靠每个学者的基本素质的提高。学术创新是在研究学术传统、整理与提炼以往知识的基础上实现的，学术流派也是以学术规范化为基础形成的。被不少人引为自豪的所谓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髓，实际上是一种很有害的传统思维习惯。它在学术上的表现是，把别人的成果和自己“合一”，稀里糊涂地分不清你我。以这种非科学的、非理性的方法，怎能期望有进步、创新？怎能有“流派”产生？
以上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引证的重要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学术界目前存在的非理性的精神气质。忽视、轻视、践踏学术规范，显然是一种情绪性的、情感性的前科学蒙昧状态。从社会心角度看，这种精神气质与宗教的心理活动很接近。它在落后国家十分普遍，与人们行为中不尊重、纪律、不遵守规则等，以及思想中的迷信、崇拜、碰运气、急于求成、对成功者嫉妒等，是共生的事物。我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发现，外国学者的论文都是很规范的，有大量的引证注释，还附上文献；而中国学者的论文则多是光秃秃的。更让人悲哀的是，中国学者还常带着松松散散、满不在乎神气，自以为是地讥笑别人“形式主义”；有的学术刊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的刊物）或者把所有文章的注释全部删掉，或者苛求7000字以内以便多发稿子、多揽人情；有的研究生一边做生意赚钱或者睡懒觉、上网游戏，一边咒骂答辩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文献引证的要求妨碍了他们“创新”……这样的等等现象，都一一说明了中国学术的原始与粗糙。
现代化的学术是高度理性化的，它对手段和方法的精细化和技术性的要求很高。一个学者不一定每一篇文章都是严肃学术论文，他有权利写随笔、感想、时评、杂论等类型文章，并可以成为各种“家”甚至“思想家”。但是，学术理性是很严酷的：这样的文章只能算是“学术性的”或者“与学术有关的”，而不能算是严肃学术论文（或“科学的”论文）。那些不愿意写出一些严肃学术论文的“学者”，只好永远站在学术殿堂的大门之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