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专业古文对提高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作用
摘要：本文以医古文为例，从领略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学习古人破除迷信的科学态度、治病救人的高尚职业道德、不畏艰难险阻的执著精神、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及诚实守信的职业态度等方面，提出加强专业古文教学对提高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具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职业学校学生；专业古文教学；职业道德素质；影响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要“坚持育人为本，突出以诚信、敬业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把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就业率作为考核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指标。”如何卓有成效地开展适合专业特色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摆在职业学校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强化专业古文教学，是提高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一种有效途径。
所谓专业古文，是指与职业学校专业相近或相关的古代文献，如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之与商业学校，桓宽的《盐铁论》之与经贸类学校；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之与农业学校；郦道元的《水经注》之与水利学校；宋代蔡襄的《荔枝谱》之与林业学校；李诫的《营造法式》之与建筑工程学校；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器辨》之与工业学校等。笔者仅以中医药古代文献对医药卫生学校学生的影响为例，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领略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卷帙浩繁的中医药古代文献，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各种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的结晶，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经典巨著都是璀璨的明珠；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医药大家的成就万世敬仰；“麻沸散”、“官药局”等世界之最为世界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加强中医药古文教学，对医药卫生学校学生领略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立志发掘这个宝库，使祖国医药遗产发扬光大，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古人破除迷信的科学态度
我国古代巫医并存，迷信与科学交织。中医药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破除迷信、弘扬科学的历史。如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出的“病有六不治”理论，“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是重要的一条。东汉王充在《楚惠王吞蛭辨》中通过分析水蛭的特性，驳斥了“祸福之应皆天”的谬论。南朝齐梁时期，范缜在所著《神灭论》中，从“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命题出发，揭露了宗教迷信麻痹民众的危害。北宋人龚鼎臣的《述医》通过记述巴楚之人信巫不信医，遂致死者枕藉的事实，揭露了巫觋之危害，论述了医药的功用，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学习古代医药学家治病救人的高尚职业道德
药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论述了医德修养的两个问题：一是“精”，技术要精湛，告诫学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二是“诚”，品德要高尚，从“心”、“体”、“法”三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先确立“普救含灵之苦”的志向，诊治上“纤毫勿失”。这些观点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行医路过虢国，通过针灸、药熨、服汤等方法，使已被判定为“暴厥而死”的虢太子起死回生。金代医家李东垣，出生富家，遇灾年极力赈济饥民，遭疫疠则一心赴救病者。他认为学医不是博取个人名利的手段，而是为了“传道医人”，并以此为标准选定继承人，循循善诱，悉心培养。明代医师何子才在赵子贞一家数口因贫困“僵卧满室，阖门濒死”之际，“以济人之急为心”，“日来视之，疗治周勤”，表现出高尚的职业道德。
学习古代科学家不畏艰难险阻的顽强作风和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出身医家，继承家学。在行医实践中，他发现古代本草著作中记载的中药有的一药多名，有的一名多药，有的存在品种、产地使用混乱等问题，给民众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他重视临床实践，通过亲身服药、临床观察及有关实践，正本清源。在群众的协助下，他经常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向农民、渔民、樵夫、药农、铃医请教，对药物研究、比较、分析，同时参考历代医药及有关书籍八百余种，对药物加以鉴别考证，并收集整理宋、元以来民间发现的很多药物，历经27载艰苦劳动，著成了16部52卷的巨著——《本草纲目》，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李时珍不畏艰险的执著精神，成为后世的光辉典范。
宋代大科学家沈括，一生治学严谨，其代表作《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他在医药上有独特贡献，曾编著《良方》。对于中药材，他更是深入探究，“发明考证，洞悉源流”，“凡所到之处，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术，皆至诚恳切而得之”。他在《梦溪笔谈•药议》中，批驳了古法采药只讲求时间，“采掇者易辨识”，而不管其时药材质量优劣的谬误。通过对影响药材质量的产地、生长情况、地理气候、种植方法及药用部位等不同的分析，认为应采取灵活的采药时间，表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
学习古人辨证施治，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的辩证法思想
东汉名医张仲景，总结前代医学理论、疹治经验及自己的临床心得，在《伤寒论》中提出了六经辨证的原则，使理、法、方、药有机结合，使辨证论治系统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被尊为“医圣”。
三国时期被誉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信奉服食养生之道。他在《养生论》中阐述了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通过具体事例，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修性保神和服食养身是两种相互联系的养生方法，说明了养生之要贵在坚持的观点。
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对医学有研究，曾著《传信方》。他在《鉴药》中通过自己病情的反复，说明处理任何事情都应随着情况的不同加以变化，决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延误病情。
清代医家徐大椿在《用药如用兵论》中，指出用药攻疾如同用兵除暴，切忌滥用；又以战术喻医术，从“知己知彼，多方以制之”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治病的10条原则；后以“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富强之国，可以振威武”的观点，阐述药物的攻补道理。运用类比手法，以用兵之道论述用药之法，方法巧妙，令人深思。
学习古人敢于创新的探索精神
祖国医药发展史是在同疾病斗争中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奋斗史。《孙思邈传》介绍了孙思邈提出的医生应具备“胆大、心小、行方、智圆”的思想修养。这是孙思邈医学思想的精髓。创新性的思想修养，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称为“新学肇兴”。这一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人民生活贫苦，疾病流行。不少医家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大大丰富了中医理论。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滋阴说所形成的四大医学流派（即“金元四大家”）就是典型。元代戴良的《丹溪翁传》记述了朱震亨不自满于已取得的成就，深入研究刘、张、李三家之长，提出了“相火易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新学术观点，成为金元四大家中“滋阴派”的代表人物。
学习古人诚实守信的职业态度
据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宋清传》记载，长安药商宋清，经营“善药”（质量好的药材），“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售，咸誉清”，“疾病疮疡者”，“虽不持钱”，“皆与善药”，“积券（欠款单据）如山”，清从不催要。“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宋清诚信经商，有求必应，怜贫济困的职业精神，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唐代医者郭常，诚实行医。有一富商“病且急，历请他医，莫能治，请常为诊”，并许“酬钱五十万”。郭常以特别的医术、奇特的药材，历时一月治愈了富商。富商“欲归常所许财，常不从”。富商以为郭常嫌钱少。郭常解释说：“我只取药材的价钱，不该要的坚决不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表医者郭常》的作者沈亚之通过与“专心聚敛，残割饥民之食，以资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无耻，是亦不仁甚矣”之人的对比，由衷地感叹：像郭常这样仁义的医者，“又焉得不称（被称道）于当时哉？”
医药古文只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分支。以上举列充分说明，加强专业古文教学，对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提高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规定：“文化课教学应结合课程特点，充分发掘德育因素，有机地渗透德育内容；专业课教学应结合职业特点和专业技术发展的需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理想、职业意识、职业道德与创业精神教育。”加强语文课专业古文的教学，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就是贯彻《大纲》要求的一项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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