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热议职业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
在今年的“两会”上，记者发现一个大变化：有关职业教育的提案明显比往年多，而且委员们的职业不一，有教育领域的，有政府部门的，也有公司的董事长。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战略调整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重望寄托在职业教育的身上。
让“站大脚”的农民变成新农村主人
青海省西宁市副市长鲍义志委员今年提交了三份此类提案，涉及农民工转移培训、加大中职投入、改善西部贫困职校生的住宿条件等。为了多反映基层的意见，鲍义志在“两会”之前到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等地方调研。有个场景让他印象很深刻：在这些县城，经常看到一大堆农民在“站大脚”。“‘站大脚’是我们那里的土话，就是指人靠在墙根处没事干。”鲍义志特地向记者解释，他们一般早上从村子里出来，背着干粮，每天就在城里找个地方等着干点苦力活，比如为单位搬重物，为城里修路等，一天也就挣十多块钱。
在我国目前的农村里，还有个现象让许多委员们担心：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推进，征地的趋势成为必然，而世代以土地为生存依据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保障。大批的失地农民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
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王智琼在她的提案里讲到，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约在4000万人至5000万人，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
“‘站大脚’的农民离新农村的主人还很远。”鲍义志委员这样说。
要想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描绘的新农村的美好蓝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要把“站大脚”的农民变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是个历史性的挑战。
职校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农民
这是一对矛盾：一方面，一些地区的农村职校由于投入不足、地处偏僻、信息不畅、师资缺乏、实习条件差等各种原因，在与城市职校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尤其在我国大力发展中职教育、中职年扩招100万的大背景下，不少职校却生源紧张，处境尴尬。
“即使一些处境好的城市职校也不会把太多目光投向农民。”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圣坤委员说。
另一方面，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有4.2亿，其中中小学以下的文化程度占37.3%，大专以上仅占0.6%。也就是说，近90%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所以，我国每年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转化的不到20%不足为怪。
据江苏常州长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汤燕雯委员的调研，即使是江苏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集中了全省1/3的农村劳动力的16个经济薄弱县，劳务输出已是这些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绝多大数作为苦力，收入低微。
如果充分挖掘现有职业学校的办学潜力，将使农民有业可就，生活有保障。本来是两全齐美的事，为什么双方各自观望？
鲍义志委员给记者讲了一个细节：青海民和县是国贫县，38万人口中就有近5万人年均收入在600元以下。在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时，有多少名额就有多少人报名，农民兄弟们特别积极，因为培训是免费的。
“不可否认的是，无力支付培训费是横亘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障碍。”鲍义志委员说。
其实，费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是认识问题。汤燕雯委员分析认为，有的地方政府没有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提高到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来认识，导致针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曾经火热一时的农业中学等已逐步消失；重视不足，加上财政紧张、职校办学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许多职校难以为继。
当然，也有的职业学校不坚持自己的办学定位，“心猿意马”。不少委员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学校干脆挂着中职校的牌子，却走对口升学的路子，还与县重点中学攀比高考升学率。另外，职教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等也是症结所在。
“实际上，如果职校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对学校来说，就获得了发展的一次契机，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辱教育服务社会的使命！”鲍义志委员认为。
上边催得紧，下边才能走得快
因大力发展陶瓷业，广东佛山市高明区成为失地农民集中的区域，由王智琼委员带头的农工党党员去年选择这里，就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展开调研。徐芹珍是成员之一，她同时是佛山市邮电技工学校的一名教师，因此格外有感触。她说：“看着那些农民无所事事，甚至沉迷赌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挺担心。其实有不少职校，尤其是行业系统办的职校，生源困难，为什么不用起来呢？”
“上边催得紧，下边才能走得快！”徐芹珍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她认为，相关政策的保障是根本出路。
“政府应该出资，对失地农民进行技能培训，这是政府的责任。”王智琼委员建议，政府应设立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专项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使培训资金随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逐步增加，对失地农民进行免费培训。同时，在政策、资金、教学用地等方面积极支持职业学校，把发展职业教育同扶贫工作、新农村建设等结合起来。
“即使是政府财政紧张，也可试行农民工工资偿还机制。”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师王沛清委员说，可以由政府或企业先垫付培训资金，等受训农民工就业后再分年度从工资中扣除。
不少委员认为，应该重点加强农村新增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工作，因为这些人就是以后建设新农村的骨干力量，他们的素质高低决定着新农村目标的实现与否。王智琼委员建议，对他们要以实用技能培训为主，采取集中授课方式，开办电器、缝纫、电工维修等多种技能培训工种让他们挑选，实施一到三年预备制培训，让他们成为生产一线紧缺的综合型技能人才；对年龄较大、文化基础低的农民，可以通过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开展以物业公司保洁、家政服务为主的特定时段培训。
作为一名职教教师，在目睹了一些职业学校发展由盛转衰的过程之后，徐芹珍也常常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表示困惑。不过，对职业学校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这件事，她还是蛮有信心：“如果做成这件事，很有意义，老师们也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