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巴赫金复调理论下的鲁迅小说研究
摘要：前苏联学者巴赫金总结出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简称“陀氏”）小说中的“复调小说”理论，“复调”这一概念的出现为中国小说创作和小说评论带来了新的视角。由于对复调小说理论的不同理解，使用复调理论研究鲁迅小说也在学界有着不同的声音，本文从复调理论的基本特征与复调小说的基本定义入手对鲁迅小说的复调元素进行分析，得出鲁迅小说不能称之为复调小说的结论。
关键词：复调元素；平等对话；多种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10．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7725（2023）08-0000-00
作者简介 吴昉（1973－），女，福建福州，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鲁迅小说研究中关于复调现象的论争
复调，一种源自18世纪欧洲的音乐技巧，被巴赫金用来概括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与传统的欧洲小说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它不仅仅是一种独白的表达方式，而是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进入中国理论界，之后便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复调研究热”，运用复调小说理论分析中国文学作品的优秀论著不断涌现，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在国内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研究一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被鲁迅杰出的艺术创作所吸引，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出版了大量影响深远的论著。
当鲁迅研究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产生碰撞时，会产生出怎样的火花呢？《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严家炎著）一文可说是此类研究的代表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吴晓东著）也是其中比较闻名的文章，他们认为鲁迅的一些小说可以称为复调小说。严家炎先生对鲁迅的部分代表作品（《狂人日记》、《祝福》、《孔乙己》、《故事新编》等）进行解构，证明了鲁迅小说基调的复杂性，指出“诸如此类的多声部现象，确实构成了鲁迅小说的基本面貌”[1]，并分析了鲁迅作品能被判定成为复调小说的几个因素，进而推导出鲁迅小说是“复调小说”这一结论。吴晓东先生对严家炎这一论断进一步阐述，认为“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更吻合于复调理论，也更有可分析性。”[2]而苏庆明的《鲁迅小说的“复调”问题》（《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秋季号），却针对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凡是存在参照、对比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按此强制理解为‘对话’,而几乎任何小说都要称上复调小说了”[3]。这也代表了当今理论界对鲁迅小说复调性的争议。笔者在此不想论证这几种观点孰是孰非，仅想借本文就两个问题——鲁迅小说是否具有的复调元素、鲁迅的小说能否被称为复调小说——谈一谈自己的观点。
二、从复调理论的基本特征看鲁迅作品中的“复调”元素
研究鲁迅小说的复调性，我们首先要明确复调的基本特征。“复调”是巴赫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种独特描述，“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4]。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世界不受作者的意志统一支配，而是在某个单一事件下，同时存在多个独立平等的意识。他们与他们各自的世界一起，相互间并不产生融合。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以下特征：
多声部（意识）各自独立且不相融合；小说中的人物具有自己的思想，并与作者处在平等地位；统一于某个事件之下；杂语性和对话性是复调理论的主要特征。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认为，复调是一种独特的对话，它强调了不同思想意识之间的平等关系。而纵览鲁迅的小说，存在很多这样的“复调”现象：小说人物有自己的独立意识，统一于一个整体的多个声部、两种模式下的两个故事……
（一）作者与作品独立意识的“潜对话”
在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中，“我”与小说人物构成了对话与潜在对话的对话模式，这种关系模式不仅是处理小说中不同甚至彼此抵触的多声部的一种方式，而且使故事中的对话成为可能，其中包含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复调诗学。这种复调的背面，是“我”与作品角色间对话情境关系，这在鲁迅小说文本中更加能触发的主体建构问题。例如《阿Q正传》，一开头就说“我”要为阿Q立传，让人以为小说是以第一人称为主，可随着叙事的深入，第三人称逐渐取代了“我”的存在，当小说逐渐由喜转悲的时候，文中的角色就变得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简而言之，就是鲁迅作品中构成了他的“第一人称叙事复调诗学”并对文本的“主体建构”做出贡献的是他的“潜对话模式”，这种“主体建构”也是复调小说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其中的人物独立存在表达自我并不依赖于作者，从而确认了“复调”现象。
（二）多声部的叙事特点
每个角色的独立的意识是鲁讯作品“复调”现象的前提，而《狂人日记》一文，让我们又看到了鲁迅小说叙事过程中的多声部特点。文章通过主人公的独白, 用病态思维和胡言乱语提示出封建社会历史中“吃人”的真相，从深层来看同样也表达了两种声音：一方面，主人公为封建礼教和“吃人”的制度感到愤怒，一方面主人公同时在反思自身无心中成为了“吃人”的“共犯”，觉得“难见真的人”，觉醒者的战斗意识与罪恶感同时并存[5]。《祝福》中，第一人称“我”是故事中唯一能在价值观上对旧伦理体系给予批判的人物，但却让人感到他的“吃惊”、“支吾”、不置可否、模棱两可的回答或多或少加速了祥林嫂死亡的进程。曾几何时，祥林嫂试图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文化的、有见识的“我”身上，而“我”却因祥林嫂所处的荒诞处境无法给予她满意的答复——回答无灵魂，祥林嫂会因无法见到阿毛的魂灵而失望；如果答案是有灵魂，祥林嫂又会因两嫁要在阴司被锯成两半而痛苦——鲁迅以其反讽意味的叙述告诉读者，即便是具备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种令人绝望的现实面前不反抗也会成为旧秩序的“同谋”。无论是《狂人日记》中那个决绝反抗却又病愈“候补”的矛盾的“我”，《孔乙己》中那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我”，还是《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故意设计的与主人公相互对话的“我”，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鲁迅在对自我的反思和怀疑中为自己的多重人生理念所设计的多重意识的影子。
（三）双重模式下并行的故事线
我们已熟悉了鲁迅作品中的“看与被看”模式和“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在这熟悉的模式下，叙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同时也讲述着别人的故事，两者相互渗透并互相影响，构成复调。《示众》中秃头的老头看不见犯人就看那写在犯人白背心上的文字，偏又读不出来，“白背心”却又在“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每个人在看别人的时候又被别人看，被犯人看，被其他的看客看着。作者主体在《在酒楼上》中的加入以及通过人物“对话”关系所形成的相互驳诘的性质。两个故事像两条平行线，在同一主题中各自发展，反映了小说情节、结构上的“复调”。
正如以上所言，鲁迅的小说中存在多种形式的复调，而这种复调来自鲁迅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学习和借鉴，鲁迅曾经称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慨叹其超凡的心理分能力，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对于人性的深刻分析正是巴赫金所研究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复调的运用。严家炎认为鲁迅受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方式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写出灵魂的深度，二是专注于挖掘灵魂的复杂性，三是作品以完整的对话形式呈现而不是个体简单的独白。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成就，构成了鲁迅复调小说的基础。
三、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基本定义看鲁迅作品中“复调小说”的特征
并不是所有鲁迅的小说都具备复调特征，同时仅仅具有复调元素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复调小说”，文学界的一些学者将鲁迅的一些小说认定为复调小说。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是鲁迅作品基调的复杂性或写作者的主体分裂，然而鲁迅的小说或者说鲁迅本人的创作思维却并不具备复调小说中多种话语立场在小说整体层面上的平等呈现。
（一）“多声部”的意识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
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的核心理念是：不同的声音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这些不同的声音仍各自独立。鲁迅的小说中的确存在着“不同的声音”，然而这些“声音”也并不那么复杂，也并不那么平等。比如在前文提及的《狂人日记》、《祝福》与《药》，这些作品的文本本身反封建主题必然是立场鲜明不可撼动的。他们都是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揭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国人精神上的无知麻木。但与此同时，也包含了对“我”、“夏瑜”（启蒙者）等人的反思。作品中对“我”与启蒙者的批判指向并不是对人物知识或价值立场上的质疑，它对启蒙者的怀疑更多地指向启蒙者个体的道德弱点或社会实践中的悲观主义。这与对传统的批判并不属于同一层面。即便这种悲观主义在实践中具备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政治经济结构主张，也不能将之归属于作品本身的声音。复调小说的每种声音都必须构成一种自足的话语，这种话语彼此不同并产生某种张力。这是对历史视角（在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历史演变中）发明了“复调小说”价值的多种不同话语的共时表现和同等尊重。假如阅读者们以这种标准来审视上述文章，就会发现即使是小说中出现了“多声部”意识，这里的“多声部”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二）潜在对话中双方地位存在不平等
与“基调”从属于“内容”不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更偏向内在思维与形式的范畴。因此仅仅从“基调”的角度来探究和定义鲁迅作品的“复调现象”就是复调小说是片面的。鲁迅小说中的复调元素的确跨越时空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但鲁迅作品的社会深刻性和人物灵魂的复杂性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不能简单地用复调一词来诠释。巴赫金复调小说“对话”的基本义是在一个复杂多声的统一体中不同主体各自的不同见解、认知、立场、世界观（话语）产生的碰撞，仅仅是某一主体观点（一个人的视野）的思想分裂不能等同于的多种复调的声音。无论是鲁迅第一人称小说中“我”与他者的对话还是鲁迅小说中“小说文本的结构形式”上的对话从根本意义是来说都并不符合这一点。复调小说并不是纯粹源于人类的精神或心理问题，它的产生根源是社会制度、结构、文化等更深层面的冲突。这是马赫金对复调小说研究的另一结论。因此从大的时代环境上讲，“复调小说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6]。复调小说根植于作者对这个客观世界细致的观察与体验，而不是个人意识中多重思想的冲突。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形成自身精神的过程中把这些时代引起的客观冲突视同为同时与不同的力量共存。巴赫金发现了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提出了复调小说的特征，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形成了契合。因为无论是所谓的“调性”、话语平等还是多元维度，主要都来自创作者本身的思维。于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判断复调小说的角度只能是从整个作品出发，作者的创作思维应成为考量的中心。这样，评判标准的基本原则就应该是上文提及的多种话语共时和平等存在，或者是文章背后的多元思维。从这一评判标准出发就会发现，鲁迅的多数作品很难被称为“复调小说”。巴赫金在复调理论中提到的多重声音，实际上是不同人物话语和立场的复杂表现。它凸显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多重矛盾，以作者和对整个小说的尊重来呈现。因此即使在鲁迅的小说中有着矛盾、犹疑甚至存在驳杂的色调（如《故事新编》中的某些小说），也不能把叙述者的非单纯化的态度或自我反思简单地视同为复调小说的多重声音。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自己内心矛盾的潜在意识的对话或是与主人公（他人意识）的潜在对话是巴赫金反复强调复调小说的“内在对话”特征中的重要内容。这个对话的主人公必须是与“我”在见解、认识、立场上相异的他者，这样对话中的复调性才能成立。如果对话的主角是另一个“我”（如《故乡》中的“我”、《祝福》中的“我”等），他也就失去了我们所指的多声部内在对话的本义。至于鲁迅作品中另外一批与“我”不同的典型人物：祥林嫂、阿Q、孔乙己、华老栓……我们批判，同时也同情（伴随着的这种同情同样是一种批判）这些可怜又可悲的人物，但这都是作者本身的立场决定。由于作者处在一个超脱于这些人物的视角，以“先知者”的眼光塑造人物，进而影响读者的判断。这些人物要么没有认识到自己人生悲剧的根源是什么，要么有所领悟但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在这样潜在的意识层面，作者是不会与他们产生对话的。以《阿Q正传》为例，文中涉及到较多的人物阶层，他们在文本中都有自己的声音。但严格来说不管是底层百姓、地主、新式知识分子还是革命者，这些声音都是作者的态度决定的，他们与作者的声音并不平等。读者们时刻被作者提醒这些声音是可笑和没有价值的，而且他们没有为自己立场辩护的权利。这并不是“复调”意义上的“多声部”。
对于作者来说，无论是多元世界观，内在对话还是尊重他人的主体性，逻辑上都是相通的。这需要作者始终保持警醒，以探究和开放的态度面对问题，而不是仅仅呈现自己已有的观点和结论。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提出，复调小说的目的不是否定作者的个人意识，而是要求作者不断拓展、深化和改造自己的意识，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表达他人的价值观。鲁迅小说的创作思维就此方面而言并不能看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深受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鲁迅小说中带有很多的复调元素，但究其根本却不具备陀氏复调小说的具备同等价值的他人意识的特征，不能将其称之为“复调小说”。
参考文献
[1]《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001 (3) :1-20
[2]《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吴晓东《文学评论》，2004（4）:137-147
[3]《鲁迅小说的“复调”问题》苏庆明 《上海鲁迅研究》 , 2011 (3)：239-251
[4]《巴赫金全集》第五卷《诗学与访谈》 巴赫金出版年: 1998-06-01 ISBN: 9787543431287 P4
[5]《﹤狂人日记﹥复调艺术再论》》裴争 季红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1）：231-244
[6]《巴赫金全集》第五卷《诗学与访谈》 巴赫金出版年: 1998-06-01 ISBN: 9787543431287 P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