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产业的几个问题
1、前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我国的企业也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从过去的国营转变为了国有，进而股份制。企业的管理也由过去的以行政管理为主逐步向着以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
变革在进行着。然而，纵观改革这20几年，尤其是近10年，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巨型企业轰然瓦解，"泰坦尼克现象"此起彼伏。从神话到噩梦的轮回中，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和思维，涌动在非理性下的那股不可遏制的从众性的投资和扩张的冲动，使现如今的中国市场呈现出非线性的迷乱态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非理性的从众性行为正破坏着我们并不富足的改革积累。
失败是一个过程，而并非一个结果；是一个台阶，而非全部。中国新兴的企业群体，正在集体经历着危机和失败。为什么在中国的企业界、企业之中会有这种从众性现象？正所谓治标要治本，我们必须尽量弄清楚着种从众性行为的根源在哪里，又是如何发生的，有什么影响。在着里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二、从众性行为的含义
所谓从众性就是过分屈从团体压力，而放弃真知卓见，害怕与众不同，即使出现一些超乎寻常的创新思想也会被社会压力所淹没。从众性有褒有贬，其性质因人因事而异。当一个人能够接受别人的正确想法，在集体中与别人保持一致，是一种积极的从众反映；反之，一个人不加分辨地服从别人不正确的言行，盲目地言从计行，则表现出一种消极的从众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从众性是指狭义的从众性，即是指消极从众反应。这种行为对创造性能力具有不良影响。因此，从众性通俗来讲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跟风"。
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的从众性行为可以表现在放弃自己正确的观点和自己的特点，而盲目地，非理性地跟从别的企业投资和扩张。
在我国，我们可以看到保健品市场，VCD市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从众性行为。
1987年以杭州保灵为代表的蜂王浆产品拉开了中国保健品市场的帷幕，88年的娃哈哈，太阳神；89年的"851"生物制品、昂立一号；90年的飞燕减肥茶，延生护宝液；91年的巨人集团成立；92年深圳太太集团成立；93的中华鳖精、生命核能、脑黄金以及武汉红桃K集团成立；94年的三株口服液；95年巨人集团的史玉柱推出12种保健产品；96年的巨不肥；99年的风景减肥胶囊、伟哥开泰胶囊；2000年的脑白金。在94年保健品市场处于全盛时期，全国保健品生产企业有3000多家，产品近3万种。8年之内达到3000家，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就有一家保健品生产企业诞生。
三、从众性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很多方面制约的，但主要归纳来看一是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二是受自身思维的影响。就正如一个人的跑步行为，只有当他有了跑步这个想法（内部因素），而且至少有一个能跑步的地方（外部因素），他的才能实施跑步这个行为。如果他自己没有要跑步这个想法，就算有再好的跑道在面前，他也是不可能跑的。如果他在水中，就算他再想跑，他也是不能够跑，而只能够游。同理，一个企业的从众性行为也是多方面影响的结果，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外部原因
（1）产品利润空间较大
我们都知道，企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生存，而要生存首先就要有钱，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企业进行生产活动得到的利润。如果有某种产品在市场上毫无利润可言，我想是不会有企业愿意生产的。正是有利可图，有暴利可图，才使众多的企业盲目地争相进入。先进入的企业由于获得了暴利而极速膨胀，这种"模范"的影响导致更多的企业急于进入，形成另一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以说，高额的利润是产生从众性行为的最根本的原因。
（2）该产品进入壁垒较低
壁垒包含两方面：一是技术方面的壁垒，二是资金方面的壁垒。也就是说某个行业有从众性行为的发生那么该行业进入所需要的资金肯定不多，其产品的技术含量也一定不高。
（3）市场机制不健全
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必然要导致竞争的无序，而这种无序又会成为企业从众性行为的催化剂。大家都想乘乱捞一把，在里面的想多捞些，还没进去而看着眼红的拼命往里挤。市场不能进行有效的调控，就像一群人（企业），得了一种病（从众性行为），医生（市场机制）却不知道该怎么医治（约束，调控），传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身体特好的熬过来了，熬不过的占大多数。
现今，我们的市场没有一个完善的、强有力的市场准入制度，也就是说很多企业没有该种产品的生产资格却上马生产，市场对这?quot;无证上岗"的企业不能进行有效的制约，这样就会造成很多企业没有完备的生产手续也能生产，为从众性行为的发生开了方便之门。
2、内部原因
（1）企业领导者自身素质偏低
一个企业的行为是由这个企业的领导者作出的，领导者所作出的决定能反映其素质的高低。通过对众多的失败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了以下几点共同之处。首先， 企业领导者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这种意识是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作为参考标准。企业家往往无意于追究企业成长，发展过程中的道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长了企业家们的功利意识。追求功利，就是要求高额的利润，从而又归结到从众性行为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上来了。其次，企业领导者普遍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我们的许多企业领导者缺乏对游戏规则的遵守，许多?quot;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为标榜。本来，不按牌理出牌，出奇招制胜是很好的经营手法，但是由于领导者自身素质偏低，不按牌理出牌变为了不看自己的牌出牌，不按规律，规则出牌。在企业发展的决策上是天马行空，百无禁忌。根本不在意自身的条件够不够。再次，领导者普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这主要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改革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没有受过什么专业化的教育，没有受过现代化管理的训练。基本上都是敢闯，敢拼再加运气而获得成功的。这种先天的不足常常导致很多企业家在获得一点成功之后不思进取，刚腹自用。 当该行业前景较好时，企业家们的这些缺陷就会被掩盖，但当该行业一出现行业危机，或者是较高的获利时期过去后，这种先天不足就要演变为灾难。
（2）企业没有一个完善或是较好的创新机制
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好的发展办法，当然也就只有跟着别人走。看着哪利润高，就想一头扎进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著名企业是一直跟着别人发展起来的。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一个企业如果要想长久地保持稳定的发展，没有对自己的产品不断的创新，没有对自己体制的不断的创新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的很多企业并没有一个系统化的创新机制，比如产品的更新换代、企业的投资方向等关系到企业生死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由老总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个专门的机制，没有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科学的、合理、理性的分析、预测和可行性研究。没有研究必然就没有发言权，又正如上一点所说的，企业最高领导人员素质的低下，导致他们的决策几乎全部依据于报纸零星的新闻、无聊的电视剧的对话以及日常生活之中的一些比喻和经验。
80年代末90年代初，郑州亚细亚商场可以说在全国是风光无限，是我国商场改革的先驱，在商界也是重量级选手，但是，不到十年这艘"商界母舰"就惨遭滑铁卢，在亚细亚兵败崩盘之后，作为企业最高领导者的王遂舟曾经仔细描述过当年投资连锁店的决策过程：
"1993年9月份之前，连锁店这个词在中国还没有，9月份以后才在报纸上见过，当时对连锁店的概念还不清楚。我和几位董事长在一起策划，提出三个理论：（1）看准了就上马；（2）生一个孩子是养，五年以后再生一个还要作难，干脆放在一起作难算了；（3）当时看过一个电视剧，一个老板在讲述他为什么那么有钱时说，我先办了一个纺织厂，然后用这个纺织厂作抵押，办起了两个纺织厂，又用这两个纺织厂作抵押，办起了四个纺织厂。基于这钟情况，我们确立了宏伟的目标，几位老板为亚细亚集团制订的三年规划是在全国搞30---50个商场，年销售额500亿，我改为100亿。"
这就是1993年中国最优秀、最具有超前意识的企业家的认识和决策能力。创新似乎是有了，但是这种所谓的创新是非理性的，是盲目的。只是在看到别人这么做了（在这个案例里的别人还只是电视中的剧情），自己感觉还行就行动。感觉还行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系统的一个能进行可行性分析、研究的机制。
（3）传统文化的影响
受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影响，小农经济式的生产形态桎梏着很多人的思想。再加上中国的许多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转变中大多保持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形态，他们的领导者总是固执地认为原有的生产能满足顾客的需要，传统思想使他们保守而固执、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对新兴的技术、新兴的管理方法有一种天生排斥心理，害怕承担风险。不求上进、小富即安的传统思想盘踞在他们的大脑。今天的中国企业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保守主义复兴的年代。大家都愿意跟在成功者的后面拣便宜，拿来主义大行其道，随大流成了时尚。
四、从众性行为带来的影响
1、对企业自身的影响
企业的从众性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企业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没有一个科学的，理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象只无头的苍蝇。在短期内企业好象发展得很好，但这是企业以牺牲长远的发展目标换取的短期利益，但是由于没有长远的目标，企业发展后继无力，这对企业的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现在的很多中小企业老是喜欢跟着别人走，一味地"炒短线"，完全没有一个自己发展的目标、方向，从众性行为将使企业失去竞争力，企业也就无法实现持续、长久的发展。
2、对行业和社会的影响
从整体来看，从众性行为对行业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首先是过多企业进入一个行业，等于在一个行业里大量重复建设，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其次大量的进入必然导致大量的退出，消费者购买了商品得不到该企业的售后服务保障，例如，如果你买了"爱多"牌VCD影碟机的话，如果现在出了问题恐怕就要自己掏钱修理了。这种情况会使消费者对产品失去信心，大量的潜在购买力会产生观望情绪，进而造成市场的混乱。当产品的利润下降时，为了生存，各企业之间又很容易引发恶性竞争，正常的行业运行制遭到冲击和破坏，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行业的混乱。行业发展停滞不前，整个行业陷入低极易引起全行业的混乱。行业发展停滞不前，整个行业陷入低蘼和萧条。
五、解决的方法
1、企业自身的改变
（1）、建立一个完善的创新机制
企业要建立有一个完善的创新机制。这个创新机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创新机制；二是体制创新机制。
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是包括研究、开发、生产、营销等企业经营各环节的活动，决不仅仅是技术部门的事。人是技术的创造者，一个好的技术创新机制能够给技术人员一个好的环境，能使人的能力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一种适应新经济时代发展的技术创新机制应该具备以下一些方面的内容：
实行新产品开发、科研开发的项目负责制。项目负责制不是一项什么"创造"，是目前国内外企业在技术管理中一种比较成熟的制度。特别强调承认人在其中的作用和贡献，其核心思路是：落实各类技术人员在项目开发中的技术责任和工作内容分工，同时体现责任大、贡献大、回报大的经济报酬原则。可以采取以技术入股，收入分层等方式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建立科技人才、科技成果的奖励和宣传制度。通过每年奖励和宣传几个重点项目和有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建立良好的企业声誉和形象，提高企业外部感召力和内部向心力。
推行岗位竞争末位淘汰制。鼓励和提倡在公平环境下的岗位竞争，技术人员如果长期不努力，不能成为独挡一面的人才，那么企业就要考虑调整岗位，否则新一代人才也成长不起来。
技术队伍推行"人才合理流动制"。在保证工作安排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产品开发人员可以带着产品开发、市场难题参加科研开发项目，现场技术人员可以带现场技术问题和经验到开发部门工作，科研人员可以带着科研成果到生产现场去做技术转化工作，建立这种人才流动机制，可以解决长期在一个岗位工作带来的偏颇，有利于培养一专多能的队伍。
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鉴于知识这种"无形物质"的创造、管理、使用和交易与材料、设备等"有形物质"有重大差别，一两个人、几盒磁盘就能带走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机密，因此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已刻不容缓。
体制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矛盾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现行体制在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中暴露了许多弱点。这使人们增强了关于体制创新的紧迫感。如上文提到的一些观点，都涉及到体制创新的问题。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有一批像Microsoft、CISCO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这些跨国公司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强调市场占有率和技术开发的实力和水平。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很大一部分属于民营企业，对于这些企业，只有对其进行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够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企业能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江{学}泽{海}民同志指出："不但要加强科技创新，而且要加强体制创新、政策创新、观念创新"。 先进的体制和机制能促进技术创新，持续地增强创新的能力，并转化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最终增强综合国力。
体制创新首先要从政企关系的调整做起，从宏观经济对策的内容和重点做起，有限的财力物力应该用于从整体上营造有利于企业自我发展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凡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促进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的办法，都值得一试。由于我们的改革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循，探索中出现挫折是必然的，但我们必须坚持进行体制创新。
企业应当通过技术创新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核心业务。技术创新必须同企业的战略定位、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后来居上，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南京市"442"模式效果好。
在开展国有企业体制创新过程中，南京市的"442"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442"模式，核心是从产权制度创新入手，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操作，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投资决策、风险承担、利润分配的主体。具体运作方式：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市场前景看好、附加值高的重点技术创新项目，从母体企业中独立出来，按母体企业出资40％、经营者和技术骨干出资不少于40％、市财政出资不多于20％（委托国有控股公司或母体企业持股）组建"项目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这种股权比例简称?quot;442"。
"442"模式的特点：一是其产品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市场前景看好，这是是否得到批准成立公司、财政是否投资的根本条件；二是投资各方必须以现金或新产品所需的原材料作价投入，不得以厂房、设备作价投入；三是公司所需的厂房、设备采取向母体企业租赁的办法；四是此类公司要按《公司法》规范运作，具有全新的机制。1999年，南京市共批准成立了19家＂442"模式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4961万元。其中经营者、技术骨干个人出资2049万元，占总股本的41．3％；母体企业投资1862万元，占37．53％；财政出资1050万元，占21．17％。全新的技术创新机制，大大激发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新产品开发的速度加快，档次提高。全市第一个成立的＂442＂模式的公司，是在特困企业南京机床厂工具车间基础上组建的"南京赛尔特专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去年开发了4个新产品，其中空调用渐开线部件，是获悉外商在国内找了几家大型企业均未开发成功后，冒着风险承担下来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仅一套软件，外商认为可值1000万元；江南新兴仪器有限公司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2000年已投入100多万元用于新产品的开发。
全新的技术创新机制，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增长，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首批试点的8家企业，去年实现销售收入1997万元，利润350万元，预计今年可实现销售收入7600万元，利润1500万元。南京金三力聚氨脂有限责任公司，有员工100多人，运行3个月即实现销售收入708万元、利润108万元，相当于母体企业700人的销售额。
"442"模式从产权制度创新入手，通过资产纽带，实现"官、产、学、研、金"的紧密结合，企业既集中了国有企业的人才、技术、品牌和社会信誉的优势，又具备个体、私营企业与投资者利益结合紧密，决策快，经营灵活的特点，为技术骨干创业和实现价值创造了机遇和条件，也给母体公司以优厚的回报，体现了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有机结合，为国有企业将优质资产与社会资本融合，实现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提供了经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创新为技术创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而技术创新又给体制创新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两者相辅相衬，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企业决策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
在企业的活动中，人的因素是第一的，再好的机制都要人去实施， 对于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要从通过系统，全面的学习着手，以提高管理人员自身的素质。要有定期的专业培训计划，这种培训要以达到某个具体专业要求为目的。使企业决策者在决策时避免盲目到跟着别人走或者是主观臆断。合理地引进人才，尤其是空降一些有能力、有经验的管理人才，是快速提高企业决策能力的一条捷径。
2、加强政府对产业的调节
内部原因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加以改变，而外部原因企业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政府在宏观有所调节，如在税收上，在产业结构上调节，在一些政策上的优惠等。尤其是我国大量的中小企业，他们有诸多困难，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世界各国都毫无例外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国也概莫能外。
如美国设有小企业管理局，当然它不是中国意义上的管理，实际上是帮助、服务中小企业，它组织了退休经理服务团，网罗了1.2万名退休经理，组成390个分团，覆盖整个美国。台湾在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方面也有成功的经验。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台湾当局开始组建中小企业辅导体系。中小企业家自己还组织了中小企业协会，致力于保护企业利益，协调中小企业与各方面的关系，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并举办各种各样的辅导活动。同时，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中小企业。总之，台湾通过政府拨款支持，民间运作，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小企业扶植的体系，这一体系对台湾经济的繁荣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政府认为应对市场的弱者----中小企业加以帮助，那么建立中小企业扶植体系是必然的选择。这种体系能让中小企业认清自己，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也就减少了从众性行为的发生。
政府还应该在各方面加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要形成互补的经济模式，以达到双赢的局面。避免都钻进一条胡同从而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六、结束语
近几年，许多企业或许看到了从众性行为的弊端，纷纷求变，几乎又都向"多元化"经营方面发展，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即市场空白多，有点资本投到哪儿都能发展起一小块来，结果造?quot;样样精通，样样稀松"。多元化经营是有前提的，一是企业的主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市场占有率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都无懈可击，产业的发展余到顶了，剩余资本还有一大坨；而是进入领域必是优势所在，两者缺一不可。而现在的很多企业主业都未搞好就一个劲地喊多元化。仅仅就因为他看到甚至是听到别的企业这么做了。多元化变成了美丽的陷阱。
可以说解决从众性行为的发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企业有自身的情况，人、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我们在这里只是分析了产生原因的一些大概的方面，解决这种现象的基本方法。对于企业来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制订出理性的改革方案。 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战略产业
战略产业的定义是什么，哪些产业算是战略产业，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战略产业问题，是在全球化冲击面前，“民族产业”处于全面守势的情况下提出的。对民族产业不分轻重缓急一概保护当然不可取。科技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政策要重视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进有退，抓大放小，关系到战略性全局性的产业部门，要由国家保持控制力，有的要禁止、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家对战略产业有保护扶持的责任，不能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被“劣汰”。
较早系统提出战略产业问题的是王小强先生。
“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产业是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少数产业（空中客车是典型范例）。这类企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国家不能放任本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自生自灭。”
“……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什么产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业的形态。有必要认真研究，我国中期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资源、技术和市场），根据发展的需要，找出若干关联产业，分析不同产业可能采取的发展方式……为综合国力的概念充实更具体的战略内容。”[1]
“十五”计划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有文章概括国有经济需要保持控制地位的行业和领域：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等。需要国有经济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
“自然垄断的行业：电信、铁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在管理体制上，政府与自然垄断企业的关系是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即企业在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同时，必须承担价格、服务等方面的义务；
“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大型水利设施、环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金融、保险等。这类行业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有足够的理由发挥作用；
“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大油气田、大矿山、大钢铁、大石化、汽车集团、重要的电子企业等。就总体情况而言，私人资本和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量达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重点竞争性行业中，它们还难以成为主导力量，还难以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经济发展阶段和转轨时期的特征，决定了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应保持足够的控制力。”[2]
这些行业之所以需要国家保持控制力，是由于他们具有以下特点：一、有国防意义的产业或新兴科技行业，在这些领域，西方国家对我实行技术禁运或限制，不能依靠外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开发；二、支柱产业，即产业关联度强、企业规模巨大、市场利益巨大，不宜让外资（或私人）控制的产业；三、具有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国家必须进行管制的行业（公共设施、金融）。
这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战略产业”。本书讨论的重点在第一和第二类。尚有存疑的是，一些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如装备工业，同样对综合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但国家政策对此不明朗。我们对“关联度强”的汽车工业实行多年高关税保护，同时又将装备工业早早抛进国际市场，值得注意和反思。
总结：战略产业是对提高综合国力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国家必须保持控制和支持的、不以短期利益决定取舍的产业群。也有作者提出大国“超级产业”概念。[3]
在这个领域，简单把企业推向国际竞争市场“优胜劣汰”，将无力抵御跨国公司的强力竞争，企业的垮台会导致国家的全局性损失。在这里讲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战略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能单纯依靠金钱，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百折不挠、顽强实干的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4]
跨越“技术本国化”的门槛
由于涉及国家安全、涉及“支柱”的产业，很多涉及高科技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从科技进步角度，就国家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结构的一些问题，作一些说明。
技术本国化的障碍和国际压力：上面已经讨论过，发展本国现代工业，走依靠合资为主的道路，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开发能力。不是发展战略产业的路子。
日韩式道路的核心，就是以“技术本国化”和本国产业的迅速升级为基本目标，“本国化”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就是高效率地进行技术引进—消化—扩散。
但是，一般来说，后进国家要实现“技术本国化”和产业升级，无一例外地面临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这几大障碍。不同行业情况各有不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资金门坎越来越高，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价格，平均4-5年翻一番，8寸晶片生产线价值10亿美元。一个飞机型号的研制费用20-50亿美元。技术飞速发展，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尤其严重的是，后进国家开放市场，必然对本国上游产业形成强大竞争。“顾客是上帝”，而上帝崇拜洋货，不愿意支持民族产业。开放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工业、国家科研力量的冲击，往往是致命的。
这里的困难在于：如完全放开市场，冲击力过大，则本国的上游产业（如加工设备、民机、轿车）可能被彻底冲垮，永无翻身的可能（如我国的数控机床、感光材料工业，见附录），但完全保护则又在保护落后（如“普桑”1990年代初的情况）。所以，市场的开放度，要有利于战略产业在有限保护下逐渐成长。这对政策的制定和行业、部门间的协调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办合资企业依靠外商，这四个障碍当然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对局部来说，这叫作合资使“技术得到提高，市场有了销路”），但前面说过，这种“轻松过关”的代价，就是堵死了“技术本国化”的道路。
必须遗憾地承认，20年来，在市场开放的冲击下，我国的“技术本国化”机制，大大退步了（有不少人说20年来科技没有进展，其实科技水平总是在进步，问题是科技进步的机制在“拉美化”）。地方部门分权，助长了崇尚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不顾大局的行为，削弱了技术协作攻关的能力。在一些关键产业部门（航空、电子、汽车……），决策效率、内部协调效率降低、企业引进消化效率降低，技术扩散缓慢。
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强大技术优势和对后进国家技术进步努力的有意打压，这种技术本土化自身的低效是致命伤：
“当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某一项技术的时候，他向我们封锁；一旦我们千辛万苦开发出来，他又会开放他的技术，并将其一部分下游产业转移给我们。这种梯次转移，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的经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抑制作用的。结果是：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5]我们的微电子设备技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搞垮的。
如果市场保护不力、再加上技术本国化效率太低，对来自外部的技术竞争的压力将无法招架，“四大门槛”就跨不过去。自己的技术队伍、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品牌就培育不起来，于是就一轮接一轮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这被称为“引进陷阱”。
“引进陷阱”的本质，是后进国家的主观追赶努力、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落后于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步伐。20多年来，在汽车、电子、飞机、装备……等行业，对这种“引进的陷阱”我们已经是司空见惯，对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而会大惊小怪。“引进陷阱”被西方冠以漂亮的名称：“雁行模式”。如果我们安于这样的现状，我们就可能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状态中而不得自拔。
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进国家摆脱“雁行模式”的努力，取决于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企业、行业、国家效率的综合）的竞争。要做到这一切，决非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或单项措施可以奏效。要求有效动员本国的各项经济技术资源（资金、科技力量、组织、政策…），缩短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周期。需要国家意志和组织作用，需要完整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需要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需要各层次组织的高度经济活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这是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
国家的意志：国家目标、贯彻目标的意志和能力。
政府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的市场前景，技术路线，单个企业往往无法看清，需要国家来决定大的战略方向和产业发展规划。
合理的规划：后进国家财力有限，科研实力弱，仅靠民间企业和科研机构层次的决策，门坎过高，无力承受风险。政府的支持不仅在财力方面，也有必要在技术路线的层面参与战略规划。“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由于技术密集程度高，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如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会长期落后，受制于人。” [6]
企业规模和产业重组：行政性的分权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企业规模过小、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战略性的产业，如再不及时进行产业整合，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对各地方争相和国外合资、置全局利益于不顾的局面，中央就没有了调控手段。
“过去，我国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如行业分工与产品调拨）通过计划体制实现，工业部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大托拉斯。割断这种技术联系，分散的单位往往不能成为独立生存的企业，自负盈亏”。“这种条件下，散兵游勇式的分散合资，被动地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长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研究”。
“日本特别是韩国的经验也证明，后进国家以民族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组建非常巨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以负担昂贵的研究开发费用），并辅之以动态的政府保护和扶持政策。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已经细小得难以成为独立企业的企业越分越小。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尽快重新组合，形成与已有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企业，组成面对国际强手有能力自负盈亏的企业，已成当务之急”。 [7]
“我们原来各大部委，承担的主要是应用研究前期的工作。按现在的办法，这个研究就要基本解体。要求我们的集团公司来承担起基础、前期研究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企业集团没有这个能力。这就会形成一个空白。所以（把产业部门拆散的做法），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企业，而是科研机构”。“我们是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科研体制，稍微没有一点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鼓励性措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你完全按平等竞争的话，那么所有清华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去美国。你要把这部分人吸引下来，必须超越经济的利益。”[8]
组织行业级攻关，培育技术合作机制：有人强调自主开发困难重重，没有科技实力，没有钱。自主开发投资太大。外国开发一个轿车要20亿美元。我们怎么拿的出来？怎么办？合资。合资拿不来，再想法买。自主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你唱什么高调。什么年代了，还讲自力更生？[9]
我们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了，似乎企业之间只有竞争的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西方在许多领域，企业之间也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典型的就是半导体的国际协作组织（见半导体篇）。空中客车，超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法德英西四国财政支持20年，形成共享技术和品牌，都是现成的例子。
日本曾在半导体领域，在基础性、共性的技术方面，由政府出面组织各企业，集中技术力量，共同攻关，取得了骄人成就，为电子工业一度称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础。
“1970年代末，日本为打破美国在集成电路的一统天下，组织企业，联合攻关上集成电路制造工业（2-3微米级）。通产省出面组织四家公司（富士通，NEC等），每家出30名研究人员，都是20-30岁有才华的年轻人，共120人。然后通产省出一个所长，每公司出一名室主任，4个研究室。分解了30多个课题，包括设备、工艺的各个方面，计划3年拿下来，结果3年不到，这些课题全部解决。成功后，形成共享性基础技术，各企业回去用此开发自己的产品，形成竞争。谁的质量好，成本低，谁可占领市场”。[10]
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你死我活，也要讲合作机制。如今经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规模经济和超越企业范围的组织效率，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很多人，把市场片面理解为“原子式竞争”，把我们原来的全行业、全国协同攻关机制（见航空工业篇）的巨大组织效率，片面斥之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是走到另一极端，也是属于无知。
今天，我们要让合资企业整合起来进行技术自主开发，创民族品牌，已根本没有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就是以现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依托，效法日本经验，组织行业级技术攻关。我国一些国有骨干企业经过20多年技术改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按照行业机构组织、风险共担、技术共享、利益格局不变的原则，是完全可以把力量集中起来，搞出成果的。
对外保护，对内竞争：在把握开放度和产业发展的配合的同时，要提供适宜的体制环境，鼓励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不是低水平的竞争所能获得，而是“硅谷机制”。科研开发和产业竞争的“无缝结合”。人才的国际化竞争，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融资环境。企业经营管理的灵活高效。
首先要在精神上挺起腰杆，奋起自强
最近，有学者尖锐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当前普遍盛行的不加分析地赞美跨国公司、把引进外资数量当成宏观经济分析的重头指标、把合资作为“国企改制”的“理想途径”的观念，实际上是牺牲中国明天的前途来换取眼前的短期增长，在政策上是近视眼，在思想观念上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目标本身，这已经构成新的教条、成为思想解放的真正障碍。
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始终估计过高。从崇拜西方、看不起自己力量，发展到对民族产业的虚无主义态度。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机械“拿来”西方观念中甚至是最消极的部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矮化是可怕的。崇洋自卑，苟安短视的风气在滋长，民族自尊自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局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优秀传统正在失落。
这种不健康的精神状态，正在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对西方对我开放的程度、对洋人的力量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又助长了精英层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降低了政府运作效率、助长了不正之风，削弱了用高尚的精神感召力将国家发展目标贯彻到底的能力。长此下去，我国经济发展就难以避免“拉美化”前途，就会长久处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位，就无法贯彻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
几十年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发展国家经济，靠洋人是靠不住的。我们当然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外援，但国家的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最缺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志气。就是敢于跟跨国公司竞争的志气和勇气。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做的是大力弘扬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今天，“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已经成为激励人民的伟大精神力量。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工业发展道路，尤其应该提倡。要知道，原子弹的上马，是在1960年代初空前困难的时期、被赫鲁晓夫讥笑为“中国人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的时代。当年对是否上马还是下马有大争论，如果真的下马，那就前功尽弃。统一认识，咬着牙挺住不下马，才有今天的辉煌。
今天，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业界，继承了两弹一星的光荣传统。载人宇宙飞船以常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取得了了不起的突破，20世纪末再创辉煌，为21世纪我国航天事业、国防事业带来了美好希望。这个成就的背后，有多少呕心沥血，多少不眠之夜，有多少默默无闻奉献国家的感人故事！王铁人说“国家要有民气，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骨气”，这就是民族的骨气，这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这充分说明，自力更生、集体主义、自我牺牲、无私协作的两弹一星传统，在普遍崇尚物质利益的今天，照样是克服困难、赢得成功的法宝和宝贵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业赶超机制和发展方向。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界取得的许多成就，都是振奋民族自强精神的成果。我国的船舶工业，80年代就打进国际市场，现在占世界上份额，差不多占了20%。我们的程控交换机，原来基本被外国占领。90年代发展很快。巨大中华，接近国际水平，占领新增市场的大部分。
我们的汽车工业，这困难那困难，难道造汽车比造载人宇宙飞船还难？
最近15年来，我们的民用飞机产业是一部伤心史。了解内情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缺乏高科技的“比较优势”，否则我们的大型民用喷气飞机是怎么上天的？是用洋铁皮敲出来的？15年徘徊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行业内的部分人员，放弃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方针，缺乏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勇气，看不起自己的科研成果，一味依靠洋人的结果。国家不止一次作出决定支持上马，就是说自己干不了，非要拉一个外国人当拐棍。没有外国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先拉新加坡合作，新加坡不干。后来又拉南韩，人家总统一换就黄了。最后看准了空客好。人家一转眼又把我们甩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干成，白白丧失了20年时间。20年，消磨了自己的锐气，损害了行业的信誉，成了扶不起来的天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我们的加油机编队（轰6）飞过天安门，多少人欢呼雀跃。懂行的人们，却为此而叹息、悲伤！
新的世纪，我们会继续开放，能拿到的东西要拿，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立足点，无论如何要总结20年的教训，要转向自力更生为主，要以我为主，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别人才尊敬你。自己站不起来，别人就永远把你看成矮子。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
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转折关头，我们要弘扬正气，弘扬民族自尊自强，敢于斗争，勇攀高峰的气概，要用振兴民族产业、振兴战略产业的大义，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是很有限的，奋起自强才是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