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庸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摘要：金庸小说之所以深受大众喜爱，就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思考，让人在阅读小说获得快感的同时，体会我们传统文化，思考其存在的文化根源。儒家文化是金庸关注的主要内容，他塑造了一个个具有仁、义、孝、忠等儒家人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具体阐述了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念，并加以批判地继承，扬长避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儒家思想 独尊 传统文化 佛 法家思想 墨家思想 道家思想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两汉时期获得独尊地位、隋唐时期三教合流出现端倪 两宋时期三教合流修的正果形成宋明理想。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品格和人生态度，在金庸的作品中，儒家思想的影响也随处可见。以武传儒，以武弘儒，培育出了中国武侠文学的奇葩。他塑造了一个个具有仁、义、孝、忠等儒家人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具体阐述了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金庸小说中的儒家思想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早期作品儒家色彩浓，流露出独尊儒术的思想。
金庸本人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就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上过私塾 ，拜过孔夫子。受此影响，使金庸吸取了儒家传统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社会伦理的重要性、“积极入世”、忠君报国等儒家思想的精髓，所以在他初期的作品中，儒家思想占据主要地位。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开山之作， 以“反清复明”为主线，讲叙乾隆皇帝与“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之间的故事。小说刚开始引入主人公陈家洛是由他的外表写起：“持白子的是个青年公子，身穿白色长衫，脸如冠玉，似是个贵介子弟 ……陆菲青连称不敢，心下诧异，见这少舵主一副模样直是个富贵人家的纨裤子弟，兼之吐属斯文，和这些草莽群豪全不相类。”很明显，金庸将陈家洛以一儒士的外表表现出来。随着故事的发展，陈家洛儒者的思想与行为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我们在他身上并没有看到一个当机立断、率领群豪建功立业的一帮之主，相反，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更多是“一介书生，三尺微名”的书卷气。儒者从政，最大的问题是幼稚、好幻想，对社会有一种美好的憧憬。正因如此，他轻信乾隆，多次受骗；书生意气 ，大闹皇宫。结果爱侣远逝、损将折兵、兄弟惨死、大业不成。儒家思想中的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
陈家洛只是金庸初涉武侠小说时根据自己最基本最直观的理想塑造的侠客形象。金庸跟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受传统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但由于思想上的不成熟，这个侠士的艺术形象塑造并不很成功，不仅成了儒家思想的殉道者，也成了金庸笔下的牺牲品。由于金庸创作尚属早期，所以在金庸的十五部小说里面，过度地集中儒家为中心的《书剑恩仇录》属于失败之作。《书剑恩仇录》后金庸认识到不能从大局上全面采用儒家传统思想模式。随着时间的修琢，金庸的思想写作逐渐将道家思想注入作品，把儒道两种思想融为一体，大大地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与艺术性，将金庸的作品提向新的高度。
第二、金庸中期的作品在儒家思想中渗入了道家佛家思想，形成了成熟的哲学思想。
奠定金庸“武侠宗师”地位的是《射雕英雄传》，小说中形成了以郭靖、黄药师、一灯大师为代表的儒道释三者顶立的局面。
郭靖是金庸小说里面集儒家思想于大成者的艺术形象，在他身上第一次阐述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家最高思想。书中的郭靖是非常典型的儒家继承者，他当仁不让，危难时刻宁死不屈；体恤百姓，不惜与亲如生父的成吉思汗拒理力争。所以，郭靖不但是大侠，他还是“仁人”。儒家思想到郭靖身上已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已经到达了顶峰，在以后的作品里，无论金庸怎么努力，儒者的形象已达不到郭靖的高度。
在《射雕英雄传》一书中，他创造了黄药师这一道家的艺术形象，用以来讨伐“礼法”，黄药师逊桀不屙，最恨礼法，伤风败俗的事在他眼中不过 是过眼云烟，以致世称“东邪”，他甚至写诗来攻击孟子，真是邪得可以。黄药师的女儿黄蓉也继承了黄老邪的道家思想。
《射雕英雄传》里第一次出现了金庸对佛（释）家思想的阐述，并显示了极大的发展潜能。一灯大师便是金庸用来表达其佛家思想的先驱。在金庸的小说里面，首先强调的是佛家“隐”的思想，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避世”思想，这与道家“避世”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射雕英雄传》一书讲述了一灯大师（段皇爷）出家为僧的原因，这就等于讲述了他成佛的过程：从一国之君到佛法大师、从争《九阴真经》到淡泊名利武功、从妒忌他人到心境 平淡……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小说的分水岭，在此之前，金庸着力要塑造光辉的儒者形象，然而因各种 原因而宣告失败。用辨证的方法反驳了自己“尊儒”的思想，为以后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做好铺垫；又插入佛家的思想，润色了文章的可比性与可读性，扩大作品的视野。这样一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在“江湖”上“武林至尊”的地位，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为金庸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和好评，稳定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为以后更自由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后期作品在儒家思想中融合了墨家、法家思想。使作品的思想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首先对“佛”有了新的认识。金庸以佛教中的“大悲大悯”思想来开导读者，从而增加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与哲学内涵。难怪北大教授陈平原给予他如此高的评价：“倘若有人想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佛道，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
金庸在和友人的一次论道中曾谈到，中国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都提倡“人间佛教”，主张佛教要入世，要为社会、民众做贡献。即大乘佛教所提倡的“普渡众生”，他认为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思想。实际上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佛家的“功德”就另有一番解悟。乔峰一生杀人无数，酒量千坛，奈何少林无名神僧赞之“菩萨心肠”，被誉为“最有佛性”的人物，保境安民，以一人换两国数十载安宁，正是佛门最上乘之“无畏施”。神雕侠杨过，襄阳城下飞石而毙蒙哥，杀一独夫而息两邦苦战，救万千黎民于水火。此等功德，岂是吃斋戒酒可得？
同时也塑造了众多的佛界僧侣形象。 比如《笑傲江湖》之中，仪琳为求令狐冲早脱苦海，念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慈悲之情，发自肺腑；比如《倚天屠龙记》之中，张无忌为救义父与少林三僧苦战，而谢逊于地窖中念诵《金刚经》妙法，劝无忌弃了人我之分，毋着世相。
再比如《射雕英雄传》里的《九阴真经》，其实就脱胎于佛教中的经典《愣严经》。 而其中着墨最多的当属《天龙八部》。倪匡曾经说：《天龙八部》这个名字就是从佛学中来的，故事中的三位主角和佛教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理段氏累世信佛，萧峰的师傅是少林高僧，而虚竹则是僧人出身，他于西夏皇城冰窖，以三段《入道四行经》驳得天山童姥理屈词穷，真是言简意赅，仁慈之心，远胜雄辩。这一切，正如陈世骧先生所言： “有情皆孽，无人不冤”，书中涉及的情缘几乎都是“孽缘”，惟一可以例外的似乎只有那位少林寺的扫地老僧。书中融入作者做人、学佛的感悟，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深究佛理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种书来的。 因为同时刻画了金轮法王、鸠摩智等僧 门败类。一些评论家认为金庸贬低少林众僧，是不喜欢佛教。但实际上他笔下的恶僧多以不得善终而结局，这又印证了佛学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这弥补了儒家思想的不足，使金庸小说的思想性更为丰满。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其次、儒家与墨家思想相融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探索。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关爱身边的人，墨家的爱是一种博大的爱、广博的爱。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墨家的质朴务实的品质和儒家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理想使金庸小说的人物形象更为完整丰满。
再次、儒家与法家思想融合成为了金庸后期作品的特色
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
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不仅写出他的睿智而又体现出了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 “我做中国皇帝， 虽然说比不上什么尧舜禹汤， 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以对儒家的态度而言：金庸在短篇《鸳鸯刀》的结尾，点出“仁者无敌”的思想，构成全篇的主题，这当然是在赞美儒家学说。《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成吉思汗关于什么样的人能算英雄的争论，当然也是从儒家“德治”观念衍生出来的，同样是对“仁政”思想的歌颂。小说还写到西毒欧阳锋有一次路过书院，听见一个书生正在讲学，劝人要做忠臣孝子。欧阳锋听得厌烦，就把这书生杀了。他想起黄药师和他并称东邪西毒，一定气味相投，就把书生的头颅送给黄药师。不料黄药师大发脾气，说自己平生最敬重的，就是忠臣孝子，埋了头颅之后，还恭恭敬敬作了三个揖。欧阳锋嘲笑黄药师徒有虚名，原来也是个拘守礼法之人，黄药师正色答道：忠孝是大节所在。可见，金庸对儒家某些重要道德规范是接受的。
《鹿鼎记》中，金庸在通过康熙形象肯定儒家“仁政”思想的同时，也特意设计了顾炎武等向韦小宝“劝进”的情节，微微讽刺了儒家在民族问题上奉行大汉族主义的“迂”（并非真要否定知识分子，相反，金庸借康熙之口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给予很高评价）。试想，如果真的由韦小宝而不是由康熙来当皇帝，那中国政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中国近三百年历史又将怎样写出？
我们还可以举出金庸对袁崇焕悲剧所作的剖析，证明他对愚忠又是反对的。在《碧血剑》的《后记》中，金庸曾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后来金庸写了一篇学术性的文章《袁崇焕评传》来补充申述自己的见解。小说和评传中的这个袁崇焕，是个光芒四射的人物。他以一介儒生而去指挥军队，做出了惊人的业绩，在明末的乱局中成为中流砥柱，却被崇祯皇帝杀害。金庸这样赞美袁崇焕：“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袁崇焕忠诚地实践了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格言，可歌可泣，然而正因为这种性格，就和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按金庸看来，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也会杀袁崇焕。可以说，袁崇焕的悲剧就是以儒家思想所教导、培育的人生态度，去实践儒家思想所尊崇、支持的绝对君权所产生的悲剧。儒家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是它不能回答：当袁崇焕这样的忠臣碰上崇祯这样在位十七年就更换了五十个宰相，杀了两个宰相、七个总督、十三个巡抚，极其专权的皇帝时该怎么办？金庸从来没有怀疑过儒家、墨家主张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入世的人生态度，然而金庸又为儒家尊崇的绝对君权感到深深悲哀。这里既包含着对儒家的真诚肯定，又包含着对儒家的深刻批判。
金庸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不只是外在的装饰，而是内在的渗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探索。从内容到形式都浸润着的；它弥漫在整个作品，充溢在字里行间。金庸小说不但写的是传统的武林世界，作为侠士魂魄的“义气”地道属于民族传统的特质，而且连小说语言和表述方式也尽可能富有传统的色彩。这也是我们所谓传统文化在他小说中以综合形态呈现的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小说史略》第 27 篇：
2、《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鲁迅全集》1957 年版第 8 卷第 237 页。
3、《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
4、《论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