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病态”看沈从文都市小说
在沈从文研究中，“湘西世界”是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的确，“湘西世界”对于沈从文小说来说具有根本性，这一问题研究清楚了，沈从文小说的很多问题包括思想上的问题、艺术上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本文将从都市的角度来研究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主要是研究现代都市的负面性或者说病相、病态
看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的。
一
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是一种什么态度？这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湘西世界”非常关键。我认为，总体来说，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不是笼统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而是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病相”或病态，主要限制在精神的层面。
沈从文在文学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相”的反感、厌恶溢于言表，既表现在他的小说、散文作品中，也表露在他的“创作谈”中。比如他说：“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
[1]对于都市文明的现实弊端，他的批判非常尖刻、激烈：“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
[2]他不仅批判现代体制，而且还把批判泛化，进一步对现代都市文明弊端进行追根溯源的批判，甚至于连我们所说的传统文明也被他批判了，比如他批评文字（即语言）：“文字虽增进人类理性，解除传统的束缚，可是它本身事实上也就是个可以妨碍理性，增加束缚的东西……人类固因文字而进步，然文字却为各民族保留一个野蛮残忍、偏持、愚蠢的对立局面——人与人的对立局面。”
[3]在这里，沈从文的确表现出一种原始主义的倾向。
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相”的批判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直接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刻画都市众生的病相来批判都市文明，其笔锋多讽刺、调侃乃至尖酸，其中以《八骏图》为代表。这类小说约占沈从文全部小说的三分之一。“几乎所有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作品，都强烈表现出对都市上流社会的厌憎。” [4]二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湘西的美丽、质朴、人性等反衬现代都市的病态，其中以《边城》为代表，这类小说约占沈从文全部小说的一半。
沈从文并不是笼统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他的批判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是批判都市病态，具体地说，主要是批判城市道德、城市伦理，批判现代商业化社会以及金钱关系对人精神的腐蚀，特别是对乡村淳朴民风人情的破坏、对自然社会结构的摧毁。沈从文深深地感到，现代所谓“文明”不仅毁坏了城市，也毁坏了乡村。18年之后重回湘西，他感觉到：“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 [5]随后他用杂文的笔调描述了湘西种种所谓“现代”的浅薄，既形象生动，又尖锐深刻。
沈从文的这种批判甚至指向自我。在《龙朱•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从文反省自己：“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的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6]城市文明对乡村的破坏不只是环境上的、生活方式上的、社会结构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精神上的，其影响之深，甚至连沈从文本人也不能幸免。
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批判的限定性，还可以从他批判的对象上看得清楚。纵观沈从文的小说，我们发现，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相”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批判“都市人”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对象上，他批判的主要是都市人，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在小说《如蕤》中，他借人物的口批判城里人：“的的确确，都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模子中印出，个性特征是不易存在，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 [7]他认为，城市人都是一些庸众，没有个性，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健全，“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 [8]在《八骏图•题记》中，沈从文直接开骂城市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 [9]沈从文认为，城市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与城市的社会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与城市精神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沈从文对城市知识分子病态的批判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城市文明病态的批判。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沈从文是反城市文明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很不准确。从沈从文的作品来看，对于海派所着表现的大楼、马路、汽车、电影院、舞厅、咖啡厅、霓红灯、广告等城市景象，包括当代人所特别关注的比如城市噪音、拥挤、污染等问题，他并没有批判。在现实的层面上，沈从文实际上是认同都市生活的，特别是都市的物质生活。也许正是城市物质生活上的繁华与优越吸引了他，他苦苦挣扎，硬撑着，坚强地在城市生活下来，并且发誓跻身于上流社会。初到北京的沈从文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却梦想享受文化人的生活，这其实是希望走捷径直接从社会底层跳到社会上层。沈从文太想过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了，所以他考不取大学便转而想直接当大学老师，其途径就是写作，通过写作一举成名，从而可以栖身大学。
沈从文“走捷径”的思路太奇特了，也太冒险了，在现在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完全是非分之想。当然，沈从文最后成功了，他不仅成为了作家，而且是大师级的作家；不仅当上了教授，而且是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但是，这成功的难度之大、之艰辛，我们可以想见。一般地来说，政治上可以冒险，也容易成功，古今中外一步登天的政客大有人在，而文化上这种“冒险”在理论上缺乏依据。但沈从文偏偏是一个倔强的人，他的北京之行是从考大学开始的，也即从文化开始的，他就是不服输，一条筯地在“文化”这条路上走下去。自然，在沈从文通向作家、教授的“文化之旅”中，他接触最多的是文化人，对他伤害最深的也是文化人，这就是他后来为什么他把批判的笔触主要放在知识分子上的原因。
都市的确对年青的沈从文造成了伤害，考燕京大学受挫，为了生活而写作，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这对于梦想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沈从文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他对都市社会可以说是充满了愤激和怨恨。但沈从文对都市的愤激和怨恨绝没有学术界所说的那么夸张，他并不是整体性地否定城市文明以及城市生活。如果都市真的那么一无是处，不适宜居住；如果湘西真是那么美好，象“世外桃园”一样是生活的天堂，那沈从文为什么不放弃城市而回到湘西去呢？特别是初到北京时，生活上走投无路，几近于绝望，他也不返回湘西。走出湘西，沈从文就发现，都市才是他生活的归属，才是他真正的栖居地。事实上，正是现代都市成就了沈从文，没有现代都市文明，没有自身的启蒙过程，没有现代文化制度，比如没有现代化的文学生产方式、现代传播媒体和印刷业等，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沈从文。沈从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产儿。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把沈从文对城市“病相”的批判看作是对整个都市文明的批判，也不能把他想象的“湘西世界”理解为现实的乡村，“湘西世界”不是乡村的符号和代名词。沈从文的批判实际上是泛化的，他所批判的城里人的弱点，比如虚伪、庸俗、道德堕落、伦理沦丧、缺乏个性、小气、懦弱、懒惰、冷酷、势利等，乡下人同样也有，这是人的弱点而不仅仅只是城里人的弱点。不同在于，鲁迅以及其它乡土作家对社会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主要是以农民以及下层人为对象，而沈从文则主要以城里人特别是文化人为对象。
杨联芬认为沈从文具有“反现代性” [10]，我觉得这只说对了一半。沈从文不仅“反现代”，也“反传统”，但不论是“反现代”还是“反传统”，他都是有限定的。对于城市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他未必是“反”的，反而是非常迷念的。他并不是笼统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而只是批判现代都市文明中的负面性因素，批判现代都市的病相或病态，他的批判集中在道德上、伦理上，是精神层面的。事实上，真正对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起建构作用的正是现代都市“病态”。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正是现代都市文明的“病相”成就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也就是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思维的意义上从根本上是沈从文现代都市“病相”批判的附属物。
二
那么，在沈从文那里，对现代都市“病相”的批判是如何转换成对“湘西世界”建构的呢？“湘西”与都市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这是我们紧接着应该追问的问题。
沈从文从乡下闯入城市，不顾一切地在城市生活下来，并事实上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但“路途”的磨难以及伤痛的记忆，再加上在乡下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所养成的自由散漫的性格，使他很难在精神上融入城市，对现代都市的一些价值观比如道德、人情，他很难认同，也不接受，他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 [11]又说：“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譬喻说，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上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个人的努力或他人的关心，都无结果。” [12]他虽然就居住在城市，享受着现代都市的物质成果，但在观念上、在价值尺度上、在思想意识上，他不能或不愿意适应城市，他感觉他始终不是一个城市人。
但是，他又不能退回去，湘西也不是一片乐土。湘西给沈从文留下的恰恰是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是生存上的，也是精神上的，这可以从《从文自传》中看得很清楚。实际上，从沈从文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来看，湘西一点也不美好：贫困、落后、愚昧、腐败、生存环境险恶……只不过这一切都比城市来得直接，不虚伪，不矫饰。特别是杀人，充满了人性的野蛮，残忍与兽行，是邪恶与恐怖。在这里，杀人如麻，杀人如儿戏，士兵竟然通过杀人取乐。对于杀人，大家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刽子手没有感觉，看的人没有感觉，被杀的人也没有感觉，生命在这里完全是麻木的。沈从文描写杀人情形：“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士兵还只是二十，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听说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杀的差不多全从乡下捉来，胡胡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方明白行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13]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沈从文明显是批判和反思的。生命在这里是如此之轻贱，比动物还轻贱，能说这地方是美好的吗？这样的地方还能回去生活吗？
赵园说：“沈从文以轻松的笔调写在小说散文中的‘杀人的游戏’。”又说：“由于有意以一种超然的立场看人间的善恶、义与不义，他甚至既写被杀者的优美，复又写杀人者的糊涂可爱。” [14]其实这是误读。丁玲说沈从文“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 [15]和周作人非常相似，沈从文的写作的确有一种“趣味”的情调，但这种趣味不是对现实的，不是对世界的，而是对表达和写作本身的。有的作家，总有些话题不愿触及，对于敏感的话题和记忆中的伤痛往往回避，下笔沉重，但沈从文不是这样。沈从文对任何事情，哪怕是痛苦的经历，他都写得津津有味，这是写作的快乐，而不是生活本身的趣味。湘西的杀人，留给沈从文的是彻底的灰心、恐惧与失望，是对湘西的失望，也是对人性的失望。当他还在湘西时，还处于蒙昧状态时，还缺乏反思能力时，身处其中，对于杀人，他也是麻木的，他并没有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恐惧，但事过境迁，回首往事时，他感到后怕，以致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一生最怕听打杀之类的事”，他愿意“牢守一个读书人最基本的本分” [16]，他最愿意生活在城里，过一种城市文化人的生活。
事实上，正是因为苦难、凶险、恐怖、罪恶、生存的艰难，沈从文才逃出湘西的。根据“自传”，我们知道，沈从文离开湘西最直接的原因有二：一是大病一场，二是一位老同学的淹死。他说：“我去收拾他的尸骸掩埋，看见那个臃肿样子时，我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怎么办？于是：“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 [17]湘西的闭塞、落后、贫穷、残暴以及它给沈从文精神上所造成的伤痛，这才是沈从文离开湘西的真正原因，所以，并不是湘西的“生气与活力”推动他走出湘西，而恰恰是湘西的生存困境把他逼出来的。比较起来，还是都市好，所以，即使在生存的最艰难时期，沈从文也不愿意回到湘西，而是选择了在城市漂泊。
现在的问题是，沈从文身居城市，对城市物质生活感到满足，但对于都市文明的精神价值，他并不认同，始终没有归属感，而现实的湘西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非安身立命之地，但人又不能悬浮于空中，置身世外。于是他便作了一种尴尬的选择，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享受都市，而在精神上想象一个“湘西世界”以寄托，这便是“湘西世界”的由来。在这一意义上，“湘西世界”从根本上是一个想象的、充满了理想色彩的、陶渊明“桃花园”式的世界。这个“湘西世界”已经不是现实的湘西，即沈从文生活过的湘西，而是弥补城市文明缺陷的、与城市病态相反的、对城市病态构成批判的、理想化的湘西。它既是现实都市的反动，也是现实湘西的反动。它是批判的工具，更是逃避的居所。苏雪林说：“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人们这些久困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 [18]对于读者来说，“湘西世界”是“一种解放的快乐”，对于沈从文本人来说，何尝不也是这样？沈从文写美丽的湘西，于社会来说，是希望把人从现代都市文化的精神颓废中解救出来，对于自己来说则是一种逃避，一种在精神上对于现实的逃避。
我们应该把现实中的湘西和沈从文文学中的“湘西世界”区分开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湘西。现实中的湘西虽然不乏原始的质朴，特别是自然环境上的优美，但总体来说是闭塞、贫穷、荒凉与落后的，甚至于野蛮与残暴，缺乏人性。沈从文曾谈到他的写作理想：“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19]沈从文这段话经常被人引用。实际上，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造的“小庙”。在这个“小庙”里，沈从文特别强调的是“人性”。
与现实的湘西不同，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世界”可以说是完美的：纯洁、明净、静谧、温暖、自由、个性、淳厚、质朴、诗意、画景、放纵、情调，勇敢、活力、和谐、真实、健全、恬然、怡然，人情，人性、豪爽、血性、乐观、诚实……当然也有各种问题，包括杀戮、卖淫等，但都合于自然，合于道德。沈从文曾以极度诗意的笔触描写湘西：“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人人皆很高兴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 [20]尽管沈从文是在非虚构的意义上抒写的，但我认为它仍然是虚构的，是沈从文对逝去的湘西的想象，具有“儿童视角”性。而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
“湘西世界”，这是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也是他对整个世界文学的贡献，可以说是沈从文整个文学活动的最大成就。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可以和陶渊明“桃花园”、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相提并论。无数人被这个世界感染，从这里得到享受和慰藉。
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当然与现实中的湘西有联系，但二者有天壤之别。小说的湘西只是借用了现实湘西的人情、风情、自然、故事等，但现实生活的本质却被理想化了、人性化了、美化了。现实中的湘西在沈从文小说那里其实只有外壳，只有自然和抽象的精神。并且，沈从文笔下美好的湘西并不是渊源于现实湘西的美好，而是恰恰相反，它渊源于现实湘西的不美好，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现代都市病态。从根本上，“湘西世界”不过是沈从文对都市病相的一种批判，当然也是对现实湘西病态的批判。在沈从文作品中，“湘西小说”和“都市小说”具有“互文性”，可以进行对读。
所以，“湘西世界”固然是沈从文小说的主体或精髓，具有自足性，但城市则是它的“根源”，没有对都市病相的发现和反思，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沈从文难以如此想象湘西，对湘西的描写包括美化也不能达到这样一种深度。赵园说：“沈从文在其所置身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在其所置身的知识者中，到处发现着因缘于‘文明’、‘知识’的病态，种种‘城市病’，可以归结为‘阉寺性’的种种人性的病象。正是对病态、阉寺性的发现，使沈从文终于发现了他独有的那个世界，属于沈从文的‘湘西’。” [21]这是非常精湛的概括。在沈从文的写作逻辑上，从“城市病相”到“湘西世界”，是单向度的，是先看到城市的病态，然后构筑、想象一个健美的“湘西世界”来批判和医治城市病态，而不是先有一个健美的“湘西世界”，而后因此发现城市具有病态。可以说，“湘西世界”不是在现实湘西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被城市病态激发出来的。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可以说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是在歌颂湘西、赞美乡村和田园，但他的本意并不是这样。
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22]但我们决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乡下人”，凌宇的话是对的：“沈从文决非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因而，他的‘乡下人’自况，除了情感层面对乡村的认同，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反讽，一种有意为之的对都市人生、知识阶级的疏离姿态。” [23]我们可以说他是“乡下人”，但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乡下人”，一个超越了城市和乡村精神局限的高级“乡下人”。当沈从文自称“乡下人”时，他其实是无比傲气的。“湘西世界”就是这个高高在上的“乡下人”想象的世界，一个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审美性的世界；一个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一个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世界。它是沈从文的精神家园，也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说沈从文是“向后看”，也不能说他是原始主义的、悲观主义的，怀旧主义的。
三
一定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小说既属于都市小说，又属于乡土小说。所以，把沈从文的小说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和海派小说进行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沈从文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风格。
我们看到，王鲁彦等“乡土小说派”作家包括鲁迅，他们都是城市寄居者，他们多来自乡村甚至于是很偏远、很落后的乡村。面对现代都市文明，他们痛感乡村的贫穷与苦难，同时也深深地认识到乡村的愚昧、无知与落后，所以，他们一方面书写乡村的衰败、萧条和种种惨状，对农民的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乡村的陋俗、麻木以及种种黑暗和罪恶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正是城市文明成就了乡土小说，正如有学者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城市，也便没有了他们的乡土小说。” [24]
对于沈从文来说，其实也是这样，不同在于，“乡土小说派”认同现代都市文明，他们是站在现代启蒙的角度，对乡村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与批判，这和四十年代的“工农兵文学”作家站在工农兵本位立场来写作是完全不同的。而沈从文既不认同现代都市文明，也不认同现代乡村文明，既不站在乡村本位立场上，也不站在都市本位立场上，而是以想象为本位立场，以想象的“湘西世界”来对抗现代乡村，来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病态。所以，“乡土小说派”是在现实的层面上书写乡村，他们所呈现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村的真实图景，正如许道明对鲁迅乡土小说的定位：“说到底，他的乡土小说，是一种由现代人思想烛照的农村写真。” [25]而沈从文则是在理想的层面上来书写乡村，“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只能是现代知识者沈从文眼中的、审美想象中的湘西，作为这一个现代人的审美理想的感性显现的湘西。” [26]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完全是一个文学的世界，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这样的世界。
沈从文的小说也不同于海派文学。海派作家本身就是都市文化的产物，他们浸润在都市文化之中，乡村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遥远，所以，他们的小说缺乏乡村的背景和参照。“新感觉派”作家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拥抱现代都市的一切，汽车、霓红灯等都市景象是“新感觉派”所极力描写的，对于都市文明，特别是都市的现代品格，“新感觉派”可以说倾尽了热情予以颂扬。他们尽情地享受大都市的文明，包括“享受”城市的孤独感、寂寞、空虚、不安等，这种“享受”在具体形态上就表现为“颓废”——一种“忧伤的美”。如果说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是“乡村牧歌”，那么“新感觉派”小说则可以说是“城市牧歌”。“新感觉派”也写精神，也表现现代都市人的情感、欲望比如恐惧、疑虑、躁动、变态，孤独等，但他们显然缺乏批判性，他们仅只是把它们作为都市现象来书写。
而张爱玲与都市可以说完全是融为一体的，不论是在她的生活中，还是在她的文学中，都没有乡村的参照系，她没有乡村的经验，在她的笔下，即使有些乡村人、乡村生活的描写，也是极其表象的，对于乡村的精神以及文化积淀，她不能理解。对于城市生活，特别是城市世俗生活，张爱玲是认同的，并且沉迷其中。张爱玲的小说以写小市民著称，其实她本人就是一个小市民，她的生活情趣、爱好等都具有普通的市民性。当然，她看到了都市的弊端和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病疾，对于这些，她明显是批判的，但这种批判是现象批判，不具有理论上的“反思”色彩，不能进一步延伸。她的小说写出了现代人的沉落，写出了现代人生存状态的苍凉，写出了现代人的孤独以及精神上的恐慌，但沉落也好，苍凉也好，孤独与恐慌也好，这些都不是城市文明的过错，恰恰相反，它们是传统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罪恶。张爱玲出生于名门贵族，在北京、天津长大，成人后穿梭于上海与香港，一生浪迹于都市，她本身就是都市的产物，本身就是都市的精灵，所以不论是生活上还是文学创作上她不能脱离都市。她不能站在都市之外来看都市，她与都市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因而即使是对都市病相的批判，她的批判和沈从文的批判也绝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