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世界经济展望
一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下降，价格总水平出现负值。但最令人担心的是，国民经济的活力不足。活力最大来源在经济基础，在企业，在各类金融组织，在人民群众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推动、创造和发展的经济。政府引导作用是重要的，但没有生动活泼、创新开拓的民间基础，国民经济就会活力不足。国民经济增长潜力和实绩，固然是引人注目的，但国民经济是否充满活力，才是更重要的。经济增长不论高一点还是慢一点，通货不论是膨胀一点还是紧缩一点，都不能证明这个经济系统是否有活力。经济大起大落，既可能在无活力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发生，也可能在有活力的经济系统中发生。经济有活力，增长快慢均正常；经济没活力，增长快慢都不容乐观。
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金融活动有些象是这个有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支持着国民经济大系统的正常运行。前几年，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比较乱，需要整顿。整顿使相当多的金融组织关闭或重组，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过程，对货币政策传导也产生着影响。可以说，国民经济多年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问题程度上虽有减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企业和基础金融组织的活力不足，以至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清理整顿与制度创新，堵与疏，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激励与约束等多种关系，都有待进一步理顺。
现在国民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就其与金融活动的关系来看，主要不是货币数量多少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紧松的问题。就近三年情况看，货币与金融运行中，中央银行的各项措施是及时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只是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不很理想。其中原因，是货币流动渠道不畅，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的梗阻。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目标的实现，但传导机制不灵减弱了货币政策效果。近两三年，货币传导机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比货币供给量影响更大。通俗地讲，我国当前问题，不是没“水“，而是水渠不畅。不是水少造成旱情，是有“水”但渠道不畅造成了旱情。需要讨论的重点不是放不放水，而是如何修整好水渠。换言之，货币传导机制的问题比货币供应量多少更重要。
货币传导机制是以金融体系为依托的，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就没有良性的传导机制；反之，没有好的货币传导机构，就没有可能发展和巩固好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既是货币供应量渗入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过程，又是货币存量与收入流量转化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传导，货币供给量发生增减，对各种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发生影响。价格和产量变化，又反过来影响货币供给量。渗透在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实体经济上出现的结构不合理和供求失衡的问题，既与金融活动存在的问题相关，也是金融活动产生问题的基础条件。货币传导机构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是货币传导机制的诸多要素缺乏活力，是金融体制性萎缩带来的结果。
二.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利用外资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吸引跨国公司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资金，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许多企业拥有充裕的自有资金，银行也拥有大量的贷款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需要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来引进资金?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引进跨国公司目的之一是为了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现在我们不少工厂已经有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如今，中国企业致力于“自主创新”，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建立自己的技术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需要与跨国公司合作引进他们的技术?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与跨国公司合作目的之一是为了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现在我们的银行市值超过所有世界著名跨国银行，我们已经有36家大企业名列《财富》杂志全球最大500家企业排名榜单，我们许多公司已经建立和完善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集团管理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向跨国公司学习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
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那么，我们不禁要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需要引进多少外资为好呢?不妨以美国为例，2007年，流入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712亿美元，2008年为3161亿美元。中国2008年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三十多年来的高峰，是1083亿美元，也只是美国当年吸纳外资的三分之一。美国经济实力在全球堪称最强，仍然还在如此大规模吸引外资。美国通过引进巨额外资和大规模对外投资，实现了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实现了经济资源的优化，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引进外资来引进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即使将来中国发展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也还需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继续大规模利用外资，通过引进外资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与全球经济互动发展。
三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将出现温和复苏态势
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全球跨国公司短期内的对外投资计划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导致全球跨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缩减。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UNC-TAD)统计，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影响，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为1.697万亿美元，比2007年的1.979万亿美元下降了14％。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FDI骤降29％，为962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FDI继续保持增长，增幅为17％，为6210亿美元。
2009年，全球FDI下滑趋势持续，而且变得更加显著。UNCTAD预计，2009年全球FDI将下降30-40％，跌至1.2万亿美元。与2008年不同的是，2009年FDI在全球各地区均有下降，预计发达国家的FDI将下降60％，是导致全球FDI减少的主要原因，而发展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FDI也将出现25-40％的降幅。
跨国公司撤资增加以及跨国并购减少是导致全球FDI下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跨国公司采取了抽回投资、收回公司内部贷款以及偿还母公司债务等行为，以降低成本和配合企业重组。2008年末到2009年上半年，一些国家的撤资额超过了外资流量的总额，给这些国家的外资存量造成很大冲击。另一方面，受金融市场紧缩和跨国公司现金短缺影响，跨国并购活动大幅减少，跨国并购交易额剧减。据OECD预计，2009年全球企业跨国并购总额可能仅为6000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56％，为1995年以来最大的降幅。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OECD成员的跨国并购额将大幅下降60％，由2008年的1万亿美元减少到2009年的4540亿美元，而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并购额也将锐减，降幅为62％，由2008年的1210亿美元减少到2009年的460亿美元。不过，自2009年第三季度，伴随全球经济形势趋好和投资者信心的部分恢复，美国和欧洲企业并购活动出现活跃迹象，并购交易有所增多。
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全球FDI的前景，也改变了FDI的格局。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FDI占全球流入量的比例已升至43％。其中，中国和印度两国已占南亚、东亚、东南亚区域外资流入量的一半，占全球外资流入量的1／10。这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强劲表现，促成了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FDI流动格局的重塑。
在经历2009年的大幅骤减之后，再考虑到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都已显示逐步回暖的势头，可以预计，2010年全球FDI出现温和复苏的可能性大大提高。UNCTAD预测，2010年全球FDI流入量可望回升至约1.4万亿美元，2011年有可能进一步升至1.8万亿美元，基本达到2008年的水平。预计那些对商业周期变化影响较小，并且需求基本稳定的行业(如农业综合产业和某些服务业)，以及拥有长期增长前景的行业(如制药业和节能环保产业)，有望成为推动下一轮对外投资增长的主力军。
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上，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将依然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UNCTAD在《2009-2011年全球投资前景调查》报告中将“金砖四国”列于未来对外投资最受青睐的五个国家之中，具体排名为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实际上，近年来，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国际投资，而且它们自身也正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者。据UNC-TAD的数据，2008年，大约1／5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近3510亿美元)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与1990年相比实现了50倍的名义增长。可以预计，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态势明显，全球经济资源将可能更多地流向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将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四转变思路，调整利用外资的目标
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并不仅仅意味着扩大利用外资的总量，更重要的是必须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三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战略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相适应，外国投资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三十年后的今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当我们站在新起点上，面对新的形势和问题，应当考虑转变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思路，调整利用外资的目标。
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三个层面探讨如何调整利用外资的目标。如同过去三十年一样，今后，外资在这三个层面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精准确定这个目标。
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应当把利用外资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调整到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上来。
许多跨国公司出于长远经营战略的考虑，很早就启动了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发展策略，不仅自身生产制造绿色产品，而且带动当地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许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企业已经成为各地低碳经济的模范。只要我们引导得当，跨国公司完全可以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中国建立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其次，在中观经济层面上，应当从利用外资促进中国产业发展壮大的目标调整到促进中国产业做强的目标上，并使之融入全球产业。
中国产业要进一步做强，首先必须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吸纳整合全球产业资源。通过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实现参与全球产业的整合，通过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主动打造全球价值链也可以实现参与全球产业的整合。以往，我们主要通过引进外资参与全球产业的整合；今后我们在促进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工作中，应当更加注重吸引处于全球产业链高端的项目，如研发设计中心、市场营销中心、物流配送中心以及运营管理中心等。与此同时，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延伸和完善企业自身价值，打造全球产业链。
第三，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应当从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现代企业硬件方面的成长调整到促进中国企业软竞争力的成长。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企业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企业硬件竞争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科技创新、全球化经营管理水平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等软竞争力方面，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通过吸纳外资企业并且与外资企业合作是中国企业提升软竞争力的一个捷径。我们可以从引进外资促进中国企业完善内部经营管理转变为促进中国企业完善整个价值链管理和建立全球网络管理。
五外资企业要把握机遇，融入中国可持续发展
要进一步发挥外资，特别是著名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调整引资的目标和方式，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外，同时，外资企业也需要调整公司在华经营战略，强化在华社会责任。
(一)认真研究在华经营存在的问题
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缓慢、业绩平平。值得注意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在下降，在人们心目中受赞赏的程度也在下降。跨国公司需要回顾和总结在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和承担责任三个方面。
首先，成功的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
本土化包括组装制造本土化、营销服务本土化和研发设计本土化等全价值链的本土化，还包括人才开发本土化。一些跨国公司在组装制造和营销服务本土化做得比较好，但是研发设计本土化滞后，导致他们在华的产品和服务不能动态地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影响了竞争力。而人才开发本土化滞后则不利于调动当地员工的积极性，直接影响这些公司的经营业绩。
其次，一些跨国公司在华管理架构不适应中国市场的复杂局面。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且发展不平衡。跨国公司需要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这个管理机构拥有相当大的临机处置权，能够协调各个事业部门在中国的业务。
第三，一些跨国公司对其在华应承担的责任意识比较薄弱。
与历史上的跨国公司不同，现代跨国公司需要承担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还需要承担既包括在本国，也包括在经营所在国的全球责任。特别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应当反对商业贿赂、承担合规的责任。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企业多数能够承担这些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在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方面有缺陷，还有一些在华企业违背基本道德操守，在经营中进行商业贿赂。随着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跨国公司企业在责任方面出现问题不仅会严重影响企业声誉，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
通过分析以上问题，我们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经营不善固然可能有企业外部环境的原因，但是企业自身原因肯定是第一位的。如果跨国公司能够从进入中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功或者遭遇到的失利中准确总结出个中原因，那么这些公司就一定能够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变化趋势
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常常被中国媒体批评，也常常为政府部门出台的某些政策困扰，有些公司甚至担心中国在未来将排斥跨国公司。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外资问题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有人指责引进外资工作，并上纲上线到“姓社姓资”的高度，邓小平同志对此进行了尖锐批评，明确指出：“三资”企业受到中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一些人对外资的批评集中在外资是“姓中姓外”的问题。有人把外资企业看作外国企业，认为外资企业扼杀民族工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的重要意义之一
就是给在华外资企业进行了明确的定性：“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这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明确提出“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
显然，坚持对外开放，把外资企业融入中国经济，发挥外资企业的积极作用，是中国政府三十多年来始终一贯的主张。外国投资者应当看到中国政府一贯的全局的思路，不要因为一时的或者个别的事件动摇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更加开放的中国，不仅会给13亿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而且也会给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
世界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变革。中国把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大节能增效力度，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抓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机遇，是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三)及时调整在中国的经营发展战略
在新形势下，跨国公司应该及时调整中国战略，内容包括在中国加强本土化经营、强化低碳经营、加强合作经营等，在世界金融危机后时代，抓住在中国发展的良好机遇。
首先是加强本土化经营。
调整在华经营战略关键在于强化本土化，全价值链在中国布局，实现组装制造本土化、研发设计本土化、营销服务本土化和管理人才本土化。特别是把研究开发设计环节引入中国，既从事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和设计，也从事面向全球市场和未来市场的较为基础性的研发设计。管理结构也需要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进行必要的调整。一些跨国公司成功的经验表明，在中国设立强势的地区总部，即拥有较高权威能够在华临机处置的管理机构是适应中国市场特殊性的重要举措。另外，跨国公司应该而且有可能启用更多本土化人才，对这些人才进行严格的培训，这些人才了解了公司全球化经营的经验以及规则，可以发挥更通晓中国国情更善于在中国运作的优势。
其次是强化低碳经营。
中国正在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跨国公司在华推广节能减排的低碳产品，改造原有工厂为低碳工厂，推动在华供应商和客户节能减排形成低碳产业链，能够从根本上帮助中国企业和中国产业低碳化，同时获得在华发展的新机遇。
再者是加强合作经营。
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和中国产业进行合作，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已经显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开始从单纯的制造环节转变为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从以硬件为主转变为硬件和软件全方位的合作；从以国内市场为主转变为面向全球市场。例如，通用汽车与上海汽车共同在印度投资，美国铝业与中国铝业共同收购力拓股份，三菱商社与中国能源业公司共同开拓印尼能源。这些案例展示了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新前景。
(四)强化在中国的责任
当前，企业的责任已经从过去主要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作为跨国公司，不仅需要承担公司总部所在的母国责任，还要承担投资和经营所在国家的责任，这是一种全球的责任。
跨国公司在中国强化其全面责任、全球责任和合规责任，将进一步改善其在中国的形象，被中国消费者认可，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机遇。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强化责任还将在中国发挥示范作用，推进中国企业合规经营，促进中国企业强化责任。这一点也是中国未来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之一。
世界金融危机后时代即将开始的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将是中国开始从经济大国成长为经济强国征程的新起点。在过去的一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抵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未来五年，跨国公司在危机后振兴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跨国公司对于中国经济由小变大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相信在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过程中也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