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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澳门课程改革：背景、使命与构想

摘要：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给学校课程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发展模式亟待由量的扩张过渡到“质、量并重”，教育制度也正在进行彻底的检讨与修整。在此背景下，澳门正着手进行新的课程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调整课程决策的权力格局，设立本澳的课程基准，促进课程的本地化，尤其重视课程管理体制的调整、地区课程框架的设立、教科书制度的反省以及语言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研究。

关键词：澳门；课程改革；课程管理体制；教科书制度

一、澳门课程改革的背景

我国澳门启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直接动因是教育本身发展的要求以及对过去课程改革的反思，而在更宽的视域里，澳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是更深层的影响源。

在澳门，政府对学校课程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特别是1991年的“澳门教育制度”（法律第11／91／M号）颁布以后。

澳门的课程改革，与澳门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澳门教育发展方向的调整有很大关系。作为澳门教育制度之根本大法的第11／91／M号法律自1991年起实施已历时13年，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及教育自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此，政府适时地启动了教育制度的检讨，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后，于2004年3月推出《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制度（法律草案咨询意见稿）》（以下简称《澳门教育制度法律草案》），对第11／91／M号法律进行系统修订。新的教育制度对教育的基本原则、学制、教育总目标和各阶段目标、政治与学校的关系等都作出了新的调整，这一方面为课程改革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课程改革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此外，近十余年来澳门教育发展的方向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澳门遇到移民潮，非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就学压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持续加大，当时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扩大教育规模，为儿童提供足够的就学机会。近年来，澳门的出生率下降，非高等教育却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免费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推行，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由“量的扩张”过渡至“质、量并重”。澳门教育暨青年局自2001～2002学年起在全澳门推行小班教学，同时加大了对私立学校的财政援助，强化了教师培训。对学校课程而言，这既是加快改革的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更大的挑战。

当然，澳门的课程改革必然受到澳门现时整个经济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澳门的经济近年持续快速增长，政府财政连续多年盈余，教育经费的增长为课程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另一方面，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要求学校课程解决许多新的问题。例如，随着主权回归和澳门与内地更加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港澳个人游和跨境自由贸易区等的实施，澳门与内地的联系更趋紧密，经贸关系和文化往来越来越密切，但从长远发展看，澳门社会还必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凸显文化的多样性，具备与全世界保持全方位沟通的能力。这对学校课程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普通话要加强，葡语不能淡化，英文更为世界交往所必需，语言类课程如何安排？中国传统文化、葡萄牙文化及现代多元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学校课程必须回答的问题。再如，澳门的经济以旅游博彩业为主，赌权开放和博彩业务的社区化必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构成一定挑战，这是澳门教育和课程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二、澳门课程改革的目标与使命

（一）提高学校教育质量

提高教育质量是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而对澳门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早在1997年，“优质教育”问题就已引起澳门教育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和经验表明，澳门的学校教育在质量上有自己的长处，但在整体质量上仍有改善的空间，特别是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有待提高，中文的书面表达能力需切实加强，艺术教育和体育因场地或师资的限制而落实不够，信息科技教育需加速发展，学校间的教育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课程变革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中心性因素，澳门课程改革应分析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学校课程的特点和课程发展的特殊需求，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同时还应深入分析时代发展对澳门教育质量的新要求，从整体上把握提升澳门教育质量的方向和重要举措。

（二）建立课程决策新机制

在课程决策机制上，澳门有两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澳门的法律赋予学校以不容质疑的课程自主权。政府在1994年和1997年曾推出旨在规范从幼儿教育到高中教育的学校课程的三个法令（第38／94／M号、第39／94／M号、第46／97／M号），随后还以此为基础开发了一整套课程大纲，但这三个法令均以“不影响私立教育机构在行政与教学自主范围内之本身权限”为原则，政府除对为数甚少的公立学校（学生大约占学生总数的5%）的课程有直接影响外，对私立学校的课程难以起到积极的领导作用。这种决策权力分配失衡的课程决策机制，既不符合世界范围内课程决策权分配的均衡化发展方向，也有碍地区课程的必要统整及协调。

二是政府内部课程决策机制的调整。应该说，澳门政府层面的课程决策具有较强的民主性，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教育委员会”、教育社团、教育工作者、新闻媒体、社会大众、立法会的议员、行政会（以前为“咨询会”）的委员在课程法律、法令的起草、咨询和审议过程中，都有机会广泛参与。但政府的课程决策机制在某些方面也需调整，比如，要进一步合理设置课程规划部门，改善决策支持系统，加强课程决策机构与咨询机构之间的沟通及协作，这都是完善政府课程决策机制应慎重对待的问题。

（三）研究并设立地区课程基准

澳门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和教材历来由学校自主决定和选择，学校与学校之间在教材、教学内容、教学语言乃至课程设置和课程结构上都各有不同，学校间的课程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统整。^[2]恰如不少学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这种课程管理制度能给学校以足够的空间创造性地开发具有个性的课程，^[3]但在它的长期作用下，澳门基础教育质量却缺乏一个起码的基本标准，学校间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从长远看，这不利于澳门社会的发展。澳门教育应继续发挥自己的优点，让所有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但也应配合本地区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改革方向，研究并设定地区课程基准。

（四）促进课程本地化

澳门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生活环境，澳门理应有自己的课程，至少不能完全移植外面的课程。可是，有学者早已指出，澳门的课程恰恰是“价值多元的依赖型课程”。^[1]“价值多元”表现在学校的课程目标因不同办学团体办学宗旨的不同而各异其趣，“依赖”则突出表现在：其一，许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以祖国内地、台湾、香港或其他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入学考试的需要为归依；其二，由于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学校自身课程教材开发能力不足，出版商也多因澳门市场太小而不愿为澳门专门开发教材，澳门绝大多数教材来自祖国的香港、台湾或内地，其中香港的教材尤其具有支配地位。^[4]

对香港教材的依附实质上意味着对香港课程大纲和课程发展方向的依附和跟从，“依赖型课程”使澳门的课程和教材不能充分反映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特点，这不利于本地区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依赖型课程”也为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平添障碍：教师没有本地化课程纲要的指引，只能囫囵吞枣地将外来教材传授给学生；学生则经常要面对与自身生活经验和周边环境相脱离的学习内容。上述情况今天虽有好转，有出版商开始提供“澳门版”的教科书，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主要在小学），所谓“澳门版”教科书大多只是“香港版”教科书的改写而已。

由此看来，促进课程本地化，应成为澳门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这既是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澳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和城市特色的需要，就教育而言，课程本地化还是教育本地化的关键和教师成长的重要基础。虽然该问题早在1991年前后有关澳门教育制度的大讨论中就受到广泛关注，^[5]但课程本地化今天显然依旧是澳门课程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

（五）寻找推进课程改革的恰当模式

课程改革的目标包括对课程改革工作自身的评估、反思和改进，每个地区都须在此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课改推进模式。澳门政府关注课程改革的历史并不长，准确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而似乎尚未形成推进课程改革的完整机制和工作模式。澳门不可能照搬别人的课改推进机制，因为澳门课程改革的环境与周边地区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私立学校依法享有的教学自主权对政府推动课程改革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这在澳门课程改革中显得尤其重要；澳门的课程研究和课程专业人员都相对较少，地小人少的现实也不允许政府像香港那样建立一支庞大的课程研究队伍，这对课程计划、课程标准的研制方式都有很大影响；教科书问题、师资培训、出版商的参与、课程支持网络的建立等，这些都是澳门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中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三、澳门课程改革的设想与行动

澳门课程改革虽然要同时关注多层次的问题，采取多方面的行动，但研制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无疑是最为核心性的。当然，课程管理体制的改进、课程支持系统的建立、教科书制度的反省、某些特殊课程的重新定位，也至关重要。

（一）研制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

设置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课程本地化首先是课程框架和课程标准的本地化，课程内容的本地化和教材的本地化都是在其之下的问题，而且在澳门，政府不可能直接干预具体的课程内容和教材，不论从可能性还是从必要性上看，研制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都将成为澳门课程改革的基础和关键。关于这一点，澳门教育界已基本形成共识，有关规定已写入2004年3月公布的《澳门教育制度法律草案》，并在咨询过程中得到广泛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应是最基本的，它只规定澳门各学段课程的“底线”，而不是“上限”，因而设置地区课程框架及地区课程标准不是要统一全澳门的课程和教材，而是要确立澳门教育的基本水准。学校在遵守基本的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的前提下，可自主开发校本课程，自由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当然，既然是地区的课程框架和课程标准，那所有学校都必须遵守，教学自主权的行使应以遵守此等框架和标准为前提。

澳门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研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既规范学校，又给学校留有足够弹性和自我调整的空间。在澳门，这个问题关系到未来地区框架和课程标准是否能有效发挥作用。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地区课程框架的结构、功能定位和具体内容，可能都应有别于相邻地区的同类课程文件。

（二）推出《地区课程改革指引》

《地区课程改革指引》与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配套，旨在向学校和社会更全面地、更深入地阐述本地区课程改革的理念、规划、政策以及课程改革对学校、社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它类似于香港的《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和内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及其《解读》，其主要内容应包括：澳门课程的历史与问题、澳门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澳门课程管理体制的调整、地区课程改革中长期规划、各教育程度的课程框架和课程标准、课程改革的跟进机制、教与学的配合等。该《指引》的研制应在课程改革的前期启动，相关内容伴随课程改革的各个阶段渐次形成。

地区课程框架的研制要以相关问题的清理为基础，开发《指引》的过程也就是清理澳门课程改革思路的过程。如果只推出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课程改革在实施中会遇到许多问题。《指引》将给学校的课程改革提供有效指导，是宣传和指导课程改革实施的必要文献。

（三）建立课程决策共享机制

“共享”是指决策权力的共享。决策权不同于咨询权和建议权，教育和其他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以及个人都有对课程的建议权或咨询权，但在澳门，课程决策主体可能主要是学校和政府。总体上看，澳门课程决策机制调整的方向是：赋予政府以制订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的权力，学校在遵守最基本的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拥有本校课程的最后决策权，包括制定自己的课程计划、课程大纲，选择教科书，开发校本课程等。

与课程决策分享机制相联系的是教育行政当局内部课程决策机制的完善。从过去的经验和现有情况看，教育暨青年局在今后的机构重组中有必要设立一个单独的部门，负责课程改革的规划，研制并调整地区课程框架及课程标准，制定各种课程政策，开发必要的课程资源，组织对外课程交流，支持学校课程开发。该机构可直属副局长办公室，对内与督学、教育厅、教育研究暨资源厅保持密切合作，实现决策权的共享；对外与有关学校、教育及社会团体、学术机构等保持沟通，广泛征求学校及社会对课程的意见。

（四）关注教材及课程资源问题

教材问题是澳门课程领域人们讲得最多但又似乎解决得最不好的问题：教材多样化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教材质量的良莠不齐，依赖型教材则成为澳门课程本地化的重要障碍。在这个问题上，澳门首先应关注教科书制度的改进，^[6]同时要将教材问题与课程资源的建设联系起来考虑。

建立恰当的教科书制度是解决澳门教科书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以为澳门没有教科书制度，因为政府对教科书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学校愿意，什么教科书都可在澳门使用，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由制”的教科书制度，只是这种制度不是经政府明确订定的，而是自发形成的。

澳门的教科书不能控制得太死，这不仅因为“自由制”教科书制度在澳门已行近百年，更重要的是，澳门自身的教材开发能力有限，澳门需要外来教材自由竞争，给教科书市场提供活力。但同样重要的是，澳门不能对教材没有任何质量要求，至少应拒绝有明显质量问题的教材。另外，为促进澳门课程的本地化，提升教科书的质量，给各出版商的教材开发提供一定引导也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澳门的教科书制度宜采用比较自由的“认定制”：教育行政当局以较宽松的标准对教科书进行认定，只有经认定后被列入政府公布的教科书目录的教科书方可在澳门发行。对于那些设计上能与澳门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相配合或较好地体现了澳门特点的教材，教育行政当局可优先认定，以引导教材的本地化。为此，教育行政当局应加强与各地教材出版商的沟通，多予指引，这也是出版商的现实要求。

还值得指出的是，教材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教材问题应与教育资源的整体建设结合起来考虑。澳门一直缺乏真正合用的本地化教材，这成为1994年以来本地课程大纲实施受阻的重要缘由。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澳门不可能自己开发许多本地化的教材。在此情况下，政府应制定机制，引导教师把自己最优秀的教学设计贡献出来，并利用计算机网络实现资源共享。长此以往，澳门教材的本地化必将取得进展。

（五）重视语言类课程的改革

“三文”（中文、葡文、英文）“四语”（粤语、葡语、英语、普通话）是澳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也是困扰澳门基础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问题。［7］从社会的角度讲，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三文”“四语”都是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语言就是一种财富；但就单个学生而言，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同时掌握这么多种语言，是不太可能的，学生也不一定有这种需要。处理好语言类课程问题，在澳门课程改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看，澳门语言类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加强中文和普通话教学；提升英文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效率，特别是提高英文在公立学校的地位；拓展葡语教育，公、私立学校都保证给每一位希望学习葡语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但葡文不一定以必修的方式出现。以上各项改革，应与非高等教育阶段的整体语言政策相配合。

（六）支持校本课程开发

澳门的学校课程历来就是校本化的，各校自行规划和设计，课程各有不同。但有学者指出，这样的“校本课程”似乎还只能“符其字义”，与校本课程的本意及精神尚有相当距离。^[8]这一判断是准确的，因为校本课程一定是学校教师及学生依据一定的课程理念和学校教育方向自主设计的课程，而澳门大多数学校的课程都是从校外直接移植过来的，还谈不上真正的校本开发。这说明，澳门的学校虽有一定的课程开发经验，但仍然缺乏足够的校本课程开发能力。

根据前述澳门新的课程管理体制和课程决策机制，将来澳门的所有学校都必须在遵守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的前提下，自主开发本校的课程，这对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情况下，教育行政当局必须加强对各校校本课程开发的支持，建立系统而有效的支持机制。唯其如此，前述地区课程框架和地区课程标准才能与学校课程协调运转，澳门的课程改革方可真正见实效。

参考文献：

［1］方炳隆，高德祖.澳门学校课程改革与学校优质教育［A］.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优质教育：传统与创新”国际教育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澳门大学教育研究中心，1999.28—29.

［2］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澳门学校特征?课程（1993—1994）［Z］.1994.

［3］冯增俊.澳门教育概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88.

［4］澳门教育暨青年局.2003—2004学年澳门中小幼学校教科书调查报告（内部资料）.2004.

［5］黄汉强.澳门教育改革［M］.澳门：东亚大学澳门研究中心，1991.229—231.

［6］方炳隆.澳门地区教科书选用制度［A］.台北师范学院.迈上课程新纪元（三）：教科书制度研讨会资料集［C］.1990.42—59.

［7］杨秀玲.澳门语言政策现况及前瞻［A］.古鼎仪，马庆堂.澳门教育──抉择与自由［C］.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60—69.

［8］黄素君.浅谈优化澳门课程的路向［A］.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优秀教育：传统与创新”国际教育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澳门大学教育研究中心，19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