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司马迁和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延异
摘 要：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有数不尽的文化瑰宝，鸿篇巨著，它们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以孔子的《论语》和司马迁的《史记》最具代表性。本文试图对这两部巨著从经济思想的视角进行剖析，对孔子的“义利”观和司马迁的“求富重商”经济思想进行阐述，指出其异同；并进一步论述其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冲突与契合，及其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完善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孔子、司马迁经济思想；邓小平经济思想；延异
一 、孔子的经济思想
在《论语》中孔子明确地肯定了追求物质利益,占有更多的财富以改善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渴望富足的生活,弃卑贱的生活。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包括了君子和小人在内的一切人。也就是说,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是有求富欲望的。但是,“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对于君子来说,决不能无限制地追逐个人的欲利,过分地贪欲是有害的:“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因而必须制定和遵循求利的规范。在孔子看来,这一规范就是“义”。
1、孔子的义利思想产生背景
古代伦理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形式也是物质生产的反映，它的产生是直接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相关。
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实行的是规模细小的男耕女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耕经济。农民依赖于土地而生活下去，土地是其生存之本，对土地有发自内心的眷恋之情与依赖之情，易于形成知足及乐于现状的伦理情怀。若没有意外的天灾人祸，农民定居一个地方后，很少迁徙他地，世代以血缘关系的亲近而聚族生活下去，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组织；其又以血缘上的嫡庶、长幼以及与此相联系在一起的大、小宗为基础，进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了宗法等级制，这样，就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与家族制。
这样，以宗法制为内容，形成了奴隶制的礼乐制度。奴隶制礼乐制度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地位与等级特权，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上下尊卑关系。这样人们就很容易把家庭生活的伦理模式扩充为经济生活的原理，这样的情况下经济与伦理就结合起来。“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P434孔子伦理思想就是在这样条件下产生的。
孔子主张以礼义道德调节人们之间经济关系，来评价人们日常经济行为极其所得经济利益是否合乎正当的标准，主张在道德规范之内求利。“义主利从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他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议论，他的经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同这个核心联系着，并环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2]P88这种情况，使得孔子对一切经济问题记述，都浸透着伦理的色彩。因此，义利关系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与基本理论，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始终是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与演变的。
2、孔子义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义”在《说文解字》解释成为“己之威仪也”，是人在言语行动方面表现出来令人敬畏的威严，为规范与讨论人们言语行动的善恶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榜样。“利”在甲骨文中，是用农具耕耘或收割庄稼。农具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工具，庄稼是人类活动生产出来的创造物，农业是利益的根源。随着发展，后引申为利益、功利，代表人类人生中现实的价值与境界。把这种道德规范与人们的物质的功利相结合，也就是义利关系。义作为在经济中确立的道德原则，实质表现为与人们的物质功利相对立的社会利益。
马克思说：“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普遍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象成为理想的，甚至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这是因为“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这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3] P273这就是说，在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必然会产生一种与各别人的个人利益相对立并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以表现出来的共同利益，以观念形态的神圣力量制约着人们取利行为，这就是古代经济伦理所说的“以义制利。”而在义利范畴中，二者是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一方面，二者体现的是不同的关系；另一方面二中又有依存的关系。
那么，关于义利关系，孔子是如何认识的？
首先，孔子的义利思想是否考虑到了个人的私利？孔子认为利既然是存在的，人们就有求利的可能性，就有求利的正当性。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4]P68 其不仅表现出了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而且流露出了孔子自己本人也有一种求利的想法与需要。
其次，对于利益：人们是如何获取和实现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5］P33 富与贵是人们所向往的，但获取的手段须合乎道义，特别是面对义与利，义更重要应当“见利思义”《论语•宪问》[6]P153 就是说人们在求利时，需要符合道义的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说明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并不一定阻碍一个人成为君子。
再次，孔子强调了人类一方面有利益的需求，肯定了个人物质利益是“人之所欲也”，但更认为有着比物质利益更高的需求，即道德伦理方面的要求。就是人们在利益的面前，心中应有仁爱的思想，以“仁”忠恕为判断的依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7]P64 此从更高的层次方面体现了“义”，孟子也强调人们在交往的活动中应当符合道义，表明人们在做事时，如果违背了仁，思想的判断就是颠倒义利关系，导致唯利是图的发生；如果义利的冲突并没有超越“义”的规范时，对利的追求应是允许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8] P154 如果违背礼义去求利，就是在取不义之财，把义放到了第一位，把利放到了派生的位置。如说“义以生利”，“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成人矣。”《论语•宪问》[9] P153
孔子主张义在与人的利益需要的比较选择中具有第一考虑的位置，主张人们考虑道义是在当利与义发生矛盾与冲突时，才是有必要的，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义以为上”所采取的方式就是“重义轻利。”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孔子实际上以把利的内容包括在道义之中的。
因此，在义利关系中，孔子即看到了义利的对立，又看到了利是在道义的范围之内的，从整体上说，孔子是德性主义者。
3、孔子义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与契合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与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有哪些启示？传统义利观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传统义利观与市场经济有冲突。
传统义利观是在古代宗法和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过分强调了道义，而忽视了利，束缚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欲与对功利的追求欲，束缚了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使得生产停滞不前。而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工业化与发达商品市场基础之上的，由于二者所处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不同，并且二者在利益机制、价值取向等方面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二者必然发生冲突。
孔子主张的以义制利思想重视道义，其立足点在道义范围内取向，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制度；而市场经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把经济活动从以前统治阶级中解放出来，那么追求利益成了人们活动的动力。可以看出，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是作为维护小生产方式的思想实力，其内在精神实质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向背的，其内在思想实质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传统义利思想与市场是可以契合的。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建立适合市场竞争要求的新经济伦理思想，但这种经济伦理思想并不是想象出来的，它不仅要求有自己的现实实践内容，而且要求有自己的道德思想前提。我们应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经济伦理的基础上，才能较好地建立起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道德。从这方面说，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是可以与现代市场经济契合的。
在私有制社会中，虽然统治阶级与劳动者的利益是对立的，但市场中一些内在精神实质是相通的，如“以义制利”的思想具有超时性的合理的内核因素，如家族整体主义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提供一些借鉴的成分，这样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要人民利益放在核心地位，义与利是可以契合在公有制的经济活动中的。
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以其鸿篇巨制《史记》成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世界文化名人。他在历史和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使他成了中国封建时代无可比拟的大师。他还是第一个在历史巨著中探讨经济问题的作者，其经济思想和物质观集中体现在《货殖列传》中。这篇思想深刻、文采斑斓的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对西汉以前大量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总结，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观。
1、为货殖列传的动机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他为什么要写《货殖列传》：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意思是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该说出来，作为世人的榜样及借鉴。
2、对待富裕的态度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对西汉时那些以平民身份自行创业，发财致富者，采取欣赏、表扬的态度：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认为，他所列举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他们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及政治地位，没有不法的行为。所谓：“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 司马迁还认为，西汉社会，不是只出大富豪，而且可以培养一些中富豪，小富豪；大富豪富可敌国，中富豪可以倾郡、倾县，小富豪可以倾乡里。司马迁告诉世人，西汉不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而是有中产阶级的社会。平民、个人都可以创业。商业固然是较容易发财致富的一个行业，其它行业亦一样可以致富，只要个人有智慧有毅力，农、畜、工、虞、商贾都可以致富。
3、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
司马迁认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任何人都有这种要求。无论是“深谋于廊庙”的“贤者”，还是“求富益货”的“匹夫编户之民”，概莫能外。并且认为这种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种追求财富的欲望，非常强烈，任何力量都无法遏止它，以致“俗之渐民久矣”，不可移易。司马迁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占有，并且认识到这是属于社会历史必然性的问题。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由于统治者施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更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频繁的商业活动，很多郡县都市富庶繁荣一时。司马迁显然受到时代生活的影响。他目光锐利，思想深刻，高瞻远瞩，充分肯定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肯定了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理的。并由此得出上至帝王、下至劳动者患贫求富的欲望是推动一切活动的最终动力的结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4、理想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结构
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四业并重，反对秦朝以来统治者一贯推行的“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从战国时期的商鞅起，就开始鼓吹“重本抑末”“(重农抑商”)。这个口号，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提倡、所遵行。在统治者看来，商人不是劳动者，他们不创造财富，不像那些附着于土地上的顺民那样男耕女织，那样一尺布一斗米地立竿见影。他们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引用《周书》上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他又说，各地有各地的出产，而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如果没有“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那怎么行呢？司马迁看到了农、工、商、虞四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经济结构，而商业又是经济结构中最活跃的环节，没有商业就不会有流通，也就不可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他高度赞扬了工商业者的卓越才能，赞扬他们对国家社会所做的贡献。
5、强调国家对工商业的政策要遵循经济运行的规律
司马迁指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10]P3254在司马迁看来，经济运行不是统治者的政令教化所能随意改变的，他反对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推行盐铁官营，酒盐专卖，均输平准等官营政策，以对私营商业手工业进行限制与干预，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司马迁主张国家对经济发展应采取“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10]P3253。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以利益加以引导：“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万物“商而通之”“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当然，在必不得已时，国家也可对经济加以干预，不过要尽量减少；再次使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强制、干预，最下策是与民争利。据此理论，司马迁认为西汉最好的时期是惠帝、高后时期。太史公曰：孝惠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司马迁提出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何等的可贵！从这点看，司马迁确实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揭示了经济与国家盛衰的关系。《平准书》中司马迁论赞到：“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10]P1442秦自商鞅变法始，大力发展生产，奖励耕战，奠定了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的物质基础。统一后秦始皇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导致经济遭到严重摧残，以至财匮力尽。陈涉在大泽乡振臂一呼，盛极一时的秦王朝土崩瓦解。西汉初期，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遵循自然经济价值规律，经过一段发展，出现“文景之治”，国家强盛，再到汉武帝时国家经济达到最强盛时期，对匈奴便由“和亲”到“征伐”政策。中国近现代史已经充分印证了司马迁的国家经济与国家兴衰的关系。面对当今国际局势、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共同构建全人类的和谐社会的趋势，我们更应该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三、孔子、司马迁经济思想在市场经济中的运用
纵观人类历史,对功利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只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儒家贵义轻利的经济伦理思想要求下,功利的表现被压抑了,转而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来规范。同时求利分为公利、私利,手法分为正当不正当、合法不合法来区别。这一切,对于我们健全和发展市场经济不无借鉴和启示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乃是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充分肯定人们对求利的正当性,维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是市场对经营主体或个人行为提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离开了对各主体自身利益的追求这一内在动因,市场机制就无法启动和正常运转。这使我们想起战国时期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提倡“利”字当头的功利思想。这种思想是推动一种新兴经济的原始动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是极大地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求富的愿望,释放了压抑已久的社会生产力,使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首先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像战国时期商鞅的“利出一空”的“农战”措施,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肯定人的既得利益给予保证。
不过,市场经济通过对利益追求这一杠杆,把人们求利的心理大大地激发起来,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的同时,也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带来负面效应,拜金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偷税漏税以及生产出售各种假冒伪劣商品的丑劣行为屡屡发生,这就要求运用法律和道德准则来严格制裁和引导,运用义利统一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使在增进物质文明的同时提升精神文明。
从义利关系的扩大层面来看,实际上就是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统一就是义利关系的和谐。市场经济承认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必然性,同时它要求有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即一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人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实现着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就是说,市场经济能使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活动的同时有助于社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的贯彻实行,使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增加了个人财富,这是个人的利。但只要这些财富是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得到的,致富的客观效果必然是为社会创造了新财富,而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完全符合公众利益。一部分人的先富,给其他人树立了榜样。同时,他们的致富活动创造了就业机会,创造了更多财富,带动了更多人的富。市场环境、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最终会出现由一部分人先富走向全社会共同富裕之路。
作为传统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不仅含有正义、道德之意,更要调整为合理谋利的内涵,它是能够顺应市场经济的利益法则,有助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在合理谋利的基础上增进公利,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个人利益与团队中的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无法协调时,坚持以私利服从公利的原则来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自觉让利,表现出“义”来,自觉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义利观。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要求:“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牺牲自己的利益。”[11]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谋利、增进公利、自觉让利,将成为“义”的新的内容而发扬光大。
用新的义利观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速度与稳定,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有速度、有效率,又要关注公平和稳定。没有速度和效率,经济难以推进、发展;而经济发展中,又要照顾先进与落后地区的协调关系,调整贫富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合理调控产业利润与国家税收的关系等。强调速度中的效率,充分体现利的追求;关注并协调稳定与公平,又是义的体现。
四、结 语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是一种新的体制,给人们获得新的利益的机会,以此也便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当一种新体制、新经济已经产生并获得了发展之时,用一种公平的、道德的、规则的力量便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会推动经济协调发展,“义以生利”、以义取利的思想会提高经济发展进入新层次、新阶段。因此,当今我们呼吁诚信经济,关注绿色环保,提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正当其时。
我们正在健全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必须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必须完善社会秩序、社会道德和社会规则,必须达成一种和谐社会,这些都是“义”的要求和内容。因此,做到义利兼容,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交替互用、相得益彰,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身内在的、必然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