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
——“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摘要：如何反思并重建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有：其一，面对中国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的论问题，前启蒙者主张思想启蒙与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失，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关键词：中国启蒙；新启蒙；后启蒙；方法论
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
张光芒：当下中国思想界正盛行“后启蒙主义”思潮，它挟后现代主义之威，以多元主义与解构主义为法宝，向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发起了非难、重估与批判。在关于中国启蒙的批判性反思中，您的《自由神话的终结》既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也体现出极其鲜明的特色。我惊讶地发现，与几年前的《启蒙与革命》不同，这次您对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几乎是进行了一次更为彻底的解构，不无“后启蒙”的气势。我并不是不同意这种理性的但又充满激情的批判姿态，问题是反思并不等于将其鞭挞得一无是处，乃至全盘否定而后快。
张宝明：如果从人类自由思想史的视角透析中国近现代的启蒙，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声嘶力竭鼓吹了一个多世纪的启蒙居然在的顿挫中表现出更多的无奈和尴尬？中国近代百年一瘸一拐的步伐在“五四”那里找到了严酷的证词。这也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近代启蒙进行解构、批判并不断深化的原因。我之所以将启蒙的阙失归结为“自由神话的终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无法避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拷问：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个人自由”与“群体合力”的吊诡足以让启蒙的神话破灭。与此不同，您的《启蒙论》不承认这个神话的破灭，对其有着强烈的价值迷恋，并表现出惊人的“自圆其说”的建构性。“新启蒙”的意味十足。不过我仍然怀疑这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深刻体系的历史本真性；尤其您对中国传统启蒙思想资源的强调，视角确是非常新颖，但若从启蒙的终极关怀意义上说，仿佛是一种刻意异化的论调。
张光芒：我提出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绝不仅仅是为了与“后启蒙”者相对抗或标新立异，而是对一种历史的逻辑的深度存在的揭示，同时也出于对当下研究中既无视“中国化”启蒙思想资源的“远传统”，亦忽视五四以来的“近传统”的做法的失望，对此你也可以说是一种“重构”。而之所以强调“叛逆的传统”是一种“前启蒙”[1]，构成了现代启蒙的内在思想资源，既是对那种将中国启蒙视为“舶来品”的流行观点的反拨，也是基于对文化客观的尊重，而且我认为只有建基于这种“内在理路”（innerlogic），才有思想体系可言。不同的思想理路使我们在情感与理性、文化与、大我与小我等一系列有关启蒙的关系范畴上，表现出十分尖锐的分歧。比如你认为五四先驱的“人”的理想一直在“大我”与“小我”之间摇摆，并最终使“大我”吞噬了“小我”，难以把握“人”之趋向；而我恰恰以为五四启蒙的底蕴正在于它在“大我”与“小我”之间取得了某种逻辑上的和谐。
张宝明：不能不补充一下，要是“大我”与“小我”取得了逻辑上的和谐，就不会有“主义”上的饮鸩止渴、“秩序”上的懵懂错乱了。我们知道。就“大我”而言，它带有极强的“泛化”色彩，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膨胀为一种“推广”的集体理路；就“小我”而言，它会在自由理念的诉求中走向“个人”的独立、自主与完善。我在揭示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摇摆”现象时，既注意到了“大我”与“小我”的在短暂时间的一度平衡，也就是你所说的“某种逻辑上的和谐”。但纵观思想先驱在每一个历史时段的表现，这种“和谐”毕竟是“某种逻辑上的”，最终还是会在一种或几种思潮的诱惑下走向偏执。鲁迅先生不就这样述说过历史的痼疾与沉重吗？他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2]为此，他曾经与五四同仁们一起为“个人的自大”，为“小我”与“大我”的平衡作殊死的拼杀。但是无论是鲁迅、陈独秀，还是戊戌变法时期就声名大震的梁启超以及五四时期暴得大名的胡适，他们在“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处理上总有点“虎头蛇尾”、“始乱终弃”的味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人”声鼎沸，一时间，“个性”、“灵明”、“精神”纷纷攘攘。而随着1919年春天“巴黎和会”不祥之声的传出，再度民族主义情结的高昂，而且它压倒了一切自由精神价值的“生产”。加之本来我们的启蒙者就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缺乏脉络清晰的“公”、“私”之辨，于是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念和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在无限的困惑中的厮杀。由此，“人”的不确定性在执意启蒙的思想家那里也呈现出极其严重的困惑。难怪胡适即使到了晚年还总是唠叨个不停：“五四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的一次不幸的政治干扰。”[3]应该说，胡适的这句话还是颇有深意的。
张光芒：恰如您的书名所暗示的，“自由神话的终结”其实也就是中国启蒙的终结，乃至“历史的终结”，这是学术界一个颇时髦的术语。但时髦不等于有效，对中国问题而言，这些西方“后主义”的思想逻辑尤其缺乏诊断问题的能力。我承认您对五四一代先驱者的“摇摆”和“倾斜”有着敏锐与深刻的一面，但这种反思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启蒙完全缺乏体系性、建构性与内在的深度模式呢？绝不是这么简单，我认为这种“终结论”有一个“价值判断的移位”问题，即在材料论证与思想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当下思想界研究启蒙问题的方法论作一番清理。
当前启蒙的论
张宝明：所谓“终结”，既是说一个的结束，同时也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实，我的话语已经暗示了启蒙潜流的波涛汹涌，只是换了一种面貌而已。值得指出的是，我的“解构”更多是建立在统一、综合的方法论上。即是将论述设置在一个“完整”的运动“场”上，譬如启蒙与伦理启蒙、思想家与革命家等等。而我看到您的“建构”启蒙论——如果没有读错的话——则是意在“剥离”，即将思想主体的革命家身份与启蒙家身份、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等加以分离。
张光芒：的确，我们在观点上的分歧，恐怕在根本上与所持资源及方法论有关。您说的“剥离”也的确是我有意识追求的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启蒙是应问题的需要而诞生的思想运动，但不应就此认定它只是成为“救亡”思潮的一个“副部主题”，或被救亡所压倒，它实际上是作为与“救亡”主题相并列的另一个主题而存在的，对“救亡”、“革命”既起着思想上的补充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不断对革命或救亡的结果、功效进行检验，起着反思与矫正的思想功能。作为一种方法论意向，我认为启蒙主义、启蒙运动与政治革命、救亡运动在逻辑上完全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二者即使不可避免地合而为一，也往往是不合逻辑的混杂。对研究者来说，思想的方法应是剥离现象并整合实质，即借用“重建”的启蒙思维加以重构。假如说中国启蒙家有时“不幸”地将启蒙家与革命家集于一身，那也无妨，同样需要将其两种身份的实质进行剥离。剥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针对共时性的思想混杂进行逻辑的剥离，二是针对历时性的思想转折进行的剥离。比如李大钊、陈独秀都有过由坚信伦理之觉悟系“最后觉悟之觉悟”，到自觉地服膺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这一真理的变化。无论这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时，还是从思想实践上完成这一转变时，都应避免用其本人表面上的两种思路相互阐释，否则就会陷入逻辑上的恶性循环，走不出悖论的怪圈。作为针对中国启蒙的思想方法，“启蒙家”不是固定不变的思想单元，不具备独立的思想价值，在言说中只有启蒙思想质素才具有独立的意义。
张宝明：这样一来，我发现你关于“五四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化运动”等的用法，与人们习以为常的通用概念有所区别，我很担心这种“重新建构”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张光芒：的确，不少研究者习惯于将“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等量齐观，互换使用，比如在许多人那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是同一个现象、同一个概念。但我认为二者虽然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有许多重合的方面，但绝不能将其视为同一个运动。首先，中国的启蒙是一场复杂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过程及理论建构与实践过程二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过程；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较之启蒙运动却更为复杂，甚至极其杂乱。由于新文化的建设运动包含着诸种非启蒙性运动，如政治性运动、农民{学}运动、民族战争等等，这就使它不可能与启蒙运动完全同一步调。这与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差别极大。后者既集中了各个领域许许多多的精英知识分子，又扩展至广泛的社会阶层，使、道德、政治、、公共生活较为一致地配合起来，从而成为该世纪西方文化运动的核心。而中国的启蒙显然没有在文化运动中取得这样突出的位置。其次，在中国，二者的逻辑中心与思想侧重点也不一样，启蒙侧重于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的革命；文化运动则侧重于文化建设与思想的实践。因此，近现代的启蒙运动在文学、艺术、美学诸领域较之在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等方面表现得更为集中一些。另外，“启蒙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思潮”当然不是一回事；同样，“五四启蒙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也有较大的差异。后者的范畴远远地大于前者，是一个含混的“家族概念”。
指出研究界熟视无睹的这一现象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将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同起来的做法，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其一，它很容易将研究对象简单化、绝对化，比如既可以将新文化运动具体实践的失误归罪于启蒙运动本身，也可以用前者的成绩以证明后者的伟大。反之亦然。其二，这也会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不同研究者之间无法建立起一个公共的对话平台。其三，概念与方法的混乱使人们面对的总是一团无法理清的矛盾，使人们的研究总是从分析矛盾始，到揭示出矛盾终。等我们厘清这些逻辑上混乱，就会发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失误固然有来自于启蒙运动自身的理性缺失的原因；但另一个根源尤其不能忽视，那就是前者没有和后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造成了更大的理性缺陷。
张宝明：用“剥离”的方法研究近现代启蒙思潮，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能够取得效果的方法。而且也是对“一概而论”之历史研究的一个否定或说补充。从而把某一个案的问题剥离得“淋漓尽致”。这对学术研究的深入、对空疏学术规范的防范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思潮、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以及一定历史时期的问题时，有时候，这种方法会有“见树不见林”的尴尬。我一直认为历史的是由多重因素的组合、交织和变幻搭配而成的。面对由历史链条衔接的因果关系，我们硬要在有机的历史组合中剥离出来“意义”，自然会对我们的研究对象造成被动。譬如说，在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其革命家身份与启蒙家身份、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剥离？那种胶着状态又怎能剥离呢？就我个人采用的综合方法而论，无疑是在有意无意中受到了我导师强调的法国年鉴派“长时段”理论的。谈到这里，我有一个惊异的发现，那就是：你的“剥离”是为了更好地“综合”，而我“综合”则是为了更好地“剥离”。或许，剥离与综合能否互补则是下一步我们应该考虑的。
张光芒：正如你所言，我强调的另一个方法是“整合”，即从纷繁的近现代启蒙思想潮流中整合出一个体系。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表面上纷纭复杂的矛盾中梳理出思想走向与社会走向、潜在力量与显在力量的区别，以避免逻辑上的混乱。比如你一方面认为五四启蒙太政治化了，应该将重心放在“伦理觉悟”之上；另一方面又认为五四的道德追求缺乏“政治的配合”，不能从抽象的形而上层面真正“外化”，[4]这样未免自相矛盾。
当我们从建构论的角度挖掘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的原创理论体系与文学精神，完全可以侧重于探讨其深度模式及逻辑同一性的一面，这时，非启蒙、伪启蒙或反启蒙的文化、文学思潮就有必要涉及较少或有意避开。同时，启蒙思潮范畴内也存在大量的自相矛盾的现象，比如在同一个启蒙思想家或作家的思想探讨中，既有发展变化的时候，也可能有自我否定的时候。对此现象，不妨采取“共时性”和“归约化”的原则，即强调并不是一个启蒙家的所有思想都属启蒙主义范畴，当他的思想与同时代原创启蒙精神在深层次上相通时，即将其纳于启蒙主义的视野；而将那些思想归诸深层次的原创启蒙体系，就需要看它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精神意向。这就意味着，探讨原创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强调“关系思维”的基础上求整合，而不是面面俱到。卡西勒在《启蒙》中指出：“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通常被认为是由千差万别的思想成分凑成的大杂烩的启蒙哲学，实际上是由一些表述得极其严谨、条理分明的伟大的基本观点统领的。”[5]因此，我们需要注意，由于中国的启蒙主义框架是由许多思想家、美学家、文学家的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言论与其内涵相互作用而显示出来的总体性的逻辑整合趋向，因而切忌对不同论者不同观点孤立看待，否则就会只看到矛盾、悖论，而无法加以梳理。譬如陈独秀有时倡扬“以代宗教”，有时又主张以基督教补儒学；有时倡导情感，有时又推崇知识，表面上的冲突性很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冲突产生了逻辑张力，构成了启蒙的真义，否则就谈不上启蒙主义的“中国化”。
张宝明：有意思的是，我十分注重的另一个方法，即求“统一”与你的“整合”论也不无对立之处。这个统一是在“对立”前提下的“统一”。就像你在指出我的“未免自相矛盾”之处一样，当我在“解构”世纪启蒙思潮的时候，如同你有一个基本预设一样，我也是有一个基本框架的：那就是，“戊戌”与“五四”先驱都没有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他们的惊人相似之处在于，一方面谋求独立自主、个性自由；另一方面又在不自觉地因袭“负担”。一方面是个人觉醒的意识，另一方面则是集体无意识作祟。所谓的先驱大多是“穿新鞋走老路”的先驱，所谓的“新民”、“新人”、“新青年”，都是在“新”与“旧”之间摆不平的生命个体。就你所指出的矛盾之处来看，我的“五四启蒙太政治化”本意是指，其“工具理性”意识太浓，而“价值理性”太弱。而“应该将重心放在‘伦理觉悟’之上”也并不是我的观点，则是陈独秀的断言。根据我本人的阅读和理解，现在看来陈独秀的所谓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观点中“伦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觉悟。由于五四时期的急躁、浮躁并由此带来了学理论述的疏忽、仓促，我以为这个伦理很可能是“价值理性”意义上的个性自由、民主独立。从他立意要抛弃的“旧道德”、“旧伦理”以及着力提倡的“新道德”、“新伦理”来看，与我们的推断并不矛盾。在文中我所认定的“五四的道德追求缺乏‘政治的配合’”其实也是对五四启蒙的一个批评：一个单纯追求“伦理觉悟”的思想启蒙如何承担启蒙之“重”！
归根结底，这还是对启蒙观念、启蒙内核、启蒙理念的诉求。换句话说，是对启蒙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在笔者看来，启蒙既不是单纯的政治——这样启蒙和革命就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文化的“建构”。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的“统一”方法论才有了“用武之地”。也许，这也是光芒先生一个理论“整合”论者已经感觉着并深刻理解着的。我采取这样的叙述范式是从人物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挖潜启蒙内在的矛盾、悖论及其死结，从而让当下启蒙者“当心思想史上的事故多发阶段”，这样的矛盾难道不也正是你所说的历史的“深度存在”吗？其实，就您所强调的“新启蒙”思维和我个人所认定的所谓“后启蒙”思路而言，两者在立场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比如您另一本书《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不也专用一编的篇幅对中国启蒙进行反思吗？
张光芒：我在该书中之所以对中国的启蒙进行反思，实际上并不与我强调的方法论相矛盾。揭示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性体系与精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矛盾和悖论；相反，正是在多元文化冲突中才凸现出启蒙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也不是说它在理性与情感等问题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没有缺陷，而只是强调其特征之所在和其逻辑同一性的思想范式。比如启蒙主义的理论探讨与启蒙文学创作之间，理性建构、理性理想与理性实践之间就常常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因此“反思”与“评判”的工作应该意味着，一方面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其自身构建中有着怎样的内在矛盾和怎样的缺陷；另一方面，它又是怎样在与启蒙相关的或各种非启蒙、反启蒙的思想因素的冲突中发生变异的，以及这种变异怎样影响了文化与文学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否则，若以“未完成的启蒙”来贬低那场启蒙，就会犯“以成败论英雄”的低级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完成不正证明了启蒙的深刻与超前吗？这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人类的思想要想得到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6]
未来还需不需要启蒙？需要怎样的启蒙？
张光芒：尽管在论上我们彼此有着很大的分歧，而且看来一时也难以达成共识。但我发现我们有一个极其一致的方面，那就是都认为中国的启蒙远未完成，重提启蒙问题，重建启蒙体系，重整启蒙运动势在必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基本出发点的一致性，才使我们有了一个对话的平台，也使这种讨论越发显得尖锐。
张宝明：其实，我们也许都是中国另类启蒙的代言人。有意思的是，我们不是“超越启蒙”、“回归五四”的简单认同者，对“超越启蒙”的“超越”、对“回归五四”的“回归”表明我们已经走出曾一度让我们痴迷的乌托邦。既然我们都认定了启蒙的必要性，那么你我的“面对面”在本质上还是“启蒙如何一路走好”的问题。
张光芒：首先，我认为21世纪的中国是个迫切需要启蒙的世纪，甚至较之20世纪这个文化课题更为突出。学界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还需要20年才能完成化，然后再需要30至40年实现化。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估计有些保守了，但我觉得这个估计其实是“冒进”了。因为它主要是建立在经济指标、结构等因素上面的；并没有将国民性问题、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整体提高等这些“现代化”的“内在”指标充分估算在内。
张宝明：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个前提，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再也没有比启蒙显得更为迫切了。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故意显示我们立意命题的重要。如光芒先生所说，毕竟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这样的“内在”指标不好用经济数字或其他数据来换算。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启蒙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要是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才算是启蒙。客观地说启蒙的潜流一直是在进行的，而且采取的形式也是较为稳健的。20世纪激进浪潮曾经一度一浪高过一浪。今天，我们不需要热火朝天的景象了；需要的是能够冷静地梳理启蒙阙失、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立意寻找良知外化的意义守成者并不断使之一天天多起来。
张光芒：我十分赞同“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这一富有远见的提法。这一点既涉及到启蒙思想资源问题，又离不开启蒙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是重新梳理建构我们的启蒙资源。一方面是对于西方启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存在着有误解。比如有人一直认为启蒙主义就等于理性主义，这就很成问题。如果将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作为西方启蒙内在张力的表现，就会有助于我们找到“历史现场”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重新理解中国的启蒙资源。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认为，我们的启蒙只要回到五四就行了，就解决问题了；另一种则认为五四启蒙失败了，现在它更是过时了。这两种倾向都不具备可行性。我们必须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重新理解，尤其要重新发现被遮蔽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继承现代启蒙传统，同时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打造底盘”还意味着必须以“扎硬寨”的精神，敢于面对“什么是启蒙”这样的纯粹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在康德的，康德做出了回答；在福柯的时代，福柯做出了回答；在中国的今天，我们也要做出回答。这个问题不首先做出回答，争论就不会消失，思想就不会深入下去。这也是21世纪真正的启蒙能够到来的希望之所在。
张宝明：说到希望，我以一位后启蒙主义者的立场解构2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史并不是本意。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要为20世纪的坎坷、沧桑提供一个历史的注脚。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在很多情况下，世纪先驱走过的百年心路也不断地辐射到我身上，因此我的写作过程也是和世纪先驱心灵互动的过程。这也是我说过的“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的原因。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苛求先哲，但至少我们可以避免再走那条弯曲的路。他们很多有益的思想遗产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解构”不是“破坏”，“批评”不是“指责”，在先驱建造的历史绿洲中再添加营养、滋润雨露，也许会将我们的启蒙之路走得更好！如同我曾经指出你的“建构”是“虚拟的历史”一样，先生所立意“建构”并希望“一以贯之”的启蒙架构，也正是我所提倡并举双手称赞的启蒙路径之一。
最后，愿我们在启蒙求索的道路上为民族强盛、国民福祉的到来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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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页。
[2]《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
[3]《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4]张宝明：《自由神话的终结》，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5页。
[5]卡西勒：《启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6]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