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文化：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战略
[摘要]贫困文化是贫困地区长期文化贫困的后果。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贫困文化有其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也体现在村民心理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推进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外，实施反贫困文化战略，应当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新农村建设；文化扶贫
在许多论述中，人们往往把“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两者并不能等同。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贫困人口拥有的文化、知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而呈现知识不足、文化不济的状况。它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畴。而“贫困文化”则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其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奥斯卡•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指一套穷人共有的规范和价值观，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贫困文化是长期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审视贫困文化，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相对性。今天，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结构更加开放，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新旧意识形态不断裂变整合，这加速了整体性和同质性社会的解构与重组，社会分化趋势凸显。而当多数人均处于中等及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部分人固守田园、思想守旧，脱离了社会的主流，从而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了贫困文化。而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虽然很多原始部落和群体对土地很崇拜，在物质上也极为贫困，但由于社会分化不明显，他们并未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因此不属于贫困文化。
但贫困文化并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划等号。台湾学者林松龄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却很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我们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是历史的结晶，具有遗传性，但也往往表现为强烈的现实性和变易性，并不是所有在历史上出现的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尤其是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等，使得传统思想意识影响深远，尤其在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更多地受到传统价值观影响，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特色。而在发达国家城市“贫民窟”中出现的贫困文化，则不具备本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特性。
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认为，文化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刘易斯也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反应。对长期处于贫困的人们来说，面对父辈们辛勤劳作却无法摆脱贫困的事实，会产生一种“难逃贫困”的预期，并以此构建他们的思维和价值体系。就如包尔生所言：“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这样，在预期贫困的内外部环境很难或根本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降低贫困标准，即依据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对幸福生活的理解确立自己的贫困标准，并进而执著于这种自认为有理由珍视的生活。于是就出现了“你认为我穷，但我不认为我穷”的主观不贫困现象。通过贫困文化的调节，贫困者满足了自身的心理需求和所谓的做人尊严。但同时，“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形成一种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使贫困者陷入“自我设限”的藩篱，从而扼杀了其行动的欲望和潜能，使贫困长期存在乃至出现代际传导。也正因为这样，在贫困者的价值观念即贫困主体的精神状态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单纯靠向贫困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办法难以完全消灭贫困现象，很容易发生贫困回归。
虽然贫困文化作为贫困人口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偏离了主文化价值，且有时由于受其影响，贫困者可能与社会其他群体产生隔阂甚至相互敌视。但一般来说，贫困文化的价值、信仰、规范，并不直接与社会的主文化对抗和构成威胁。况且，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其生存的脆弱平衡被破坏。只有当这种平衡遭到外力严重破坏，且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才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贫困文化才可能是一种反文化。因此，任何反贫困政策必须适当考虑贫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要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地维持其独立性，又要逐步地引导其变迁和转型。
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使贫困者从自卑到自贱进而自足，并外化为愚昧的信仰和习俗，形成抱残守缺的固定的心理习性，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特征和效应。
1生活方式陈旧而单一。在许多具有强烈自然经济倾向的贫困地区，仍然延续着数千年沿袭下来的土里刨食、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在一些贫困农村，“吃一顿苞谷饭得婆娘坐月子”，冬春季节，村民根本就不吃菜，而是馍馍就咸菜打发日子。这一现象固然与经济状况不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村民认为在副食上花钱是种浪费。此外，人畜共居在部分村落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生活状况不仅使得许多村民营养不良，生理素质较差。一旦生病，将可能导致许多家庭倾其所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容易导致传统上的满足，使人形成消极无为、安贫乐道、不求上进的精神观念，从而泯灭了他们追求新生活方式的欲望，排斥了他们的创业冲动，在生产发展中形成体力和精神的双重乏力感。很显然，贫困主体这种仅仅求之于维生、满足于温饱的心性，将使贫困地区的发展失去其内在的动力。
2婚育观念落后，陋习流行。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述了赛•兰格的一句话说：“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在贫困地区，由于劳动力是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很难对村民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约束力，致使有的地方超生严重。多胎往往使本已欠佳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最终又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轮回。而通婚圈的狭窄和亲缘间的通婚则集中体现了其优生观念的落后。自然条件的限制，使贫困山民的婚娶交往一般不会超出村落和邻村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由于婚娶往往要消耗一个贫困乡民一生累积的大半财富，而近亲婚姻不仅可以省去这笔钱，且有利于增强亲属网络在生产生活上的合作。所以，“姑家女，舅家娶”的“亲上套亲”现象屡见不鲜。狭窄地理内的通婚是人口素质退化的重要因素，而亲上加亲更是加剧了这一程度，造成痴呆畸形现象的增多，有的因此而陷于更深的贫困。 3小农意识浓厚，价值观层次较低。一般来说，人的价值观品位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的生存状况和实践。当前大部分贫困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们价值观品位比较低。这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小农意识的折射。有学者把它归结为因循保守、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于现状、知足常乐、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即所谓“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老守田园、安土重迁、“饿死不离乡”的乡土观；视农为本、轻商贱役的生产观——所谓“种田为吃饭，栽树为烧柴，养猪为吃肉，养牛为耕田，喂鸡喂鸭换油盐”；还有懒散怠惰、消极等待的劳动观。“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成为许多贫困地区村民的普遍心态。此外，还表现为鄙薄科学、重视经验的知识观；厚死薄生、奢办婚丧的消费观；迷信方术、崇拜鬼神的宗教观；自给自足、疏于合作的社群观；生性多疑、盲目排外的人际观，等等。正是这种贫困文化的存在，遮蔽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丧失了对美好人生的合理追求而陷入麻木僵滞的精神荒原，在贫困的旋涡中无力自拔甚至无法自知。
从上述对贫困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够把自然和经济的原因割裂开来，更不能够把经济和文化的原因割裂开。资源和地域造成了经济的贫困，经济贫困导致文化贫困，文化贫困导致人的素质低下，形成一种贫困文化，这又加深和“巩固”了贫困。因此，离开对贫困主体精神心智的关注，任何发展规划都可能被虚置、低效甚至异化。回顾几十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在扶贫问题上走过的路，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效果却差强人意。大量扶助发展的资金和物质发放下去，结果却形成了“贫困——伸手——救济”“再贫困——再伸手——再救济”的循环。财物耗损，扶而不起。究其根本，更多的原因还在于乡村社会自身机体的僵化凝固，失去了再生的功能，在于不少贫困者本身根本没有构成反贫困的主体，而只是政府和社会反贫困或救助的对象。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乡村能否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等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变革，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问题不单纯在于扶贫资金的增减，不仅仅在于能否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而是关键在于乡村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民素质的高低。新农村首先是“新”在农民的素质和观念。明确了这一点，今天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必须走出传统思维的误区，充分考虑贫困者本身的思想和“发展观”，即他们拥有的贫困文化，因此必须致力于提高贫困者的精神素质和反贫困意识，走一条文化扶贫之路，即通常所说的“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
那么，文化扶贫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其内涵应该如何把握呢?从总体上看，它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就扶贫的客体而言，中心是抓好贫困村民的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其素质，更新其观念，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进而实现从“要我富”到“我要富”“我能富”的转变。从近年扶贫取得的实践经验来看，一是广泛深入地对贫困地区的农民进行市场经济观念的宣传教育，注意用贫困地区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做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启发、教育、影响其他农民，使他们树立追求新生活方式的强烈欲望和主动精神，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效益观念、科技观念、信息观念、竞争观念、进取观念等一系列新观念。同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发展职业教育，提高他们的致富技能。二是针对贫困乡村中比较普遍存在的封建迷信、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愚昧落后现象，采取形式多样、通俗、生动、具体的科学知识教育，移风易俗，实现乡风文明。三是针对贫困村民们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准确把握其文化需求特点和文化欣赏习惯，注重把先进性与广泛性、多样性与生动性、教育性与娱乐性、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统一起来，坚持积极、健康、有益的原则，科学设置一些普及性强、参与面广、寓教于乐的活动项目，做到雅俗共赏，众味调和，在潜移默化中改造和重建他们的精神家园。当然，做到这些，既包括经济支持与物质保障，又包括大量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需要有计划有目标地去做。
就文化扶贫的主体即扶贫的力量和途径而言，中心是抓好扶贫设施和队伍的建设。这是文化扶贫的硬件要求，搞不好，文化扶贫便容易成为一纸空文。按照党的十{学}七{海}大提出的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它具体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文化职能意识，加大农村文化经费投入，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应按照量力而行的原则，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采取新建、改建、共建等多种形式，加强诸如图书室、阅览室、娱乐室、科普室等文化设施建设。要根据村落分布和居住情况，分类采取加大功率、无线覆盖、有线延伸等多种途径，加速推进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长期通”，把现代信息传递到农村，阻断贫困文化的复制和代际传导。二是建立健全贫困地区农村文化工作者队伍，逐步推行村文化指导员制度，辅导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三是注重发挥城市文化对贫困农村的辐射和服务效应。必须始终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三下乡”长效机制，推进和深化城市文明单位与贫困地区行政村结对共建等，对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民、牧民，当地政府要努力办好“乌兰牧骑”和“流动文化车”等行之有效的无偿的文化服务，把文化资源全方位地配送到贫困乡村。同时，加强县域文化建设，把县域文化发展成为城乡互动的中介，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示范中心与指导中心。注意把农村流动人口文化建设纳入总体规划，进一步引导他们成为乡村现代文明的使者。当然，不管是文化设施还是队伍建设，贫困地区都有个资金瓶颈的问题。除了加大财政支持外，依靠先富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办文化，开展“以农补文，以工补文，以商补文”以及“以文补文”活动，充分利用贫困地区固有的自然和民族文化优势，发展文化产业，开辟新的财源等等，都是可行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