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结构性就业难题 高等职业教育应向基层前移
主持人：本报记者 冯克
嘉宾：中国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 潘晨光
当前，我国就业市场的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每年有大批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业，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却大量缺乏。日益严重的“用工荒”和所谓“蚁族”的出现，归根结底都是“结构性就业难题”的表现形式。本期对话请来中国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晨光教授，听听他对破解结构性就业难题的看法。
主持人：您认为目前愈演愈烈的“结构性就业难题”，症结在什么地方？
潘晨光：目前出现的结构性就业难题，与我国人才培养开发的机制体制有关。社会发展需要两类人才，一类是理论研究型人才，一类是实践应用型人才。在精英教育时代，大学主要是培养前一类人才。而如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一方面要继续培养理论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主要是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应用型人才。但我们的教育没有跟上现实发展的需要，所谓的普通高等教育比重很大，应用型、技术型高等教育比例较小。什么叫“普通”？我们不清楚，他们不是“职业”吗？我看也是，只是职业不同。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概念不清，必然方向不明。所以你问症结在什么地方，我看起码要知道你这个大学的目标是什么，是搞理论的，还是搞应用的。
我认为，目前的高等教育没有把理论研究型和实践应用型分开，很多大学包括一些名牌大学在内，都是“果篮式”大学，什么学科专业都有，什么都不突出。学科专业设置滞后，教材滞后，许多老师缺乏应用方面的知识，又被逼着写论文，没有心思钻研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功底不足，又缺乏一定的职业技能，不能与国家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接轨。现在城市里出现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也就是“蚁族”，许多也来自普通高校。不是他们不聪明，问题是他们在学校没有学到真本事，毕业后往往还要培训或自学才能工作。
主持人：那么该如何打破这种教育与现实不相适应的格局呢？
潘晨光：打破这种格局需要实行和完善“双线制”高等教育体制。所谓“双线制”，是指高等教育结构应由并行的两条线组成。一条是现在所说的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另一条是应用型和技术型高等教育体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我国亟须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分工细化的时代要求，按二分法的“双线制”思路，重新建构高等教育体系。
在“双线制”框架下，应允许职业教育既有中等、也有高等，包括本科、硕士、甚至是博士、博士后的培养层次，并可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在本科以上层次交叉，也就是高职学生可以升入普高读本科、硕士、博士，而普高本科生也可升入高职读硕士、博士。如此，才能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才能改善现行高等教育体制过于侧重发展普通教育而轻视职业教育的问题。同时，应把所谓的普通高等教育称之为理论研究型大学或综合研究型大学，把职业院校称之为应用型大学，名正言顺地放在同等地位。
主持人：应该说，近两年来随着就业难问题逐渐凸显，职业教育开始受到重视，但是一些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您觉得目前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在哪里？
潘晨光：由于受“官本位”思想等因素的影响，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比较歧视，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是“二流教育”。高职院校在高考招生层次中位于第四或第五批次，生源是高考筛选下来的“劣品”，考生争相读一本、二本甚至三本也不愿意第一志愿报考高职院校。而且，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院校毕业生直接升学方面采取政策限制，导致学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后，很难再升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极大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现行收入分配制度下，技能型人才的贡献与待遇不匹配，也是使普通教育成为许多家长唯一选择的原因，即使专业不理想，也要孩子拿个普通大学文凭，将来找个“好”工作。
高职院校的财政投入力度也远低于普通高校。企业和民办职业学校是目前职业学校中的主力军，办学经费很紧张。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财政支持，一些职业学校试图向普通学校转型。
另外，我国职业教育人才评价机制也存在不足，缺乏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和学生评价机制。很多职业学校招不到有能力、有水平的教师，原因之一就是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在教师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差别很大。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与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所从事的行业和工作往往有蓝领与白领之分，尽管国家高技能人才奇缺，甚至某些岗位拿的钱比研究生还多，仍缺乏吸引力。
主持人：要切实解决和消除影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障碍，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潘晨光：首先国家应把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放在同等地位。从政策上给予职业教育更大的支持，逐步加大财政投入。同时拓宽筹资渠道，可以是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等为主体，也可采用合伙、入股等多种办学方式，积极推动社会力量进入职教领域。
其次，一定要把“果篮式”大学分开，研究就以研究为主，在理论创新上与国际名牌大学比拼；应用就以应用为主，把从“果篮式”大学分离出来的普通高等院校和现有的职业院校一起构成应用型大学体系。中高等教育“双线制”并行，二者的评价体系不同，目标、方向不同，角色定位清楚。这是从根本上消除职业教育被歧视的对策，必将有大量的应用型人才到这样的院校学习，也将有大量的教师愿意到应用型大学就职。
第三，抓紧研究制定适应应用型大学的评价体系。应用型学校的学科与专业设置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就业方向所需要的专业技能为指向，设置实践型课程体系，教师应是双师制，产学研结合，大力开展订单式培养。另外，在用人制度上应考虑修改现行的把专业人才与技能人才完全分开的设计。技能人才应与工程师系列合起来，共同为应用型人才，同理论型人才一样分为高中初职称，淡化人才管理的身份因素。
第四，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建立健全多元招生录取机制。取消现在的所谓一本、二本、三本制度，分为研究型与应用型。研究型招生应以培养理论创新的特殊人才为目标，由国家统一考虑；应用型招生以现实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由学校根据市场需求来考虑。
最后，建议要逐步实施“职业教育前移”，建立一批县市地域范围内的大学。目前大学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分布不均且教育成本很高，应逐步由有条件的县市级来办有各自专业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
主持人：高等职业教育向县市级“前移”的意义何在？是否具有可行性？
潘晨光：首先，由于所处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县市级办学的教育成本和培养成本相对于大城市的高校要低廉很多。对于县市级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选择离家较近的县市级求学，还可以省去相当多的食宿生活费用和交通费用。教育成本的降低使得原本上不起大学的农村家庭的孩子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在县市办应用型大学为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乃至大城市合格转移创造了条件，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向高水平发展。
同时，大学文化的形成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对周边县、乡镇、村文化环境的优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创造了契机。在一个县有一所大学，活力就来了，会吸引各方面专家学者到来。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前移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消除城乡差别，满足地方对实用人才的需求和解决大学生就业等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职业教育大学向县市级前移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未来有条件的县市级都应当有一所应用型大学。
其实，县市级高等职业大学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最长的县办大学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了，很成功。根据目前的发展现状，相关部门应积极筹划我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合理布局，鼓励具备条件的县市开办高等职业教育，条件成熟一个就办一个，在办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创新办学模式，为我国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应用型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