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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论析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

论文关键词：就业导向；创业；理想；现实
　　论文摘要：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转折时期，高职教育及其就业导向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因此，要通过历史地审视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协调，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范式。而且，高职教育要通过教学与科研的并行发展，积极应对“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型就业战略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平均近10%的GDP增幅高速增长实现总量扩张之后，开始全面步人稳步提升人均GDP水平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阶段。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执政理念的转变，这对于教育的内涵提升，提出了更高和更迫切的要求;作为教育中与经济运行联系最紧密的部分，职业教育以及其中的较高层次—高职教育，如何积极应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是一个哑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协调:高职教育就业导向考察的历史坐标
    大学自中世纪诞生以来，就一直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可以说，大学的千年发展史，就是一部继承和变革的交互作用史，是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不断冲突与协调的历史。在19世纪这个大学理想的鼎盛时期，大学在“象牙塔”内得以充分发展其理想，她的理智、纯粹科学和自由的精神影响至今。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经典的大学理想的式微，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20世纪中叶以后，告别了“象牙塔”生活的大学，她的理想、她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的目的也有了根本的改变—不单单是增加了服务社会的新职能，而且是大学生存方式和理念的转变:人才培养的目的已从追求人的完善的终极目标转变到满足社会要求的现实需要，科研也从对纯粹知识的探求转变到对应用知识的更多关注。回到现实，正是大学整个社会理想和观念变化的缩影。
    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协调更直接体现于对大学根本问题的看法，即大学“应该做什么”、“为什么教”、“教什么”。大学“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实质是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活动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这三项活动是渐次产生的。教学活动出现最早，科研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则分别出现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就矛盾与冲突而言，教学与科研最为尖锐。一方面，在大学的理想大厦构建中，无论是从人的完善还是知识的发展来看，两者是能够结合的，因为具有高深学问的教学本身就带有研究的性质，同时也就完善了人格。但两者既有包容又逐渐受到大学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巨大影响。面对社会愈益频繁而强烈的诉求，大学就具有了更多的实用价值和功利性，从而扮演了更多和更重要的社会角色;而社会要求的强化又加速了大学向社会的靠拢:培养人本身的教学和为培养人本身的教学服务的研究以及纯粹科学渐受冷落，而能够直接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科研大受重视，社会服务型研究受到青睐。科研在大学的独立以及科研的分化—纯粹的研究与应用的研究或社会服务型研究开始分立。这种分立固然是其自身发展的要求，但更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使然。精神的东西一旦化作为物质的力量，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往往难以逆转。
    大学“为什么教”的问题，则是大学应该培养人的理性、个性而促进个体的发展，还是培养人在社会上的生存技能而为个体的谋生做准备的两难问题。尽管学校和社会各有倾向，但在实践中，这一问题往往以学校的理想与社会需要的对接这种妥协和折中的方式体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就是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及其差异。
    大学的主要追求是自由教育，而社会的主要追求是专业教育。自由教育思想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盛行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专业教育则催生于知识的专门化和学科的分化。由于民主政治的进步以及科学向技术的发展，贵族教育向平民教育转变、研究向应用转变。“两个转变”产生了对高级专门人才的更多需求。19世纪后半叶以后，专门教育及职业教育开始逐步渗入到大学。对于受教个体而言，自由教育彰显精神发展需要，具有非实用性;而专业教育则体现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实用性。两者具有价值差异性。不过，专业教育的过度发展又会不断呈现其弊端，集中表现为专业知识的过时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不足，这是仅为职业做准备的狭隘性。于是，“现代版”的自由教育即传承并与时俱进的通识教育，就应运而生。其实，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门知识，但强调立足专门知识发展精神，强调人作为社会公民的综合素质。因此，通识教育既是专业教育的延续，或者说是建立在学科分化基础上的广博教育，又是自由教育的现代再现。
    大学“教什么”的问题，又来自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协调。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始于19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形成了知识的科学化和人的工具化，从而造成了人文的缺失。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在反思中又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人文精神实际就是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尊严、人格和价值，自由、全面、和谐是其核心，它蕴含在大学的理想之中。而基于通识教育的专门教育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是因为在专业领域以外，学生有机会进人到更广阔的科学与人文视野，正是在这种归途中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有机结合。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梳理出的一条主线是: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协调，总是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关头的不同时代背景如影随形;教学与科研、自由教育与专门教育、科技与人文之争，其表象是孰轻孰重的问题，其实质则是一种动态的调适，是在不平衡与平衡的螺旋上升中助推大学的前行:大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协调，实为大学教育的“有用”与“无用”、目的与手段的千古之争。一个毋庸置疑的总趋势是:那些顺应社会现实需要和发展要求的大学教育活动，被认为是有用的。
    二、“以创业带动就业”:高职教育就业导向考察的现实维度
    在全球化、国际化环境中成长的中国的大学，也无不处在这种动态调适的旋涡之中。在此，不能不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器观”及其变迁的深刻影响。中国重“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即非物体的东西)轻“器”(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物体或有用的东西)的历史传统，逐渐为现代重“器”轻“道”或“器道”结合所取代，这一历史性的观念变革，对大学的现实影响是空前的。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转折时期，大学受到的冲击与面临的机遇都前所未有。对此，人们诉求于大学理想，寻找着大学发展的新方向。作为以发展技术见长、为学生的职业与谋生做准备的中国大学的专门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下称“高职教育”)，更是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战略抉择。   由于先天的和政策的原因，高职教育是一种更具有功利性和工具性的教育。从世界职业教育的成长史来看，正是由于工业革命所引致的科学向技术、知识向应用的转化，才从教育中独立出来一种新的技术教育。于是，职业教育就天然地与“技术”和“应用”连在一起。起步晚于西方的中国职业教育，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蜕变”的命运;作为职业教育中的较高层次的高职教育，也莫不如此。再看高职教育的办学宗旨和政策要求。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定位，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了高职教育的性质与功能。应该说，基于教育部2004年提出的社会经济背景(追求经济增长规模仍然是第一要务;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还不很突出)，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的提出是适时的和适宜的。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果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就业，将庞大的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将形成人口的巨大社会抚养负担等严峻的现实问题。促进就业，就成为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稳定机制。
    还要看到，在我国第三次就业高峰时期就业失业问题上出现的新现象。其表现是:青年失业数量巨大，青年开始成为失业的主要群体。青年劳动者精力充沛，大多受过较好的教育，创业冲动最为旺盛，但现在却成为失业大军的主体，这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实现就业战略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已呈下降趋势。由于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正在减弱，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弹性缩小，“九五”时期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带动90多万人就业，“十五”时期则下降到仅能带动80多万人就业。这与揭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成正比例关系的奥肯定律相悖。如此，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下，即使保持同样的速度，仅靠经济增长不足以扩大就业。而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决策，更强调以创新带动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形成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二是创业对于就业具有倍增效应。创业型就业的最大亮点，在于形成了“一人带动一群岗位”的新就业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一人一岗”的旧模式。劳动保障部门近年来的创业培训实践证明，一个人创业一般可以带动5个人就业。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带动就业大量增长的并非世界500强，80%的新增就业岗位来自于创业型的中小企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各国长期遭受高失业的困扰。欧盟各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现从“就业抑制”即片面强调劳动者就业保护的战略向“就业激励”即鼓励创业精神、激活劳动力市场和维护就业平等的战略的转变。在1997-2001年的5年间，欧盟的就业岗位总数量增长超过1000万，失业人数减少超过400万，劳动力参与人数增长近500万。
    处于市场经济最前沿的高职教育，必须适时地对于国家就业战略的转变做出积极回应。过去的几年，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为社会提供了大量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从而展现了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今天，基于重大转折时期提出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略，对高职教育变革传统型就业的旧模式提出了新要求。“‘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就业导向的新诊释”的命题，其基本内涵在于，基于“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指引或社会新要求，高职教育巫待破解一个重大难题:如何在构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新型关系中，深人贯彻落实就业导向，并实现传统型就业与创业型就业的并行发展。由此，高职教育必须转变社会服务方式，全面提高社会服务质量;而这又有赖于高职教育能否实现从倚重教学到教学与科研并举的根本转变。
　　三、“三箭齐发”:高职教育就业导向变革方略
    从传统型向创业型的就业模式转变，高职教育变革已是箭在弦上。传统型就业模式下，高职教育教学与科研的冲突，往往是以教学居于绝对优势甚至取代科研得以协调的。高职教育是以单一的教学活动服务社会，瞄准的是既有的工作岗位，将培养学生的应岗、顶岗能力放在首位，并以不合理的考核制度追求一次性就业率。创业型就业模式下，高职教育教学与科研的冲突，则是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活动的动态协调。高职教育要以更灵活有效的教学活动和不断提高的科研水平服务社会，引导、扶持、帮助学生开辟新的工作岗位，将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三位一体”的创新训练放在重要位置。由此带来科研活动地位的提高和功能的提升。
    为此，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的变革要“三箭齐发”。一要着力训练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素质。目前，各国职教发展，大都选择能力本位，但“能力”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愈来愈强调“整合的能力”;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则取决于诸要素的整合状态—各要素的整合决定学生在动态变化的职业生涯中的应对力:当职业岗位发生变更或劳动组织发生变动时，不会因原知识与技能的老化而束手无策，能在变化的环境中积极寻求新的坐标点。二要更加重视创业教育。学生的知能结构是知识、能力、素质三者间形成的依次递进的逻辑联系:知识是支撑、能力是主线、素质是提升。而其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又是创智、创新、创业的凝聚。必须将创新创业教育渗透于教学活动的全程。三要努力实现从能力本位向人格本位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职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将朝人格本位转变。现代高职教育不应只是职业和技术的狭隘教育，更是转为将国家、社会、个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的全面教育;蕴涵人文精神又肩负时代责任感才是和谐的高职教育的真谛。基于社会道德缺失、贫富差距拉大的大背景，面对重构社会、经济和道德秩序的紧迫问题，如何培养既懂技术又会创业、谋生，又有德性而会做人的“全”才，则是高职教育的新命题。为了不使市场经济发展成为不讲道德的坏的市场经济，使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找到她的担纲者，高职教育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