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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的理性思辨

论文关键词:就业　创新　能力观
　　论文摘要:基于就业导向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职教育，必须处理好人才就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要立足当前并放眼长远，实现其“学历本位一能力本位一发展本位”的渐次升华。
　　职业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问题，高职教育(下称高职)的就业导向就是现时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目前，我国正面临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局面，特别关注大学生这一特殊就业群体的生存状况尤其具有意义，而占其半壁江山的高职生就业更不应被忽视。
    一、基于就业导向的现实之举
    基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其所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缺陷，高职生就业的优劣势，通过以下双重效应得到印证。

第一是“挤压效应”。在市场法则以及观念和舆论的驱使下，本科生及更高层次者会优先选择行政事业单位，次之为国有大型企业，但流动的通道渐窄;另一方面，高职生甚至更低层次的劳动力则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或岗位占优，从而形成对本科生就业的“挤压效应”。在就业市场化的背景下，大学生不得不面对有经验和无经验者、高学历和低学历者的竞争与挤压。另一方面，同样无经验的本科生和高职生，又分别受到有经验的高学历者或低学历者的双重挤压。因而直接面对第一线，瞄准操作岗位，努力实现与市场的“无缝对接”，是高职生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第二是“虚幻效应”。后发国家在经济追赶过程中，往往首选劳动密集型产业突破，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力，由于更为廉价而更受青睐，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与大学生就业的错位。其实，就业总是与一国工业化发展道路，与其一定的经济增长模式共生共存，并根植于决定这种道路和模式的经济体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国依然扮演着“蓝领工人”的角色，被锁定在产业链的最低端而只能获取利润最微薄的部分。仍以“汗水工厂”和“国际劳工”面貌前行的中国，巫待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因在自主创新仍受制于诸多条件的格局下，中国还必须经受工业化中后期的“阵痛”。在着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时，不应忽视资本密集型甚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而建立以企业行为为主体，以职业院校为基础，学校教育和企业培养紧密联系，政府推动和社会支持相互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加快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和知识技能型人才的新路径，是必然选择;这也正是高职基于就业导向的现实之举。
    二、对西式能力观和“苏式教育”的审视
    追踪西式能力观的发展历程，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动作技能本位能力观，也称任务本位能力观，其最典型的职教思想及其形成的模式，就是著名的“能力本位”，通常简称为CBE。由于CBE强调动作技能的培训与提高，因而更适于再生性技能及其人才的定制式训练，并非适用于任何层次、类型、对象的教育和培训。二是一般素质导向能力观。它将能力视为诸如基础知识、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创业能力等的一般素质，并不是指具体的、仅适用于某职业或岗位的实际操作技能。这种能力观逐渐上升为各国职教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但具体实践有困难。因一般素质的具体内容难有明确、统一的界定;而且依据这种能力观所要求的一般素质由于普适性较强，对特定专业或职业岗位的课程开发与实施具体帮助也难以明确。主是整合能力观。它强调知识、技能、情感、才识的整合性，抑或逻辑、操作、艺术、交往的整合能力。这种能力观代表能力观的发展趋向。

    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文化以至教育的深刻影响，造就了1930年代的“苏式教育”模式:即强调对应式、应急式的培养—注重实用知识和技能，专业设置狭窄，知识结构单一;毕业生顶岗能力较强，但后劲明显不足。我国自1952年开始移植这种模式的基本依据在于信息时代与商业社会的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第一目的就是谋职—职业教育即是生涯教育。这与现时的就业导向“国策”恰似“异曲同工”。其实，高职的就业导向有更丰富内涵:重视专业训练固然必要，但由此忽视综合能力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即能力提升与素质提高的教育，则是因噎废食;技术技能对于个人生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人的生活并非机械的技术性过程，而是自由选择、自主决定和动态调适的过程。面对缤纷而多变的社会，要求极具成长潜力的年轻人在学校期间就定下“终身”—永远不变的职业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对一专业技术训练的素质期望值越来越高的时代，能力、方法、经历、视野、团队精神，特别是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的意义日益凸显。显然，“苏式教育”已走到尽头。     三、基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选择
    (一)就业能力的全面诊释
    就业能力首先是一种顶岗性能力。高职之“职”的规定性，要求学生具有迅速上手的就业应变力。作为导向就业的教育，高职必须针对一定的职业范围及其岗位(群)需要.并以此设计和组织教学。就业能力又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力〔高职之“高”的规定性，要求学生具有适应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就业转换力。为此，必须近远期兼顾，提供更具发展潜力和弹性的教育与教学制度安排。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职业边界的逐步模糊使职业岗位的内涵与外延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由此赋予所对应的“能力”以更丰富、更新的内涵:其不能简单化为心理学上的能力概念:它不仅指操作或动作技能，而且指职业能力和其他相关能力的一种动态组合—知识、技能、经验、态叹等任职业岗位的全面素质;它不限于指胜任某一职业岗位的具体能力，更指其相应职业领域的能力，即使受教育者获得对职业岗位的良好适应性和可持续的成长基础。因此，高职生不能只适合于较窄的职业岗位(群)，应有较强的就业弹性和工作适应性;高职也应成为劳动者上岗、转岗、轮岗、再就业的重要环节。高职及其能力概念所蕴含的全新内容，对于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非凡意义。
    (二)“学历本位一能力本位一发展本位”的渐次升华
    从“学历本位”到“能力本位”是一种进步。原因在于，学历重要，经历或经历造就的能力更重要;系统的学科教学重要，有弹性的模块式教学更重要;学习知识重要，掌握技能更重要。这是动作技能本位能力观之于中国的生动实践。它十分有益于诊治高职仍拘泥于传统学科教育的致命伤，也有效贯通了招生与就业，实现了“进口”与“出口”的良性对接。但其采用前提是教学设计要有明确的职业岗位针对性，并辅之以快餐式的培养方式。
    从“能力本位”到“发展本位”又是一种方向。正是基于上述“能力本位”的利弊并存，目前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虽大都选择能力本位，但能力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强调“整合的能力”，即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取决于能力诸要素的整合状态—各要素的整合决定学生在动态变化的职业生涯中的应对力:当职业岗位发生变动或劳动组织发生变化时，不会因原知识与技能的老化而坐以待毙，而是以进取的精神与扎实的职业转换力，及时寻求其新的坐标点，进而赢得新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
    而“和谐中国”的建设，必将全面促进人与职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共处;也必将使“能力本位”朝着凝聚创智、创新、创业而创富(物质的财富和精神的财富)的“发展本位”转变。高职生的知能结构一一知识、能力、素质三者之间所形成的依次递进的逻辑联系是:知识是支撑、能力是主线、素质是提升;而其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又有赖于创新意识的培养、创新精神的塑造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现代高职不应只是职业和技术培的狭隘教育，更应是肩负助推国家与民族持续发展神圣使命的全面教育;而沐浴人文精神的洗礼才是和谐的高职的真谛;而创新教育更要作为核心理念贯穿、渗透。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而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在于:研究型、工程型大学在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的优势得天独厚，而应用型的高职院校对于原始创新中的转化应用、集成创新的团结合作、扩散创新的消化吸收有独特优势。第一，高职院校实质起着一种将研究型、工程型大学的科技成果推向市场并使之产业化，从而转为直接而现实的生产力的中转站的作用。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技术创新中的必经环节。改变本已很有限的自主创新成果由于转化率过低而屡遭“束之高阁”的命运，形成原创性成果批量、快捷转化为生产力的长效机制，高职院校大有可为。第二，高职院校是引进成果消化和吸收的中坚力量。中国企业不仅原始创新能力差，而且消化吸收技术引进的效率远低于国外同行，从而被套牢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微笑曲线”(台湾"IT教父”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的基本涵义是:产业链呈"V’，字形分布，分处抛物线两高端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其创造的附加值最高，而处于中间弧底的加工制造企业利润最低)就是形象而无奈的写照。对此，高职院校应该也能够发挥骨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