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田野”里的教育调查者
历时5年的英语教学评价项目已覆盖了全国200余个试验区。在这些试验区中，教师已经和正在做着哪些事情？他们的评价改革试验取得了什么实质性的成果？面临着什么实际问题？他们如何使用评价资源？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行为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要弄清这些问题，需要参与试验的专业研究人员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获取真实的信息，其中，实地调查就是一种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在学术界，人们把这种方法叫做“田野”工作方法。
在教育学和英语教育的文献中，有不少研究者一直在提倡一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初涉英语教育研究的人可能会问：英语教育和英语教学与人类学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倡导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语言教育研究者就是想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引到英语教育中来。
什么是“田野”？对于人类学家来讲，人类曾经生存过或现在正在生存的任何社区或场域，都可以视为“田野”。对于教育者来讲，学校和课堂就是教育研究意义上的田野。“田野”工作方法发端于著名的人类学者马林诺斯基（Mainowski 1884-1942）的人类学研究活动。他曾在美拉尼西亚的一个小岛上做当地土著群落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学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很仔细地记录下他对这个岛上居民的生活的观察。由此，他发展了一种对某一原质环境和群体进行深入的亲密观察的调查方法。后来，人们把马林诺斯基以前的人类学称作“摇椅上的人类学”，而马林诺斯基则实现了人类学从“摇椅”到“田野”的转变。“人类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田野里的人类学家”（《乡土先知》，张冠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运用这种方法实现了“江村调查”（1936年），由此，费孝通把“田野”工作方法引入中国，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受到世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英语教学评价项目的研究群体认为：评价项目试验与研究工作也应当实现一种深刻的转变，即从研究室、书房和图书馆向“田野”转变。参与项目的专家、教研员和教师都应当努力做“田野”里的教育调查者。“田野”工作是我们探察教育现状、推进课程改革最切实际的研究方式。费孝通认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能够直接面对基础教育实施场域的那些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我们能够在真实的田野经历中去获取那些在研究室的文献检索中无法谋求的灵感，并且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实际途径。
“田野”工作方法是一种需要调查技术支持的工作方法。专家们走到学校和课堂去“看一看”，教研员到学校去“采点”，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田野”工作。即使每天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如果只是忙于日常教学工作，而没有按照“田野”工作程序去获取评价改革的本土信息，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为了脚踏实地在评价项目上推广田野方法，我们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其一：亲历“田野”。做“田野”工作，首先要亲历“田野”。参与项目的人应当在教学现场以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卷入日常的实际工作。广东省试验区的中、小学教研员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校实地考察。项目办公室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为他们提供“田野”工作的具体工具和方法，鼓励他们从一线获取最具体、最切实的教育信息。他们运用这些工具和方法记录了不同学校和课堂的具体行动，揭示了教学一线实施评价改革的更深层的情况。
其二：观察“田野”。身为“田野”中的能动分子，试验区的同志们一方面要参与做事情，一方面要做细致入微的观察。身处一线的英语教师每天都在经历“田野”中的各种事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时时提取“田野”中的事实、过程、状态和变化的实证材料，为此，我们以网络形式向他们介绍“田野”观察的技术手段，每周与各试验区的数十名教师保持“热线”联系，并在网上进行“田野”观察信息的交流。山西省晋中地区的试验搞得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试验学校教师所进行的有效观察。他们为全国范围的项目试验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可靠的实证材料。
其三：采集“田野”。教育研究者在亲历“田野”的一段日子里（可长可短），要像一个植物学家走进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一样，随时采集“田野”中的标本，并把标本用科学的手段收藏起来，有时，还应当取一些“活体”。五年来，我们一直在全国试验区鼓励和推进这种“田野”采集工作，并把采集到的实证材料和案例以原质状态进行分类编码和归档。这些采集的材料和案例为项目专家的试验指导工作提供了依据。
其四：记录“田野”。参与试验项目的教研员和骨干教师在“田野”中的所见、所问、所闻、所为、所想，这些东西看似很平常，很琐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奇闻异趣，实际上则具有非常丰厚的学术研究含量。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以记录，这些东西就会像小鸟一样，“飞去不再飞回”。分布在试验区的评价项目志愿者已逐步养成了一定的田野工作习惯：把本子随时带在身边，把各种随机的现象、行为、话语、过程、印象、感悟记录下来。这些“田野”记录已源源不断地汇集到项目办公室，经过整理和筛选，我们又把它们散发到各个试验区去。
其五：报告“田野”。我们的“田野”工作志愿者有教研员，也有教师。他们对这种新型的工作方法很感兴趣，纷纷在自己的试验场域中试做“田野”调查。项目专家首先在北京、天津等便于直接沟通的地区在“田野”中进行现场指导，接着，就把指导案例以网络形式发向全国试验区，同时激励各地志愿者报告自己的“田野”工作。项目专家为志愿者提供“田野”报告的样本，让大家知道如何写“田野”报告，如何让自己的报告真实反映“田野”观察的鲜活信息。这种做法已坚持了几年的时间，由于长期的努力，相互报告“田野”工作信息对试验的推进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田野”调查对于英语教学试验项目具有双重效能。一方面，它是获取试验区情况的最直接、最生动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实施质性评价的有效方法。我们将进一步在试验区普及试验项目的“田野”工作，让更多的教研员和一线教师成为“田野”中的教育调查者和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