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文献研究述评
《老子》一书距今两千四五百年，其注解之多、研究之深、立说之学之丰，数不胜数，足可见其书思想之博大精深，影响力之广。然而，伴随着考古学、历史学、逻辑学、中国哲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的发展和文献的出土，以及古今学者的不懈努力，使得对该书的研究越来越专业化，也越来越复杂，正是如此多样化的研究让《老子》及其思想大放异彩，堪称中国哲学史上的瑰宝。
一、研究态势
关于《老子》的作者、思想、年代及作者的生平的研究，是一直以来没有清楚解决的问题。在战国秦汉时代是没有人怀疑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三个“老子”，即李耳老聃、老莱子、太史儋。所以学者们对谁是真正的老子及其成书的作者是谁？提出了疑问。北魏崔浩首先怀疑通行本《老子》不是老聃所作，南宋叶适认为老聃与通行本《老子》的作者应是二人，清代汪中认为《老子》上下篇作者应是太史儋。至20世纪20、30年代,老子成书的时代问题成了热点,梁启超、罗根泽等人重提汪中旧说并加以系统化,一时间老子晚于孔子说成为热门话题。近一个世纪里,虽说《老子》成于《荀子》之后或《吕氏春秋》之后或《淮南子》之后诸说很难为人相信,但冯友兰认为《老子》成于《墨子》之后,汪中、罗泽根认为《老子》为太史儋所著说,几乎成了学术界的主流。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外,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后，由此引发了“早出说”与“晚出说”论战。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这一重大发现，使原先主张《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际、战国末期的学者们逐渐改变了看法，研究的学者也日渐多起来。总的来说，认为《老子》的作者就是老聃，略早于孔子、曾问答于孔子的人日渐增多。对于《老子》成书于春秋还是战国前、中、晚期，帛书没有充分的证据，因而主要的争论点仍在。自1988年以来，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趋势，并于九十年代汇成一股道家研究的热潮。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这又一重大发现，使得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竹简《老子》是老聃所著，对楚简的研究一时间进入一个新的高潮阶段。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协办的“道家与西方”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12月18日至21日在澳门召开，这次学术讨论会经过了一年的筹备，中心论题是“道家与西方”，主要研讨中国道家与道教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哲学内涵。1999年3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行了1999年第一次学术新进展报告会，与会学者从哲学思想方法和一般文化学的角度，就郭店儒道简书的学派、时代、思想诠释及其现代意义等问题陈述新见，这对楚简的研究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1999年10月15日至18日，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哈佛燕京学社、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共同主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北美、西欧、东亚诸国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百余名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竹简的年代、文字的考释、简文的联缀、文本的复原、与传世文献的对勘比较、儒道简诸篇的诠释及学派归属，从诸学科的不同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
总之，关于《老子》一书的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以及作者、时代、来源、内容、思想诠释、现代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已进入热潮阶段，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可谓硕果累累，一大批学者以积极的心态和高涨的热情投入研究，如李存山、邢文、李若晖、张光裕、李零、尹振环、孙以楷、陈鼓应、郭沂、高明、裘锡圭、刘信芳、吴根友、李学勤、王博、王中江、许抗生、董琨、丁原植、罗浩（Harold D.Roth）、池田知久（Ikeda Tomohisa）、麦安迪（Andrew Meyer）罗风鸣（Susan Williams）等。但由于文献、历史、学者等诸多原因，许多问题尚无定论，如各个版本的作者、成书年代、内容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全面的研究。
二、研究的主要论域和焦点
（一）关于文献版本研究
由于文献经历了不同时代，注解者众多，版本也不尽相同。据出土文献记载和传世流行本的《老子》其书，目前已知有以下版本：1.郭店简本；2.关今尹本；3.庄子所引本；4.韩非解老本；5.项羽妾本；6.马王堆帛书本；7.河上公本；8.西汉著氏本；9.王弼注本。 武汉的罗浩、李若晖先生，将已知《老子》按时期分为四类：1.楚简为形成期《老子》；2.战末西汉初的帛书为成型期《老子》；3.汉、唐严遵《指归》本、河上公本、《想尔》本、王弼本、傅奕本为定型期本《老子》；4.嗣后为流传期本《老子》。 由于帛书和楚简的出现，证明了其后诸本《老子》已经变了形，据章序篇次被颠倒混乱、篇名不符粒、1/4的分章不符古意、约140句文句被纂改，尹振环先生认为应将后两种版本加上“变形”二字。关于楚简《老子》的研究是个集中点。学界认为楚简《老子》甲乙丙组是一个整体，合起来正是一部完整的、早期的《老子》，更多的学者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三组是《老子》的不同写本，应称为甲本、乙本和丙本，依据是文字合计远不及今本多。学界认为楚简虽有缺简，但还不失为比较完整的古抄本，一部分人认为：楚简是“一种摘抄本”；“是东宫之师节录而成的临时教材”；“是儒家的节选改写本”。这三种说法的前提都是《老子》成书之时即五千言，只有如此才能摘抄与改写。如裘锡圭和王博认为，在郭店《老子》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近乎五千言的《老子》传本。尹振环指出：竹简《老子》是一部有所缺损但还不妨碍它成为一部独立的书，其依据是“甲”文字比较完整、“乙”有缺失、“丙”无法断定。有人提出传世本《老子》不一定是太史儋作，而是“道家言论集选、采自他书精语，荟萃而成”或“学派著作集”或“待证（有待文献的进一步出土）”，尹振环针对这几种观点，指出因老子和太史儋的史官职司才能著此书，传世本只有五千言不会是言论集，难道史记的任何史实都有待于文物的出土证明？ 池田知久通过楚简《老子》与帛书本、通行本的比较，认为郭店楚简《老子》具有自然古朴性和不确定性，马王堆帛书本和通行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关于文献作者及作者生平的研究
由于不同的版本、历史等原因，文献作者的研究也是争论比较大的。郭沂提出楚简《老子》源出于老子本人或其亲传弟子。尹振环通过对两书文字、篇章结构、思想内容（帛书比楚简本内容要广要深得多）等的比较，指出楚简《老子》是春秋时李耳老聃所著，帛书《老子》是战国时太史儋所著。关于今本《老子》的作者研究是个集中点。郭沂据《史记•老子列传》、《周本记》、《秦本记》中有关太史儋的记载，首先提出五千言《老子》出自太史儋。孙以楷指出：太史儋与《老子》完全无关，五千言的作者是老聃，其依据是：（针对郭沂的论据一一辩解）司马迁明确指出《老子》的作者是隐者，而太史儋根本不是隐者；（关于关令尹）老子至关时，尚无函谷关建制，也就没有关令尹这一角色，令尹是楚官名，相当于宰相之位，秦国从无令尹，实际上关令尹是关尹，是老聃的朋友，据《庄子天下》老聃、关尹共创道家学说，其说“主之以太一”；楚简《太一生水》当为关尹所撰，而关尹与子产是同时代人，可证老子与子产是同时代人（就是说三人都是春秋时代人），写五千言的老子就不会是太史儋；从今本《老子》的楚语、楚音来证，如果今本《老子》比楚简本多出的部分是太史儋所写，那么就不应有楚语，因为太史儋可看作是周人。可见，简本、今本《老子》的语言是楚语，其音韵是淮楚音韵，它的作者非楚人莫属，从其用韵之高度一致看，其作者不可能是两个人，即使是也决不能是非楚人的太史儋。
作者的生平同样也是一个无定论的问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三个“老子”，即李耳老聃、老莱子、太史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孙以楷从《史记老子传》、汉桓帝遣使至苦县祠老子一事、《水经注阴沟水》、《列子》相关记载、陈国无相等方面说明：老子不是楚苦县人。又从《史记》中的姓名、《论语》、《庄子》相关记载、方志（地理志）来证明老子是宋国相人。 老子无名无姓，“老子在沛国时，人称老莱子；入周为守藏吏，叫老聃；入秦，称周太史儋。他不论在楚、在周、在秦，都被视为耳朵奇特的异族，并以此称呼，这些都不是他的姓名，都是别人对他的不怎么尊敬的外号，他也受之不逆。” 并对此从《史记》、《左传》等注解中以及热带民族习俗、服饰方面进行了论证。
（三）关于《老子》成书时代的研究是个集中点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疑古思潮风行，通行本《老子》成书时代成了热点。先是梁启超发表了《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把老子列为首位表示异议，认为《老子》恐怕为战国晚期作品，引发了“早出说”和“晚出说”之争。“早出说”以胡适为代表，其理由是：史实孔子问礼于老子；今本分章非原本所有；内容有后人妄加妄改地方。“晚出说”又分《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晚期、西汉初期三种。其理由是：前辈老子的八代孙和后辈孔子十三代孙同仕于汉不合情理（没有看到这个老子是太史儋）；今传本《老子》一书怀疑、不满礼；今传本《老子》一书许多言论太自由、太激烈，如“绝仁弃义”、“绝圣弃智”，清代章学成的“私门无著述文字”及罗根泽发表的“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老子便退到了战国时期）等。由于证据不足，双方均未能说服对方。
帛书的面世使学术界认识渐趋一致：《老子》的作者是李耳老聃，成书于春秋末或战国初。少数学者如冯友兰、余光明等先生坚持成书于战国，非出于一人之手。帛书是汉初的抄本，否定了《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际的观点，对于成书于春秋时期还是战国前中晚期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楚简《老子》的作者是老聃，成书于战国早期或中期，楚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从成书到流传至成为随葬品是个不短过程，所以在战国早期或中期已存在，这就否定了成书于战国中或晚期（庄、孟之后）的观点。
（四）关于漆耳杯的研究是个焦点
关于郭店一号楚墓中墓主人的身份，学术界存在种种猜测。发掘报告认为，可根据墓葬形制及文献记载的先秦礼仪制度来反推测。因此得出：墓主当属有田禄之士，即上士。墓主人随葬品中有一件器物引起了学者关注，就是漆耳杯。此杯底部刻有铭文“东宫之币”，发掘报告解释为“东宫之师”。罗运环与李学勤最早提出“币”字当释作“师”，铭文当为：“东宫之师”，并推断墓主人为东宫太子的老师，指出东宫就是楚太子，东宫之师就是他的老师，即墓主，他兼习儒道，是位博通的学者，故藏有《老子》、《子思子》等书抄本，或即用为太子诵读的教材。裘锡圭认为这字样也许只是制作杯子的工匠所为，说明这杯子是某人作的。他把“东宫之师”的“师”解释为工师。德国的瓦格纳和法国的马克教授提出，这个杯子并不一定帮助说明主人的身份，因为它很可能只是一件礼品——譬如朋友的赠送品。彭浩指出，漆耳杯非墓主所有，而是他人赠送给墓主或墓主生前所得，刻铭反映当时的“物勒工名”制度，说明此物件出自东宫工师之手。王保玹认为“东宫之币”的“币”应当是“杯”，而不是“师”。因为漆耳杯若是刻上“东宫之师”的字样，作用在于充当主人身分的见证，如此则当仿照两周青铜器的通例，刻于杯则或杯内，而刻于底部则是不伦不类，且字迹不工整，用意不过是表明杯子的所有权而已。李零也赞同彭浩之说。又有人提出，墓主是太子的老师，那么墓葬的规格不会这样低，只有一棺一椁。 王保玹指出应为“东宫之杯”，东宫可能是指楚国王宫或太庙。武汉大学罗运环指出：通过对楚史的研究，楚东迁前不存在“物勒工名”的现象。
（五）关于郭店楚简《老子》讨论的问题热点
《老子》所讨论的问题，归结成五个方面，“即关于郭店一号墓的年代问题、关于如何认识早期儒道两家关系问题、关于郭店楚简《老子》中的“有”、“无”关系问题和如何认识郭店《老子》甲、乙、丙的文本构成及其与五千言《老子》完本的关系问题。” 除儒道关系和楚简《老子》中的“有”、“无”关系问题外，其它三个问题在前面已有阐述，故着重阐述一下这两个问题。儒道关系先在司马迁那里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自郭店楚简《老子》出土后，学者们开始提出了质疑，楚简《老子》并不反对仁义，今本《老子》中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句，由此大多学者认为，儒道是对立的，如庞朴、任继愈、张岱年等，也有人认为在郭简中既存在儒家文献中的道家化，又存在道家文献中的儒家化，而在《庄子》之前学派并未分化。楚简《老子》中的“有”、“无”关系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楚简《老子》中“生于亡”句句首脱“有”字，仍是“有生于无”的说法，如李零、魏启鹏、沈清松等。而陈鼓应认为：“（简本与今本）虽一字之差，但在哲学解释上具有重大的差别意义。因为前者属于万物生成论问题，而后者则属于本体论范畴。从老子精髓思想上看，当以简本为是……”。
（六）关于道家文化的起源
对于道家起源问题，学者们重视以客观材料为依据，用科学的考据方法来研究。道家的来源主要是从与《老子》相关文献来研究，从思想、内容等方面来寻找共同东西以确定其来源。如《易》、《尚书》、《太一生水》、《黄帝四经》、《伊尹•九主》、《系辞传》、《文子》、《庄子••盗跖》等的研究。刘歆认为道家源于史官，其依据是其传承系统为：老聃——文子——太史儋——关尹子——黄老学派，这是本来的道家。冯友兰主张源于隐者，其传承系统是：早期隐者（如《论语》中的隐者）——杨朱——列子——庄子——庄子后学，此称之为隐逸家。 从文化发展史考察，对道家渊源问题有两种代表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周初太公吕尚的思想路向孕育了后来的道家学说，另一种意见着重分析了老子尚黑、尚慈、尚水、尚雌等思想特征与夏族文化的一致性，认为道家是起源于夏族文化。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考察，对道家所属文化地域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将道家划入齐国文化的范围，或更为广泛的北方文化。第二种意见认为道家近于楚文化之风，对周代礼制文化深为不满，第三种观点强调道家思想与越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道家文化的起源从不同的视角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对道家文献的研究和应用科学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道家文化的起源问题应先是道家起源问题。郭绍法指出：“诸子百家，其说不同，盖都源于老子。老子是百家之祖。这个说法，六十多年前，李宗吾先生就提出过了，可惜没有人听他的……”，又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道家的创始人杨朱，都曾经亲自受教于老子……”。
此外，关于《老子》简、帛本与传世本关系的几个“模型”研究，如美国布郎大学的罗浩提出的三“模型”：辑选模型、来源模型、并行文本模型。李存山又将其演变成“模型四”和“模型五”，并认为“模型五”更合理一些。如图：
郭店《老子》
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 马王堆本——传世本
（河、王诸本）
推测性的其他简本《老子》
“模型五”示意图
此模型说明，就现有的三类《老子》版本而言，虽帛书早于传世本，但并不完全具有更接近老子思想原始形态的优越性，同样简本早于帛书和传世本，也不完全具有更接近老子思想原始形态的优越性，且传世本有简本（以及推测性的其它简本）和帛书两个来源，所以传世本并不一定就劣于竹简本或帛书本。即三种版本各有所长，若据其中和某一类来探讨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或祖本），条件产并不成熟。
三、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老子》一书的研究主要是从不同版本的比较以及作者、时代、来源、内容、思想诠释、现代意义等方面进行研究。其方法首先是文本的方法，对不同版本《老子》的解读，借助同墓或相近时代文本来解读，其中有两用种方法要说一下，一是诠释方法中的义解法，重发挥义旨，不求甚解，二是考据法，重名物考证和文字上的校勘、训诂，发挥义旨是其短。其次是比较的方法，比较出真知。如释读校注楚简《老子》尽管不能说是原始祖本，但它目前乃是“六最”本：时代最古、手迹最真、被传抄之年代最短、传抄次数最少、因而失真最少、最为接近古貌。如何释读校注，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简、帛《老子》两本或与其它的进行比较。这是“他校”方法，两本《老子》自身的比较称为“本校”。比较的不仅是文字，应是综合的，如结构布局。也有用反证方法的，如尹振环指出：现有了简本《老子》，可以断定那个为关令尹著书五千言《老子》的，不论是帛书还是今本，其作者不是李耳，而只能是太史儋，由此反证了简本《老子》也只能出于李耳了。其它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基本方法是不可少的，但不同的视角或相同的视角需要不同或相同的方法，所以要从不同的视角以及灵活的方法加以研究，只有在多元化的综合研究中，我们才能对《老子》有更好、更深、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四、重要观点评述
《老子》文献版本的分类似乎是没有太多可争议的，这是一种硬性的分法，而对于文献的性质则是争论很大的，如说它是“摘抄本”、“儒家的节选改写本”、 “学派著作集”等，持相反见解的学者提出了理由来，进行了论证。从我们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楚简《老子》不是一人所作，时间上有跨度，甲、乙、丙各文本的内部存在历时性差异，甲本有两个主题，一是治国，一是道与修道；乙本是修道；丙本是治国。这三个传本都是某种形式的摘抄本，而不是当时《老子》的全本。《老子》成书的时代：楚简《老子》成书于战国早期或中期，帛书《老子》甲本抄录于刘邦登基之前，乙本抄录于刘邦在位之时。对于成书时代，随着帛书和楚简《老子》的出土，基本已形成了渐一致的看法。
关于《老子》文献作者及作者生平的研究，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种说法都是有理有据的，但我们如果仔细的想一下就不难看出，其实有一些说法是有问题的，也就是他用的论据也是有争论的，对于这样的情况，如何能确定地作为论据呢？充其量只可说是一种可能性比较大的假设而已。当然这些假设是有合理成份的，但也未必不值得怀疑。我们只能从研究的整体来观摩，通过各种论争、材料和可行的方法来加以比较研究，才能确定最终的作者及其生平。
对于“东宫之币”的种种释议，看似有道理，然而却是融入了许多主观的东西，许多说法都拿不出证据来证实,不过我们据现有的材料可以得到一些认识：墓主人不大可能是东宫之师，因为墓葬的规格只有一棺一椁，而是出身于显赫家族，属上士阶层并与东宫有着某些联系，这点从随葬品可以看出；墓里有大量精致随葬品，这与工师身份、地位不配，说明墓主人不可能是东宫的工师；墓中有诸子之学，墓中的文献应是墓主人喜欢之书，故墓主可能是个好学之人。对于其它的，目前还尚未可知。
要解决儒道关系问题，我们必须对仁义有更好的理解。同时，要看到道儒间的本质差别，“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儒家崇尚仁义；道家追问人与自然之关系，儒家则注重探讨人与人之间的纲常伦理。” 而以楚简《老子》并不反对仁义就忽视了道儒的本质差别，这是肤浅的。应当看到，道儒关系对于理清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及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对楚简《老子》中的“有”、“无”关系问题的研究，将影响到我们对《老子》思想甚至是整个传统思维的研究。不论怎样，有无是一种辨证的思维模式，在诸本《老子》中占据重要地位。
关于道家起源问题也是有争论的，那么有没有一个十分肯定的说法呢？任何起源问题都是不容易搞清楚的，道家起源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问题，因为它在古人那里可能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可今天呢，各种文献的出土使得本来就不易弄清的问题又多了一层层面纱，老子祖本问题亦是如此。我想，恐怕还得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诸如要先解决老子是不是道家之类的问题等。可见一个问题并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涉及到了许许多多相关问题，要解决这许多问题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运用各种方法加以研究，以期待更多、更好、更新的成果。
五、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道家审美境界理论的发端
众所周知，在《庄子》篇中，其文章具有极高美学价值，那么做为道之始的《老子》是否也可以也如此呢？我认为，《老子》中也应是有的，如何从审美的角度来解读《老子》呢？先是其思想核心“道”，故从道开始，道是老庄共同的精髓。进而是与道相关的范畴。如“有”与“无”等，而在各种不同的版本中关于它们的论述是服务于“道”的，“有”与“无”统一于“道”。这就涉及到文学艺术美的本质以及创作过程、审美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找到道家审美境界理论的发端。
（二）道家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一般认为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又有人说，道作为一个最高哲学范畴,不是道家首先提出来的,也不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先秦百家争鸣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哲学问题,道家的政治思想是“德”。《老子》原名不是《道德经》,而是《德道经》,德是《老子》中最重要的范畴。从帛书《老子》中可以知道，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进而通过相关问题进一步论证道家的核心思想应是“德”。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是研究的很多，但仍有争论，而这却关系到道家和传统文化的反思及其构建等重要问题。
（三）研究道家的方法问题
方法是体系的灵魂。道家的研究，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对当前《老子》不同版本的研究，采用的多是理性主义的逻辑思维方法，可我们也看到了，《老子》它是以诗、韵文、类比等艺术形式来表现的，那么，只用理性主义的逻辑思维方法是否能很好的把握它的思想和内容呢？中国古人最擅长运用模糊的思维模式来考虑问题，其间有很是多非理性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时，除了用理性主义的逻辑思维方法外，还要用非理性主义的思维形式来研究，而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思维形式也是一种艺术思维形式，即从审美角度来研究。综合起来，就是从思维的整体上对道家文献进行总体研究。
（四）道家与法家关系问题
道家与儒家的关系自出土的《老子》文献以来，似乎从原来相对清楚又变得模糊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好像又明朗了许多，而对于道家与法家关系却不是那么明显，其实不然。近来有人提出法家出自《老子》，太史儋是其首。道家思想是法家思想的源头之一，要不韩非子怎么著《解老》、《喻老》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研究《老子》版本中关于法家思想方面的材料。通过对道家与法家或更多百家的关系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握先秦的历史、社会形态和思想体系，将之定位更准确，从而更利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
对《老子》各种版本的研究，其意义是不相同的。如对帛书《老子》的研究，将引起道家思想核心的争论，同时也解决了一些相关问题，比如为《老子》的作者及成书时代提供了参考价值等。而楚简《老子》的发现，对我们认识战国中期至秦汉之间学术思想变迁有了可信的史料证据，还可以纠错，对它的研究必然推动古文字学、先秦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再次兴起，有助于“文化中国”之“文明对话”的进行，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相比毫不逊色等。总的来说，《老子》不同版本的出现以及原有版本综合研究，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对于我们的民族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如此，对其它国家民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老子》不愧为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