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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动作业”及其对职业教育的启示

摘要：“主动作业”是杜威教育哲学的具体体现，既是一种形式，又是一种理念，其理论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主动作业；职业教育；民主主义；经验改造
　　“主动作业”是杜威在其巨著《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杜威教育哲学的具体体现，在100年后的今天，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主动作业”的理论概述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对“主动作业”作了如下概述：“如果一个人在有目的的主动作业（不管是游戏，还是工作）中，应付各种事物的事实，扩大了兴趣，训练了智慧，这种人就最有可能避免在学术性的和远离实际的知识与呆板的、狭隘的、仅仅是‘实用的’实践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教育的组织能使儿童天生的主动倾向在做作业中得到充分的调动，同时注意到这种作用要求进行观察、获得知识，和运用建设性的想象力，那就是改进社会条件所最需要的教育。”①从杜威对“主动作业”的论述中可知，这一理论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
　　社会民主与个人自由的统一“主动作业”里的“主动”，是指学生在保持兴趣和好奇心的情境下，主动运用自己的工具进行的游戏或工作，不是外部强加的、固定的、被动的心理倾向。

因此要想使学生保持持续的兴趣和好奇心，必须有一个民主的环境。为此杜威提出了民主社会的标准，即人人互信互爱，自由交往，利益共享，是开放型而非封闭型的社会，是人类共存、共利和共赖的社会。这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更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形式，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个人自由是指人与自然、社会、家庭保持一种顺畅的沟通，尊重个人并关注个人的已知经验，个人具有主动动手学习的倾向。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不至于成为学习的“奴隶”和强制下的“苦工”。“主动作业”既可代表社会的情境，又没有物质利益的压力，性质上真正具有使人自由的作用，正好可以把社会民主与个人自由协调统一起来。
　　学校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统一社会环境能通过个体的种种活动塑造个人行为的智力的、情感的倾向。环境的无意识的影响难以捉摸而又无处不在，例如语言习惯，语言的基本模式即大量的词汇，是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形成的；例如仪表，榜样的力量比格言大得多，好的仪表是良好教养的结果，教养是通过习惯的行为养成的；例如美感和美的欣赏，如果眼睛常常接触形式和色彩华美和谐的事物，审美标准自然会发展起来，一个俗气的、没有秩序的、装潢过度的环境会败坏美感，正如贫乏而荒芜的环境会扼杀美的愿望一样。青少年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应具有的态度和倾向的发展，不能通过信念、情感和知识的直接传授发生，主要通过环境的中介发生。个人参与某种共同活动到什么程度，社会环境就有多少真正的教育效果，所以学校环境应具有社会环境的特征。“主动作业”就是以社会需要为归宿，把社会环境的教育作用引入到学校教育之中，培养健全人格和主动发展的倾向，所以“主动作业”是促使二者统一的关键。
　　心智训练与现实材料的有机统一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心灵生来具有某些心理官能或能力，如观察、记忆、判断、概括、注意等等，教育就是通过反复练习训练这些官能。把官能作为解决材料之前的准备，人为地把心智训练与现实材料割裂开来，于是课堂上就出现了堆积如山的经过整理的材料，以此反复地进行官能训练，课堂变成了训练场所，学生成了被训练的对象，他们毫无生机和兴趣，这样的教育只能是呆板、强制和无用的。这种教育流行的根源在于不顾个人参与事物的倾向，不考虑记忆、想象在运用材料时所起的作用。杜威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动作业”的活动方式：“使每个人都关心这种活动，认识到活动的结果和他们利害攸关，感到这种活动不经思考、不运用判断去选择观察和回忆的材料，就无法完成。把心智训练完成于运用材料之中，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②
　　教育目的与活动过程的统一杜威认为教育的过程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一个不断改造和实现的过程。以蜜蜂的活动为例，当蜜蜂采集花粉、制蜡和构筑蜂房时，每一步动作都是为下一步动作做准备。蜂房筑成以后，蜂皇在蜂房内产卵。产好卵，就关起来孵化，使卵保持孵化所要求的温度。幼蜂孵出以后，蜜蜂喂幼蜂，到它们能照料自己为止。这说明每一个手段在未完成以前，都是暂时的目的，每一个目的一旦达到，就变成进一步活动的手段，目的和手段分离到什么程度，活动的意义就减少到什么程度，并使活动成为一种苦工，一个人只要有可能逃避就会逃避。把目的和过程割裂开来，只会强调事物而不顾事物间的关系、联结。目的与过程是不能分割的，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方法只能是主动的作业。
　　
　　“主动作业”在教育中的意义
　　
　　“主动作业”是在民主环境下进行的、充分调动学生天生主动倾向的活动；是获得知识和运用建设性想象力的活动；是学生自身生活、成长、经验改造的活动；是沟通学校与社会的桥梁中介，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其在教育中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主动作业”有助于形成民主氛围，为学生的发展提供自由空间“主动作业”是建立在民主氛围基础上的，要求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教材、学校与社会之间都应是平等自由的，其交流应是连续畅通的，这样人人就有了互相交流的机会，有了充分民主的权利，每一个人的个性都能得到尊重和发展，教育中的偏见和歧视就会被剔除出去，为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自由空间。
　　“主动作业”有利于保持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为学生的发展提供连续的动力兴趣是任何有目的的经验中各种事物的动力，不管这些事物是看得见的，还是呈现在想象中的。能否保持兴趣和好奇心是儿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主动作业”是保持兴趣和好奇心的重要形式。长期以来，由学科知识堆积起来的教材，远离学生生活，脱离社会实际，学生把教材作为学习的终点而不是发展历练的凭藉，教材成为分数的附属品和下脚料，如此，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肯定会荡然无存。而以关注学生现实生活、培养学生兴趣、发展学生想象、训练学生心智、沟通学校与社会联系为特点的“主动作业”，则能把学生由知识的“留声机”转变为知识的“经纪人”。　　“主动作业”能打通学校与社会的阻隔，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广阔天地杜威曾经说：“主动作业在教育上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可以代表社会的情境。人类基本的共同的事务集中于食、住、衣、家具以及与生产、交换和消费有联系的工具。这些东西代表生活的必需品和装饰品，这种事情接触到本能的深处；它们充满了具有社会性质的事实和原理。学校的园艺、纺织、木工、金工、烹饪等等活动，就是把上面所说的人类基本事务引用到学校课程中去。”③传统教育总是把教育活动与社会生活割裂开来，儿童所获得的能力总是不能适应变化不定的社会需要。杜威由此提出了“学校即社会”的解决方案，“主动作业”正是实施这一方案的理念及形式。
　　“主动作业”促使做与学统一，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杜威认为，社会是变化的无终极之境，所以儿童应养成适应社会的能力，知识的直接灌输既是对儿童的一种强迫，也是永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所以要让学生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从做中学，这样才能把自然与人类、个人与社会、知与行统一起来，才能激起个人经验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才能主动地渴求知识，教学才是自由的、主动的而不是强制的，这无疑为教育、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不二法门。
　　“主动作业”重视学生的已有经验，可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杜威提出，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一切脱离学生经验的教育，都将是空中楼阁。“主动作业”能把教学中的一切（教材、教法、教师、环境、社会）与学生已有的经验融合起来，扩大其认知结构，使之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手段。
　　
　　“主动作业”对职业教育的启示
　　
　　职业教育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是一种在实践中积累和改造经验的教育。大规模的社会职业结构的调整，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的职业教育往往是学校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先教后做的教育理念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由此导致学生技能单一、想象匮乏、兴趣不足，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发展，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主动作业”的理念则足以扭转职业教育的被动局面，使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杜威的“主动作业”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以下启示：
　　应施行“先会后懂”的教学方法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向社会提供中初级技术工人，培养的不是专家、学者、高级管理人才。因此，理论对于职高学生来讲，有用，但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会看、会做、会操作。首先知道是什么，其次才是懂理论、知其为什么。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先生拿做来教，方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真学。”这是对职业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最精辟的归纳总结。
　　应实行校企合作办学要使职校学生学以致用，校企合作办学不失为一条好路子。学生文化基础课在学校上，专业知识主要在工作场地边干边学。这样，企业不用支出培训费就可招聘到符合要求的员工，而学校则解决了设备设施缺少或不符合企业要求的实训问题，还可大大地减轻推荐毕业生就业的工作压力，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工学结合、半工半读、亦工亦学，实行“订单式”培养。
　　应用人文精神指导专业技术发展方向，引导学生建立以人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观在专业技术理论教育课程中应贯穿以人为本、尊重科学、敬畏科学的人文精神教育，并将之渗透在学生的学识、信仰、情感、品格和气质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观，从而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建立和谐社会，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
　　“主动作业”理论是杜威教育哲学的体现，既是一种形式，又是一种理念，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很大的创造空间，在职业教育中引入“主动作业”的理论，必将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释：
　　①约翰?杜威.新旧个人主义[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②约翰?杜威.新旧个人主义[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③约翰?杜威.新旧个人主义[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