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高职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与走向
摘要：针对当前高职课程建设存在重客观知识，轻个体知识；重技术效率，轻技术伦理；重物质效益，轻精神发展等问题，提出高职课程建设的走向：将实践知识纳入高职课程，实现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结合；将技能训练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实现从注重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到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与内在精神建构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高职教育；课程建设；课程目标；价值取向
当前职教界学者对高职课程建设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课程的工具功能上，即课程建设围绕生产世界、围绕职业岗位对人的能力、素质的要求而进行，从课程目标的确立到课程内容的选择再到课程价值的取向，无不体现出这一特征，即局限于人的就业能力的培养，局限于人的生产、工作所需要的素质，而对于人自身的发展、对于精神生活的建构却关注不够。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创新人才。在这一背景下，高职课程势必在目标、内容、价值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一、当前高职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由于高职一味地迎合市场经济和社会上各色各样的需求，成为“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的温度计”。
(一)重客观知识，轻个体知识
课程内容紧密地与工业社会和市场化需要相联系，课程中只见生产世界的知识与规则，只有成熟、规范化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即可以明确表征的技术知识，对具有个人性质的不能明确表征的个体知识、本土知识重视不够。课程学习缺乏让学生自己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实践课程也是在教师的精心安排下，按照预定程序，对所学知识进行简单验证活动，学生缺乏独立操作、自己摸索、体会以解决问题的机会，教师的个人经验也未能有效地融人课程之中。
(二)重技术效率，轻技术伦理
课程只注重求“真”(关于生产世界的知识、原理，原则等)，忽略了求“善”(技术道德，即对技术的合理利用)、求“美”(职业审美愉悦)。缺乏深层意义上的技术伦理教育，即培养学生对技术的理智态度。正如有学者在总结今天的职业教育的特征时所指出的：“……在教育目标中，‘理解’(understanding)与‘欣赏’(appreciation)让位于‘技能’(skill)与‘胜任能力’(competencies)，‘会话’让位于对生活与环境的‘适应’，‘沉思’让位于‘做’与‘制作’。”“这种教育追求的是更高的技术效率，仅仅是为了传授技能，排除了理智与审美的因素，通常不考虑职业的全部理智背景及社会意义。”④
(三)重物质效益，轻精神发展
课程只注重与物质、经济福利或“工作世界”相联系的技术技能训练，重视考工和职业资格等级证书的获得，而较少关注学生内心世界的发展。因而课程所注重培养的“能力”必然浸透了“操作”、“训练”、“谋利”的色彩。课程蜕变为训练“机器人”的工具，丧失了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的体验方面的价值。
二、高职课程建设的走向
教育要实现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有限的目的”，即指向谋生的外在的目的；另一种是更为重要的“无限的目的”，即指向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内在的目的。在全球化时代，面对科技的发展和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加强人类自身的建设、促进人性的完美显得更为重要。高职课程建设必须顺应这一时代要求。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它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其核心内容是课程的内容、目标和价值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与价值。
(一)在课程内容选择与组织上，走出单一的技术知识模式，将实践知识纳入高职课程，实现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结合
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是程序性知识的两种表现形态。信息加工心理学家将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 (declafative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两类。陈述性知识主要用来描述“是什么”或解释“为什么”的问题，这类知识即我们所说的理论知识；程序性知识则主要用来回答“怎么办”或“如何做”的问题，即经验知识，属于改造世界、改造事物和人的行为的知识，它的对象是实践活动，这种关于改造事物、有效地进行实践活动的知识也就是广义上的技术知识。⑤程序性知识根据其表现形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形态的程序性知识，又称为“技术的知识”(technical knowledge)，这种知识表现为一套明确阐述的技术规则，它是可以言传的，是那种能在书本中发现或找到的知识，是通过纸笔测验可以加以检测的知识；另一类是实践形态的程序性知识，又称为“实践的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这种知识不可能作为一套明确的规则阐述出来，是不可言传的，仅能以实际操作的方式加以表演或演示。⑥英国物理化学家和思想家波兰尼(polanyi,M．)称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为“缄默知识”，可言明的技术知识一般是成熟的、规范化的知识，而缄默的技术知识即实践知识则是在获得一定的客观技术知识的基础上，对个人经验、本土文化及人文知识等融合而生成的一种个人性质的知识。技术知识的两种表现形态的划分对高职课程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高职培养的是技术型人才，这种人才相对于学术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的“冥思行动”和“制定行动”而言，更强调其“进行行动”，即“做”的行动，⑦因而他们需要的是关于“怎么办”或“如何做”的知识，即技术知识。高职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应围绕技术知识来进行，但是根据上文分析，技术知识可分为明确表征的客观技术知识和默会的实践知识两类。而当前高职教育课程内容的认识论基础主要是客观主义，⑧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明显地存在着将高职课程等同于客观技术知识的倾向。不可否认，(客观)技术知识在高职课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高职课程仅有客观技术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从高职的培养目标与学生自身的发展情况来看，具有个人性质的经验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比技术知识显得更为重要，更能体现高职课程知识的特色。因此，超越单一的技术知识，从注重单一的技术知识到注重将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将实践知识真正纳入高职课程，应当成为当前高职课程建设中在课程知识的选择与组织问题上的一个主要奋斗目标。
在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内容的三要素(知识、技能与态度)中，不仅技能占有较大比例，而且知识和态度的选择与安排也常为技能的要求所左右。⑨高职培养的是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级技术人才，这类人才重在“做”和“行动”，即将技术知识运用于生产现场或实际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优质服务或创造新产品。技术技能的获得对他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高职要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的高素质人才，仅仅满足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的传授是不行的。这是因为，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技能涉及的终究只是技术的效率问题，它涵盖不了技术的伦理道德问题。人类在饱尝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之后，已深刻地感受到因精神文明匮乏所引起的恐慌。因此，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合理利用技术在当代社会日显重要。
对技术的合理利用是一种技术行为“向善性”的表现，是一种实践智慧的体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对“行动”的三种形式——theoria，poesis和 praxis作了重要的区分。其中的Praxis，即“进行行动”，是旨在努力达到并维护一种道德向善的生活形式的行动。这种进行行动其实即我们所称的“实践智慧”，是一种将道德知识与行为倾向结合起来的行为方式，即求善行为。⑩这种智慧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仅用智力高低作为衡量标准的智慧含义是不同的。它主要是指主体在知识的获取、运用和生产过程中行为选择的“向善性”，此外，它也蕴涵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与人交往的合作性、和谐性等“善”的倾向。对高职学生来说，行为的向善性意味着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的经济与技术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个人技术能力很强，如果缺少行为“向善性”的理念，缺少实践智慧，技术反而可能成为制造罪恶、伤害甚至毁灭人类的工具与“武器”，这已为人类历史所证实。高职课程建设应顺应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重视学生技术伦理观的形成，重视品性德行的陶冶，重视实践智慧的养成，课程目标应从单纯的重技术技能的训练转向重实践智慧的培养，注重将技能训练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模范地执行社会技术原则，用技术造福全人类。
(三)在课程价值取向上，走出单纯围绕生产世界对人的能力与素质要求的思维框架，实现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与内在精神建构二者的有机结合
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课程观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90年代初引入我国。这一课程观对改变世界职业教育只重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培养的偏向起了积极作用，是对传统学科型课程的一大变革，它更好地体现了职教课程的特色，也更有利于技术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随着人世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一些低技术岗位渐渐消失，智力成分和技术含量高的新型岗位不断涌现，因而职业岗位对就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要求更高，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在高职课程中的地位将更为突出。
但是，职业能力终究只是人们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人的一种外在发展形式，表现为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能力始终是与生产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我们把“能力”理解得多么丰富和宽广，它也无法涵盖人的发展的另一个方面：以道德、情感、信念、意志、人格、自由、审美、价值理想等构成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而这些是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将职业能力作为高职课程的全部价值所在是有悖于教育宗旨的，是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生谋求幸福生活的需要的。职业能力是一个人胜任工作、生活幸福的基础，但它并不必然保证工作出色、生活幸福。因为一个人要能完全胜任工作并充分享受工作的欢乐，就应该懂得工作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文学的基础艺术的各个方面。
高职教育与技术能力、适应就业等关系密切，但它终究还是一种教育，而不是一种训练。杜威曾经告诫过我们：“训练不同于教育”，训练“只意味着特定技能的获得，天然的才能可以训练得效率更高而不养成新的态度与性情，后者正是教育的目的。”(11)雅斯贝尔斯更为明确地阐述：“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做人的教育，而非仅仅是知识的堆积和技能的提高。”(12)如果高职教育只教人“何以为生”的知识和本领，而放弃“为何而生”的内在目的，(13)让人不能从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等根本问题上去认识和改变自己，抛弃塑造人自由心灵的那把神圣尺度，把一切教育的无限目的都化解为谋取生存适应的有限目的，那它也就“失去了一半的人性，失掉了一半的教育”，(14)从而演变成一种训练“准职业者”的活动。因此，在高职课程的价值取向上，从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转向注重发展职业能力与建构内在精神的有机结合，超越技术生成与精神建构二者的对峙，是高职课程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的主要奋斗目标。
[注 释]
① 胡炳仙，泰秋田．后现代知识观与大学理想重构 [J]．高等教育研究，2002，(3)．
②郝德永．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③陈来．人文主义的视界[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49．
④夏正江．教育理论哲学的反思：关于“人”的问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35.247．
⑤张斌．技术知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2．
⑥夏正江。论知识的性质与教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6)．
⑦⑩[英]W?卡尔．技术抑或实践?——教育理论的未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2)。
⑧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教学范式的演变[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2，(6)．
⑨黄克孝．职业和技术教育课程概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1)杜威．新旧个人主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75．
(12)雅斯贝年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
(13)鲁洁．通识教育与人格陶冶[J]．教育研究，1997，(4)．
(14)鲁洁．实然与应然两重性；教育学的一种人性假设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