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飘零的身世，奇崛的才情——吴芳吉先生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飘零 奇崛 悲剧意识 “诗史” 变古今
论文摘要：吴芳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诗人，一般被认为界乎新旧诗人之问。探究其价值，应在形式之外，他是一位以生命热血书写诗歌的现代人，是一位“愤怒”诗人，其才情来自飘零的身世．论者认为这种“飘零感”正是20世纪20年代文学家比较共通的价值所在。
吴芳吉先生是2O世纪2O年代非常特殊的一位诗人，新诗史稿讲义上迄今一般不记载他的名字，旧诗论坛则又认为他属于“语体诗”诗人，言下之意还归新派，比较一致的看法如“就风格而论，他的诗处在雅与俗、新与旧中间。…”这似乎是一个有着悖论的孤例，兴许连吴氏后人也弄不清先生究系新诗人，还是旧诗人。但不容置疑的是，吴芳吉诗作风靡一时，《婉容词》等作品脍炙人口，堪为一时之选。至今华人世界还有不少吴诗爱好者，今天在座的就有“吴芳吉诗歌研究会”的多位成员、前辈。探讨吴芳吉的诗坛分属地位问题不是本文的主旨，寻求吴芳吉作为诗人影响长久不衰的魅力与奥妙所在，应是本文寸心绵力之所在。
我所特别留意的，是吴先生飘零的身世与奇崛的才情。生命的光辉如殒星闪逝，身前历受坎坷，孤愤忧患，怀揣着一份纤仄敏感，这似乎成了我国诗坛在多患难的时代诗人一个比较共通的现象。晚唐诗人李商隐曾有诗感叹：“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似乎是一成不变，世道的坎坷，身世的飘零，满目的苍凉，总是“因循”，才华与寿命似为宿敌克星，多少诗人含恨抱憾，壮岁而终。吴芳吉先生恰恰生于乱世、苦世，他的一生堪称忧患余生，年仅三十六岁就饮恨身亡。比古代的李贺、李商隐、曹雪芹等，除身世感叹之外，更多了一份亡国的忧患与民族被外强凌辱时身受心悸的无限愤懑与大义。其实这也是二、三十年代许多现代作家身上表现出来的时代特性与新文学着意干预现实的进步意义。
虽然吴先生并不号称自己是新文学作家(他观点比较固执地认为文学只有是非，而无新旧)，但读他诗的时候，你会感到时代的脉动以及黑暗令人近乎窒息的苦闷，他那种苍茫世间孑孑独行，荷戟悲歌的探索者作风，你会油然联想到鲁迅笔下不依不傍、泠然前行的“过客”形象。脑海里还会闪现出同时代的作家：蒋光慈的偏执；高长虹的孤愤；朱湘的敏感；郁达夫的自怜；徐志摩的身不由己；这些不寿作家，都身处大转折、大动荡时代，不是身世飘零，或就有着严重的飘零感与离析感，他们的才华惊世，作品轰动一时，但“中路因循”，差不多都是以身殉志，结局无不凄惨，令人扼腕三叹。
为什么包括吴芳吉在内，猝然去世多年仍为读者纪念，其诗作人品，生命力长久，相映生辉。考究起来，我以为在这些身世飘零的作家身上，特别有着大时代的影子，有着如影随形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差不多是将自己作为牺牲祭祀，为悲剧的时代充作了见证的“诗史”。他们的作品似乎不是用笔写成的，而是用生命作代价呕心沥血结撰出的。他们的激情与才华，正如鲁迅《摩罗诗力说》里所指出：“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人之……”我以为，中国“五四”文学与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学家特别关注时代际遇与民族兴亡，关注世界局势变化，不回避人生问题(哪怕是“惨淡的人生”)，从内容到形式，皆是一种走向并融人世界的文学。悲剧意识的建立与深入，是那个时代文学的普遍特征与重要价值构成要件。吴芳吉的诗歌虽然不复依傍，不称派别，但很显然，他处于乱世的深刻飘零感与自号“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而不时产生的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悲壮讴吟，正是吻合了这种大时代的观念悲剧意识。故而他所揄扬的文学家，几乎都是同类项，即那些凛怀责任、壮歌悲吟派的文学家。
从吴芳吉身上，可看到屈原、杜甫、陆游、黄遵宪、丘逢甲的影子，那都是他最为推崇的古人，无论笔端讲台，均褒扬推崇有加。就其身世飘零、多愁善感方面而言，古代但有悲剧意识的诗人他似乎均有所沾溉。他多数时候选择的是直抒胸臆，一吐心中块垒：“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我生劫运丁鼎革，坐见神州沦战国。骨肉年年争未休，里邻处处愁煎迫。”(《骊山谒秦始皇帝墓诗》)“长望一挥泪，振衣唱大风。”(《弱岁诗》)民穷困苦，尚可言隐忍。外寇威逼，民族受辱，最是正义的知识分子不能蒙受与隐忍的奇耻大辱，直要掷笔从军，以血肉之躯捍卫疆土，当时已是大学教授的吴芳吉决意请缨从军赴防御日，虽事终未果，但他心肝碎裂所催生出来的一首《巴人歌》，亦可称时代悲歌，是一首扛鼎力作。“他人无抵抗，我辈敢担当!”仿佛听到他怒吼的声音，可见其真血气与真性情，以及对时代百忧焦虑的愤激之心。他最后一次参与公开社会活动，即当众吟诵这首《巴人歌》诗作时，未竟之间即因愤怒投入过甚发病昏死于讲演台，十余日后含恨去世。
吴先生六岁即逢家道败落，由此流离于人间，饱尝艰辛疾苦，深知世态炎凉，养就了一个不服输的性子。他正义、孤愤、富于同情心。自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权益率众与校方据理抗争从而被开除，他从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宁折不屈，秉持公理，坚守良知，刻苦自励，以后辗转各地的旅次中，诗作不辍，披肝沥胆，多为人间不平之鸣。如果说贺拉斯“愤怒出诗人”这句西谚需要一个中国式的注解的话，想来吴芳吉可算一个风骨凛然可标的典型。那些民众辗转沟壑、血泪之声的代言作品，在“白屋”(白屋取喻人生清白之意)诗集中触目皆是。杜甫被称作“诗圣”，其作品被称“诗史”，吴芳吉不是有意摹仿，他所看到听到的，他所身亲感受到的，无不促使他走上“诗史”的路子，以诗为2O世纪苦难而屈辱的中国现实立传存照，发抒悲壮之声。在他作品中所看到的怨妇弃子，罹难生灵，形形色色，让人感受到的是历史悲剧重演的可怕，以及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面对严峻现实的忧愤深广与无奈的选择。
这大量同类题材的诗歌篇什兴许说不上精美雕琢，但讴吟皆出于真实，是胸中灼裂的愤火与同情，鲁迅评论珂勒惠支穷人题材的版画以及萧红的《生死场》，粗放泼烈但不做作，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曾这样精辟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人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们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干将!”吴芳吉也许不算是新文学创作领域中的典型作家，但他的取材与文风，则正是典型的“凶猛”派，是反对“瞒和骗”的干将派，他的文学价值，百年不衰，他的名字，未曾被世人遗忘，也许奥秘正在这里。
吴先生曾经风靡文坛的《婉容词》，可算是一首“问题诗”，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悲剧题材，通过清新可诵的民歌风语体诗，刻画了一个被留洋学生抛弃的日夜哀怨的女子形象。这首诗拷问了转型期间国人的良知与道德，全篇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关怀之情，诗作构造有着探索的精神与勇气。一是“名教是非”方面的探索，二是诗歌样式的探索。《婉容词》与反映古代离妇怨女的旧辞已截然不同，是社会开放以后家庭伦常新问题以及东西道德规则如何融合与重建的一份思考状与公启。在其独创的“白屋诗体”中，算是最成功的一次尝试。当时能够产生很大影响，与其思想艺术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吴芳吉先生能以新文学作家身份立足讲坛，执掌教务，先后被邀至西北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足以说明他在当时新文化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毛泽东1920年曾赞扬吴芳吉诗“才思奇捷，落笔非凡，芳吉知春，芝兰其香”。周恩来建国后曾对吴芳吉长子吴汉骧说：“你父亲的诗很好，我喜欢。”非同泛泛，可见一斑。
早年知疾苦，流浪天涯，后从教辗转各地传道解惑，吴芳吉的脚步从没有在乱世间有所畏惧停留，他真如匆促坚定的过客，执着地寻找着真理所在。他似乎有意不囿于时风与小我的纯文学圈域，有意摆脱形式主义，不分古今中外，但凡合乎心声，合乎理想(他所谓“天下名教是非”)即一逞为快。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诺迪埃曾说，“浪漫主义诗人的理想在于我们的苦难。”吴芳吉取材现实虽多，但究其实质讲，他也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追求热烈、自由与解放，心怀绮丽遐想，故他精通古典诗歌的同时，也熟晓与热爱但丁、莎士比亚、拜伦、丁尼生、彭斯等西方文学家，他有表现沉重苦难的题材，却也有抒写爱美情怀不拘一格的浪漫篇什。这在20世纪有着飘零身世的文学家身上，颇多体现。他们力求摆脱窠臼，寄身艺术之舟，勇往直前，意象美轮美奂。
吴芳吉曾以诗论诗，来阐释自己的爱好与平生所为，诗歌贴切优美：
上古有诗人，君爱屈灵均否?《离骚》字字幽香，中有芳魂一缕。我曾打桨汩罗，采得蕙兰百亩。愿持宝璐琼枝，与君为俦为友。近古有诗人，君爱杜少陵否?骑驴飘忽半生，君国一腔白首。我曾荒宿草堂，解衣长望南斗，愿绕池树追凉，与君为俦为友。
——引自《论诗答湘潭女儿》
屈灵均与杜少陵，是吴芳吉的最爱，因其二人都有忧国忧民之心，胸怀天下，同时不无绮丽壮想，联想特别丰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清辞丽句总为邻。”立足现实，寄意天外。像吴芳吉这样的热血率真诗人，的确是可与贤者、智者“为俦为友”的。
吴先生原是学英文出身的，但他却以“旧诗”出名，而又迥别于“旧诗”。他是一个不肯屈附与人，不肯将诗句搞得像是泊来的翻译品的艺术家。他力求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他并不反对新诗，只是如他自述：“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且不论探索成功与否，他有这种探索精神与勇敢实践，并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就足以让他立足于20世纪文学变革的新园地，占有一席之地，令人尊敬。
有史以来，往往在有着飘零身世的诗人身上，更见到人类的良知道德与勇气(司马迁论圣贤发愤而作一段于此可证)，感受到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声与生活气息。文学永远来自创造，而创造源于生活。吴芳吉奇崛的才情正好做了充分的说明。自古有谚道：“国家不幸诗家幸。”20世纪初期现代史的飘零诗人，遇上转折动荡的乱世，死于非命或不测，是他们的大不幸，但生前激发出不朽的灵感篇章，热血之什，长留于世，则又是他们的大幸。
李劫人先生当年在成都文艺界吴芳吉先生追悼会上说得十分真切公允：“今天我们追悼的人，并不是有权有势的达官，也不是退居林泉的遗老，而是穷困孤愤、抑郁牢骚的一位诗人……。”这也从另一角度指明了吴芳吉作为一位有时代新意的卓越诗人的价值所在。
由吴先生“白屋诗”反思近年诗坛，诗人虽众，流派堪多，在纷繁玄奥的诗行中，却鲜见真生命真气息，更乏民生疾苦，有的全然不关痛痒，不知所云。也许像七十四年前吴芳吉那样的身世飘零诗人，正为我们印证了一句古老的箴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隔着七十四年的风云变幻，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缅怀吴先生，同当年李劫人先生的缅怀之情并没有两样，正同大家熟悉的那句新诗“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在吴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我们大家吟诵并探讨他的诗歌思想与艺术，这或许本身就足可说明了问题。
吴先生曾经风靡文坛的《婉容词》，可算是一首“问题诗”，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悲剧题材，通过清新可诵的民歌风语体诗，刻画了一个被留洋学生抛弃的日夜哀怨的女子形象。这首诗拷问了转型期间国人的良知与道德，全篇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关怀之情，诗作构造有着探索的精神与勇气。一是“名教是非”方面的探索，二是诗歌样式的探索。《婉容词》与反映古代离妇怨女的旧辞已截然不同，是社会开放以后家庭伦常新问题以及东西道德规则如何融合与重建的一份思考状与公启。在其独创的“白屋诗体”中，算是最成功的一次尝试。当时能够产生很大影响，与其思想艺术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吴芳吉先生能以新文学作家身份立足讲坛，执掌教务，先后被邀至西北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足以说明他在当时新文化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毛泽东1920年曾赞扬吴芳吉诗“才思奇捷，落笔非凡，芳吉知春，芝兰其香”。周恩来建国后曾对吴芳吉长子吴汉骧说：“你父亲的诗很好，我喜欢。”非同泛泛，可见一斑。
早年知疾苦，流浪天涯，后从教辗转各地传道解惑，吴芳吉的脚步从没有在乱世间有所畏惧停留，他真如匆促坚定的过客，执着地寻找着真理所在。他似乎有意不囿于时风与小我的纯文学圈域，有意摆脱形式主义，不分古今中外，但凡合乎心声，合乎理想(他所谓“天下名教是非”)即一逞为快。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诺迪埃曾说，“浪漫主义诗人的理想在于我们的苦难。”吴芳吉取材现实虽多，但究其实质讲，他也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追求热烈、自由与解放，心怀绮丽遐想，故他精通古典诗歌的同时，也熟晓与热爱但丁、莎士比亚、拜伦、丁尼生、彭斯等西方文学家，他有表现沉重苦难的题材，却也有抒写爱美情怀不拘一格的浪漫篇什。这在20世纪有着飘零身世的文学家身上，颇多体现。他们力求摆脱窠臼，寄身艺术之舟，勇往直前，意象美轮美奂。
吴芳吉曾以诗论诗，来阐释自己的爱好与平生所为，诗歌贴切优美：
上古有诗人，君爱屈灵均否?《离骚》字字幽香，中有芳魂一缕。我曾打桨汩罗，采得蕙兰百亩。愿持宝璐琼枝，与君为俦为友。近古有诗人，君爱杜少陵否?骑驴飘忽半生，君国一腔白首。我曾荒宿草堂，解衣长望南斗，愿绕池树追凉，与君为俦为友。
——引自《论诗答湘潭女儿》
屈灵均与杜少陵，是吴芳吉的最爱，因其二人都有忧国忧民之心，胸怀天下，同时不无绮丽壮想，联想特别丰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清辞丽句总为邻。”立足现实，寄意天外。像吴芳吉这样的热血率真诗人，的确是可与贤者、智者“为俦为友”的。
吴先生原是学英文出身的，但他却以“旧诗”出名，而又迥别于“旧诗”。他是一个不肯屈附与人，不肯将诗句搞得像是泊来的翻译品的艺术家。他力求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他并不反对新诗，只是如他自述：“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且不论探索成功与否，他有这种探索精神与勇敢实践，并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就足以让他立足于20世纪文学变革的新园地，占有一席之地，令人尊敬。
有史以来，往往在有着飘零身世的诗人身上，更见到人类的良知道德与勇气(司马迁论圣贤发愤而作一段于此可证)，感受到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声与生活气息。文学永远来自创造，而创造源于生活。吴芳吉奇崛的才情正好做了充分的说明。自古有谚道：“国家不幸诗家幸。”20世纪初期现代史的飘零诗人，遇上转折动荡的乱世，死于非命或不测，是他们的大不幸，但生前激发出不朽的灵感篇章，热血之什，长留于世，则又是他们的大幸。
李劫人先生当年在成都文艺界吴芳吉先生追悼会上说得十分真切公允：“今天我们追悼的人，并不是有权有势的达官，也不是退居林泉的遗老，而是穷困孤愤、抑郁牢骚的一位诗人……。”这也从另一角度指明了吴芳吉作为一位有时代新意的卓越诗人的价值所在。
由吴先生“白屋诗”反思近年诗坛，诗人虽众，流派堪多，在纷繁玄奥的诗行中，却鲜见真生命真气息，更乏民生疾苦，有的全然不关痛痒，不知所云。也许像七十四年前吴芳吉那样的身世飘零诗人，正为我们印证了一句古老的箴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隔着七十四年的风云变幻，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缅怀吴先生，同当年李劫人先生的缅怀之情并没有两样，正同大家熟悉的那句新诗“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在吴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我们大家吟诵并探讨他的诗歌思想与艺术，这或许本身就足可说明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