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
论文关键词：新诗史写作 食指 朦胧诗
论文摘要：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
中国新诗在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里面对不断变化的现代经验和语言质地，努力寻求诗歌文类的发展和稳定。新诗的浮沉隐显背后纠结着复杂的历史因素，这一混杂着问题与答案、充满着期待与受挫、交织着追寻与压抑的过程，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和谈论的空间，也为新诗史的撰写者提供了更多的“可写性”。在深入写作对象内部进行细致考察的基础上，新诗史的写作也表现出对以往研究范式和研究格局的反思和突破。近两年问世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国当代诗歌史》和《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为新诗史的写作拓展了新的空间，显示了不同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新诗史风格和面貌的不同。下面仅以这三部书对1980年代“食指”这个诗人的不同阐述为例，探讨新诗史写作的可能和限度。
程光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以下简称程史)第十章《朦胧诗的出现》中，把食指作为第一个书写对象。他在第一节“食指的意义”中，明确指出“朦胧诗的兴起与食指本人不无关系”，“食指的出现，为朦胧诗在1970年代末的兴起定下了基调”，并分析了食指的诗揭示的社会情绪、心理状态的转变，指出其在确立诗人自由意志和诗的美学观念上的重要地位。阅读这些文字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写作者是以一种诗人的激情、敏感和领悟进入叙述中的另一个诗人食指的创作和精神境界的，他擅长于从具体的诗句去揣摩食指的心理状态、思想触角、艺术感觉，从“情感”和“心理”的角度来把握诗人在那个时代的遭遇和命运，把握他与诗歌史的关系。借用书中的一句话，在多年以后，叙述者也是在“深情地回忆他们当时从这些诗中感到的巨大的情感力量”。这是一部个人色彩很浓厚的专著，具有一种对过往时代的丰富的想象力，对特定时代审美风尚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写作者以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进入这段文学史，实际上是在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同构中解释诗歌与世界、诗人与世界的因缘关系，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诗人形象，把诗人在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波及后人心灵的影响突现出来了。虽然写作者也指出了这种“影响有时可能并不是直接的，它经常以‘间接’或其他方式显示出来”。但是这部诗歌史始终是把食指作为一个“前驱者”，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的象征”来叙述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先是花了大量的笔墨从“时代象征”的角度确立食指的贡献，然后在这一节的最后一个小段里面才用很少的篇幅尖锐地点出了食指无法超越自身历史局限的缺憾，在1980年代后的诗坛由一个“时代的象征”变成“处于一个不很重要的位置上”，正是由于他“身上这种极其鲜明、自觉的时代特征”，由于“他始终摆脱不了为时代‘立言’的身份写作”。这种对比是非常明显的，不管写作者主观上有没有这样一种努力，但是客观上确实造成了这样一种鲜明的阅读效果。这样一种不回避叙述者价值立场的判断很鲜明地为读者凸现了食指这个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境遇和地位。
程史以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诗作和诗歌现象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在把握和展现当代诗歌的发展轨迹和艺术规律上采用的是一种“回溯式”的眼光和立场，把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沉淀后浮现出来的重要问题挑选出来进行评论，确定它们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这种写作方式致力于一种“想象性的历史重建”]，把诗人诗作和诗歌现象按照它们作为“历史事件”出现的年代和先后次序进行“线性”编排和考察，在给出一个清晰明白的历史线索的同时，却也主动地过滤掉文学生产过程中的许多“非线性”的枝枝蔓蔓。历史的文学现象，有时并不如我们所想象和描述的那样，严格按照时间的前后有序地呈现，某些文学现象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和一种“文学事实”在时间上常常是不一致的，这里面涉及了诸多复杂的主观因素，也隐含了一些令人迷惑不已的历史偶然性。它提醒我们质疑研究对象轻而易举地“进入”诗歌史、成为史家叙述对象的合理性，提醒我们关注某些诗歌现象在诗歌史上的非正常遭遇，也为我们的诗歌史写作提示了另一种“叙述”的可能。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以下简称洪史)给予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这部新诗史将更多的精力和笔墨放在了诗歌史交错驳杂的历史语境的梳理和描述上。它努力地把作家作品“还原”到“历史情境”中去观察，看看它们“有什么样的和历史关联的形态特征，还有这种特征的演化的情况，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环境与条件”。在这种“历史批评”中，史家关注的不单单是诗人诗作和诗歌现象，更是它们“产生”和“构造”的过程，也即“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的”。在对食指和朦胧诗的叙述中，这种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不是确定和突现食指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文学史的地位，而是力图以一种同步的姿态和眼光来考察和叙述食指是如何在文学史的叙述中被发掘的。
食指的诗歌创作实际上始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但是，食指的被接受，特别是他在文学史上的被确认，却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食指是被追叙的“先驱”，他的诗歌创作和他诗歌地位的确立是不同步。洪史就是要还原这样一个历史的面貌，让读者意识到在诗歌史的发展中，诗人可能要经历被掩埋、被忽视而后才被发掘和重新重视的命运。
作为一种“历史事实”，食指的诗歌创作在先，朦胧诗这一诗潮的运动在后。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今天》的出版和朦胧诗的论争更早为人所知，而“食指”是伴随着1980年代后期对朦胧诗的改写和“重叙”才成为一种“文学事实”的。“历史事实”和“文学事实”之间的错位折射出来的是朦胧诗内部在诗歌观念、诗歌探索方向，和诗人在“诗歌场域”中的位置等的矛盾。它彰显了诗歌潮流、诗歌秩序在生成和构造过程中的复杂性，暴露了一些被遮蔽的问题，提示我们对文学现象作更细致的辨析和考察。洪史在“食指被确认”这个个案上采取的叙述策略是从《今天》这个刊物在当时的出现、出版情况、它的遭遇来切入对朦胧诗的叙述，提供了有关朦胧诗发生时的政治气候、文化氛围和意识形态等这样的一个“诗歌场域”，跟踪、考察、描述了当年的地下诗歌是如何进入官方的刊物，如何引发论争，造成了什么社会效应，又是如何被接受和承认的。在梳理完朦胧诗的发生背景之后，才在第三节谈到了“地下诗歌”的发掘与食指。写作者采取了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在行文中尽量避免“历史叙述”对“文学事实”的破坏和歪曲，借助对“文学事实”的自然呈现，敞开封闭的历史情境，为读者保存多一点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真实足迹，让读者能够借着这些去“接近”那一段历史，去“触摸”历史的丰富细腻性和它不可重复的独特性。
很明显，程史和洪史所秉持的写作立场、角度和主体意识是很不相同的。程史是用生命激情拥抱写作对象，对对象给予了理解和同情，表达了赞赏和惋惜。而洪史则是在努力地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性，尽量排除写作者的主观干扰，隐藏个人的价值尺度，以求更客观地接近历史。因为深知任何一种历史的写作活动，“都会受到某种‘隐蔽目的’的引导、制约，研究者的历史观，他对事情的观点、趣味，必定要投射到他对‘过去’所作的叙述中。”所以洪史自觉地拉开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距离，将“研究对象作为独立的存在，承认它具有独立的语境，”以一个旁观者对过往的诗歌现象进行审查，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在具体的操作上表现为，在诗歌史的正文叙述中只说出一些基本的事实，同时在注释中引入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在其他场合的发言，来补充和还原他所叙述的历史情景。正文和注释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互相质询和印证，却不给出明确的评价。洪史打开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用注解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更多历史材料——比如一些在当时是剑拔弩张的，而在现在看来确实非常有趣的争辩——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在丰富的史实中寻找答案。这种文学史的写作范式，延伸了我们的思考，体现了一种对被“历史叙述”本质化了的“历史真实”的探寻，以及一种对新诗史写作本身的反省。
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要面临“文学”和“史”的矛盾。“文学”是文采飞扬、摇曳多姿的，它是一种想象性艺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复杂的关系。而“文学史”始终是一种浓缩，力图从文学的丰富复杂中提炼概括出一些具有本质规律的东西。“文学”的繁复性和“文学史”的简约化是始终矛盾的一种张力，是所有文学史写作都要面对的难题。诗歌史也不例外。面对中国新诗史上涌现出来的众多诗人、诗作，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诗歌现象，面对新诗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观念的胶着和纠葛，洪史更多的倾向于历史的考察，采取了一种较为“兼容”的艺术立场：“在尊重诗的艺术特质的范畴内，繁复矛盾与单纯和谐是可以并存的美学风格。向社会性方面倾斜与向人的心理、意识层面的开放，可以构成互补的关系。”。以求更全面、客观地呈现历史。而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以下简称《演变》)则选择从文学的、审美的立场出发，对百年的新诗史进行一番新的审视。它致力于梳理新诗与现代语境、现代语言的复杂纠缠，从诗歌形式与语言艺术的角度人手，围绕诗歌的本体问题，追寻“现代汉诗”的美学与语言的现代重构。作者将对“现代汉诗”的文类秩序、语言策略和象征体系的考察贯穿到每一个阶段的思考中，辨析它们的差异和延续在各个阶段的表现。这样一种对新诗本体的关注和执着的探索，也体现在他对食指和新诗潮的阐述中。
1980年代，是诗与意识形态纠缠迎拒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诗歌被当成了“常质”，而新诗潮却成了“异质”的诗歌。《演变》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反思这种现象，指出新诗潮的这种“异质”其实是诗歌的“常质”，诗歌回到了个人有话要说的前提。这就把整个新诗潮从“诗质”的角度纳入到“百年汉诗”演变的轨道里，纳入到写作者审视和考察的范围内。写作者从新诗潮被质疑的历史命运和争论不休的诗歌现象中抽出身来，从诗歌的想象方式和主体确认上考察食指的诗歌创作，指出食指的诗恢复了真正的人性，加入了个人的生活细节、个人的感应，第一次把情感定位转向个人的内心真实经验。他的诗在那个非常态的时代告诉人们，“诗原来可以这么写”。这就从诗歌本身的艺术规范上肯定了食指的价值，肯定了他的探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书写食指，为读者进入和理解朦胧诗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提醒读者要从主体意识的觉醒的角度去看待后来北岛、多多等人的写作，理清这一代诗人的“经验的质”和“思维向度”，分辨他们从中提取了什么。这种分析和理论思辩其实是立足于对诗歌本体要求的自觉追求，在中国新诗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食指的诗因为真诚地回到内心，回到人的基本问题，重新确立了诗人的主体意识而显示了他对新诗的贡献。《演变》进一步指出，当时人们对新诗潮的接受，主要是因为它重现了人的价值，是个人话语空间的建立，而本质上不是对诗歌的语言形式和美感的体认，简言之，更多的是发现了“诗质”而不是“诗艺”。这就把对新诗潮的思考落实到诗歌的审美本质上来，揭示出它的局限和不足，从而也就指认了食指和新诗潮在百年新诗史链条中的意义。
《演变》一书的作者曾经在评论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时说：“文学史，从根本上说，是对知识时间的审读：拦截下历史过程中的文本、概念及其相关的人，于是通过分类活动转化为空间化主题化的排列，指引一种文学生态的分布状况。”作者从这种文学史观出发，对诗歌史上的材料进行重新的筛选和阐释，以此建构有自己特色的新诗史著作，为读者“进入”新诗史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展现了百年汉诗在艺术追求上的独特一面。
《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不同风格的阐述，让我们看到了新诗史写作拥有很大的空间，它包含了多种丰富的可能性。它们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与其苛求～种面面俱到的新诗史写作，不如开放视野，接受各种“片面的深刻”，因为文学史应该是每个人心目中的文学史，它是个人的东西，是每个人对于历史的个人想象。正是基于此，我们才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富于自主性的文学史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