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一部有开山意义的区域诗歌史
近些年，地方文学史这一块长期被荒废了的土地逐渐喧闹起来，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文学史著作，但区域新诗史却始终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由吕进教授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的出版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作为中国第一部区域新诗发展史，本书不仅有添缺补漏之功，而且在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有许多建树，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建构一部地域文学史，尤其是地域新诗史、绝非易事。因为地域新诗史首先是真正意义的文学史，然而又是地域性的文学史，大凡一般文学史遇到的难题都会碰到，此外还要碰到特殊的、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文学流变问题。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其学术意义首先应该在于能够科学详实地重现历史原貌，为读者提供清晰、准确的历史脉络。《发展史》以宏阔的视野，细致的笔触，全新的视角，完成了对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的一次整体性观照。首先夺人视线的是本书纵横交织、清晰独特的结构体系。除了导言《20世纪重庆新诗的发展轮廓》外，本书包括三部分(一)上卷五章对重庆新诗的发展历史进行纵向研究，描绘了重庆新诗的发展轨迹。论述了重庆诗歌的文化遗传及早期重庆新诗，重庆新诗的两次高潮(抗战时期和新时期)，以及“十七年”与90年代的重庆新诗，概括论述了重庆新诗的发生机制、审美特征、历史价值等。(二)下卷用十五章的篇幅，评论了20世纪重庆的重要诗人及诗评家。既有老一辈的方敬、杨吉甫，也有唱着归来者之歌的余薇野、穆仁、张天授;既有解放前就开始挥动诗笔的沙鸥、邹绛，也有解放后成名的梁上泉、傅天琳、李钢;既有《五色土》诗群，也有《界限》诗群。另外，本书对新时期重庆诗论界的代表人物吕进、石天河、周晓风、李怡、蒋登科、陈本益等的成就作了简括评述。(三)附录对两位主要诗歌活动不在重庆的本土诗人何其芳、邓均吾的诗歌成就作了阐述。
在对重庆诗发展的每个时期的具体描述中，编者并没有采用以单纯的时间先后为序评介诗人诗作，或以名诗人研究带动其他诗人研究的方法，而是根据重庆新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又注意到社会文化对重庆诗歌发展的作用，去追溯重庆新诗的迷人气质和绚丽风采，去寻绎重庆新诗的独特精神和优良传统，去重铸重庆新诗的生命情怀和现代灵魂，显示出统一中的多样化特征。
在历史渊源和新诗发展的早期，重庆新诗还没有形成某种区域性的可识别特征和可能遵循的规律。编者注重重庆秀美的自然景观与丰厚的人文景观对境内与境外诗人的影响，如历史上许多的文人墨客在途经或客居峡江地区时书写下巴渝的山水风情，诸如李白，杜甫，刘禹锡等由民歌发展而来的竹枝词、巫山高等诗歌体式也对境内诗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通过对早期诗人吴芳吉、邹容、杨沧白等的诗作的透视和考察，揭示出当时诗歌所体现出的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情怀对重庆新诗的广泛而长久的影响，突出他们为重庆新诗做出的开山之功。
抗战的爆发，重庆新诗发展迎来了第一次高潮。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其诗歌活动是同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密切相关的，是中国新诗的有机部分。“这一时期的重庆诗坛可谓人才济济，有二、三十年代早已蜚声海内外的名诗人，如郭沫若、减克家和艾青;也有在抗战烽火中脱颖而出的年轻诗人，如高兰、沙鸥和七月派诗人等。”这些外地诗人的到来，为重庆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和营养，掀起了重庆新诗的高潮。编者抓住当时南北文学融汇交流这一规律，生动而具体地展示出抗战时期重庆新诗的发展全貌，突出其‘有容乃大”的开放品格。
在“十七年”里，重庆诗坛的主力是从50年代初开始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诗人，如梁上泉、高缨、雁冀、孙静轩、陆桨等。虽然由于受到当时文艺方针的影响，在颂歌和战歌领域涌现出不少新秀，但总体上这个时期的诗歌是热情有余，艺术不足。
新时期是重庆新诗迄今最为繁荣、辉煌的黄金岁月。在新时期，从30年代、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十七年”、新时期走来的重庆诗人们汇聚到缪斯的神圣殿堂，形成了“四世同堂”的热闹场面。特别值得提起的是19$6年在西南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新诗研究所。作为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第一家研究新诗的专门的实体机构，它无疑是重庆诗界的荣耀，也引起了海内外同仁的广泛关注。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转型，诗歌相对沉寂，而重庆的诗歌却在艰难中依然彰显出活力。老中青三代诗人并肩驰骋，三峡诗群、少数民族诗群和“界限”诗群活跃于诗坛，乡土诗、儿童诗、微型诗和网络诗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展现出重庆诗歌的现代精神和人文关怀。无论是诗歌题材的挖掘，还是诗歌体裁及技巧的探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诗歌精神也不再是一种飘荡在旷野中的灵魂，而具有很强的当下性和世俗性”，(第154页)这正是在90年代重庆新诗仍保持繁荣昌盛的原因。而由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93华文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重庆，为90年代的重庆新诗涂上了闪亮的一笔。
这样的体系建构既清晰显示出重庆新诗发展的时间流程，又充分凸现每一时期重庆诗坛的“万花同春”的共时奇观，时空交错，多样统一。
这部《发展史》开创性地把宏观的历史建构与微观的个案分析有机结合，是一部较完整充分地评介重庆新诗发展史的著作。全书史中有论，论中有诗，诗具史笔，史蕴诗心，较好地实现了史论的融通。本书的卷二，一改传统文学史的写法，通过对重庆诗人的研究，论述其诗歌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特征，提出独到的见解。在史、论的处理上没有满足于对作品表层内容的平铺直叙，而是恰当地增加了论的成分，史论结合，表现出编者的知性色彩。同时又以历史眼光和现代意识去审视和考察重庆一些诗评家的诗论，评析其诗学成就和学术品格。本书不只注重有影响的诗人的创作，而是拓宽了史的范围，使一些影响不大但艺术个性鲜明的诗人，在重庆新诗史中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
编写《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其研究对象固然是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的新诗，但它又涉及到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这就需要研究者的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探索。参加本书的十余位编者，大多长期从事诗歌理论研究或重庆地方文学研究，他们不但熟悉重庆新诗的情况，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而且自身在学术上已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学术经验。毫无疑问，这都是保证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水平的重要条件。这样一部前无借鉴的著作，肯定还会有不足之处，有些学术问题也并非定论。但不管怎么说，这项巨大工程的完成，不仅有功于当代，也必将流惠后人。
在“十七年”里，重庆诗坛的主力是从50年代初开始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诗人，如梁上泉、高缨、雁冀、孙静轩、陆桨等。虽然由于受到当时文艺方针的影响，在颂歌和战歌领域涌现出不少新秀，但总体上这个时期的诗歌是热情有余，艺术不足。
新时期是重庆新诗迄今最为繁荣、辉煌的黄金岁月。在新时期，从30年代、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十七年”、新时期走来的重庆诗人们汇聚到缪斯的神圣殿堂，形成了“四世同堂”的热闹场面。特别值得提起的是19$6年在西南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新诗研究所。作为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第一家研究新诗的专门的实体机构，它无疑是重庆诗界的荣耀，也引起了海内外同仁的广泛关注。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转型，诗歌相对沉寂，而重庆的诗歌却在艰难中依然彰显出活力。老中青三代诗人并肩驰骋，三峡诗群、少数民族诗群和“界限”诗群活跃于诗坛，乡土诗、儿童诗、微型诗和网络诗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展现出重庆诗歌的现代精神和人文关怀。无论是诗歌题材的挖掘，还是诗歌体裁及技巧的探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诗歌精神也不再是一种飘荡在旷野中的灵魂，而具有很强的当下性和世俗性”，(第154页)这正是在90年代重庆新诗仍保持繁荣昌盛的原因。而由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93华文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重庆，为90年代的重庆新诗涂上了闪亮的一笔。
这样的体系建构既清晰显示出重庆新诗发展的时间流程，又充分凸现每一时期重庆诗坛的“万花同春”的共时奇观，时空交错，多样统一。
这部《发展史》开创性地把宏观的历史建构与微观的个案分析有机结合，是一部较完整充分地评介重庆新诗发展史的著作。全书史中有论，论中有诗，诗具史笔，史蕴诗心，较好地实现了史论的融通。本书的卷二，一改传统文学史的写法，通过对重庆诗人的研究，论述其诗歌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特征，提出独到的见解。在史、论的处理上没有满足于对作品表层内容的平铺直叙，而是恰当地增加了论的成分，史论结合，表现出编者的知性色彩。同时又以历史眼光和现代意识去审视和考察重庆一些诗评家的诗论，评析其诗学成就和学术品格。本书不只注重有影响的诗人的创作，而是拓宽了史的范围，使一些影响不大但艺术个性鲜明的诗人，在重庆新诗史中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
编写《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其研究对象固然是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的新诗，但它又涉及到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这就需要研究者的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探索。参加本书的十余位编者，大多长期从事诗歌理论研究或重庆地方文学研究，他们不但熟悉重庆新诗的情况，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而且自身在学术上已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学术经验。毫无疑问，这都是保证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水平的重要条件。这样一部前无借鉴的著作，肯定还会有不足之处，有些学术问题也并非定论。但不管怎么说，这项巨大工程的完成，不仅有功于当代，也必将流惠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