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
藏族是中华民族中一个悠久、文化灿烂的成员。由於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普遍的宗教信仰，藏族文化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过去，学术界对藏族文化中的宗教因素看得很重，忽视其非宗教文化的存在。而国外某些者中，更把藏族文化排斥於中华文化之外，否认藏族文化所具有的中华文化共性。因此，探讨藏族与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藏族文化构建中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整合，对正确认识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无疑有著重要意义，本文拟就藏文化构建中吸收与整台汉文化做些探讨。
一
据考古资料，藏族文明史至少可上溯到石器，而藏区与中原的交往也至少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黄帝时代。不过，因藏族作为一个民族最早形成於吐蕃时期，故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源头。
公元7世纪初崛起於藏南河谷的雅隆部落，在其赞普松赞干布（617？一650）的领导下，相继征服各部，统一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奴隶主军事联盟政权——吐蕃王朝。早期吐蕃文化十分落後，“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多事羊原羊氐之神，人信巫蚬，不知节候”“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麸为碗”，“其俗重壮残老，母拜於子，子倨於父。”雄才大略的松赞于布，深感这一切不能适应其奴隶制政权的需要，於是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以构建吐蕃新文化。
当时亚洲最先进的两大文化——唐文化和印度文化，正从两面包围著吐蕃。由於唐初薄赋轻徭政策，促进了大，中原地区正进入“贞观之治”的盛世，文化空前繁荣，困各地和诸藩国纷纷派遗使臣、商队与求学之士到长安，使唐都长安成为亚洲一大、经济、文化中心。吐蕃与唐地域相交，居民相杂，长期交往，不能不对唐文化产生特别的兴趣。
据藏史记载，早在松赞干布之父郎日伦赞（即论赞索）时，就从汉地输人医药、历算之术，因无文字，仅凭口传，故传播面不广。唐蕃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始於公元641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641—680在藏）入藏。随著公主入藏，吐蕃兴起了广泛吸取唐文化的“新文明”运动。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包括释迦牟尼佛像、60种占卜历算书籍、医药、18种工匠、各种谷物种子、众多男女侍从在内的丰富的唐文化成果，使吐蕃第一次集中、大量地接触了唐文化。而且因为政治上的联姻，开辟了唐蕃之间文化交流的渠道，使过去零星的。民间的交流，发展为官方的、正式的、经常的大规模的交流活动，为吐蕃吸取唐文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的下，不仅带头“自褫毡局，袭纨绡，为华风”，促使吐蕃朝野兴起“渐慕华风”的习尚，还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一方面“遗豪酋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和“派充侍子”。一方面“请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又请造酒、碾、礼、纸、墨之匠”，招“知汉书舍人”。吐蕃子弟进入太学及律、算等学中就读，“在当时长安城里，曾形成一个相当大的吐蕃人聚居点”吐蕃子弟少小人学，经过长时间的汉文化，有的人被唐朝留下做官、委以“吐蕃舍人”等职。他们返回後，大都成为吐蕃的重臣，担负著维系和发展唐蕃交流的任务。如被《唐书》称为“颇知书”的吐蕃大臣仲家，就是“少年时尝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唐高宗时多次担任吐蕃遣唐使。又如担任迎聘金城公主的吐蕃宰相名悉腊，也是早年留学长安，曾被唐朝任为“吐蕃舍人”，“朝廷皆称辨才”。”他对古诗文有很深造诣，曾参与唐中宗柏梁联诗。
而那些来唐“人侍”的吐蕃人，由於“或持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据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更多的接触到唐之制度与礼仪文化。回去後对於借鉴唐文化改造吐蕃社会文化更能产生大的影响。如著名的吐蕃大论禄东赞就曾将其子钦陵人侍唐，“因充侍子，遂得远观中国兵威礼乐”，成为吐蕃权臣。
继文成公主之後，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再次掀起唐蕃文化交流的高潮。金城入藏时“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随行的汉地技艺之士特别多，对吐蕃工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金城公主为促进唐蕃和好，极力从事於唐文化的引进，她曾向唐求取《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说明经过国学的培养，儒学已在吐蕃上层中有了一定影响。金城公主时赤松德赞（742－797，755—797在位）父子崇佛，公主便积极引荐汉僧入藏，同时促成赞普派人赴唐学取佛法。公元781年，唐廷因“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遗僧良涌、文素二人行，每岁一更之”，把派汉僧人藏传法规定下来。此外，受吐蕃直接邀请和自发人藏的汉僧也很多，藏文古籍《译师遗教》、《大臣遗教》中记载的入藏汉僧名字就有30馀人。著名的摩诃衍那（大乘和尚）就是应赞普邀请自沙州人藏的一名汉僧。他人藏後传讲禅宗顿悟教法，“吐蕃大多倒喜其法，并学其道”就连赞普之妃和姨母等贵胄夫人30除人也拜他为师，出家学法。”金城公主时还有“大量藏人来内地学医，并翻译了许多医书为藏文”在这一时期，许多在吐蕃王朝任职的汉人，为唐蕃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被两次派往内地求取佛经、医药的桑希（sangnshi)原为随金城公主人藏的汉族官吏马窦之子，幼充舞童，与赤松德赞为伴。故又名“甲楚噶堪”(rgya--phrugugapemkhan，意为“汉童舞者”)。赤松德赞即位後，对其深为倚重，充当了求取唐文化的特使。
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後，藏区与中原的交往并未断绝。五代时兴起“茶马互市”，使晚唐开始的“银马互市”为主的汉藏贸易有了大的发展。仅前蜀王建在汶、黎、维、茂州所市之马，就有1．2万匹之多到了宋代，更将这种互市制度化、扩大化。从而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伴随茶马互市而加强。元代以来因中央王朝对藏区的洽理加强，藏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藏汉民族的交往亦随之发展，大批政府官员、戌军、商贾、技工进人藏区，有的还藏汉通婚，长期定居於藏区，而藏区的僧俗首领到内地朝贡，藏族高僧到内地传法，一些藏族人在中央政府中供职，以及大量藏商来往於内地、藏区，使藏汉文化交流进人新阶段。 二
在藏族文化中常可发现吸收汉文化的积淀。
（一）宗教文化方面汉传佛教所创的禅宗在吐蕃时期曾有过相当大的，藏族宗教家也认为“宗门（即禅宗）就其实义与噶举派相同，即（噶举派）大手印表示之传承”。“除噶举大手印法外，宁玛派的一些教理也与禅宗同出一辙。儒学对吐蕃的深刻影响，使孔子成为了藏地宗教的一位尊神，“汉地儒教徒孔子皇帝是喇嘛教传说中一位神变大师，而且从来都与占卜术相联系……而在笨教徒心目中，这位儒教王成了辛绕（笨教祖师）的信徒，住在辛绕之国附属汉人的光明之地。”“藏人称‘公子神灵王’，认为他是灵异之王，还有在汉传历数禳解法中制造了《公子现证修法》仪轨。又有一类书中将其称为‘工巧公于’，认为他是一位善於工巧的能人”。有的藏传佛教高僧甚至认为儒学与佛教是相通的，“从儒家们所讲经论的隐义中，亦可见到‘有地道’的”，“易经的奥义可以说与无上密宗相吻合。”“此外，道教的李老君也被列入藏地宗教内，有说他是梵天的化身，有说他“与笨教的教主辛绕为一人”在藏传佛教的禳解法书籍中也有太极、无极等话和九宫、八卦等，“显然是根据《易经》而说的”。藏传佛教寺院内常见一种名为“斯巴角松”的壁画，图案即原按五行、十二生肖、九宫、八卦排列”一些法师在举行驱邪仪式时，首先画一龟背，然後在其上画出九宫图形，放一些东西於格中再作法。“这显然也家仿道家术士的“魇胜”之法。还有喇嘛占卜时所常用的“博唐”（spor—thang，五行算经）和“克甫孜”（gab—rise，五行图表），亦传自汉文化。现今藏族结婚时推算男女双方命相是否相合时仍用这些。道家堪与之学中四象、七星、二十八宿也被吸收进藏族宗教文化之中，如喇嘛寺院选址，要求“东为平地（代表白虎）、西为丘陵（代表青龙）、南为高地（代表朱雀），北为群山（代表玄武）”其方位与汉地“左（东）青龙，右（西）白虎，前（北）朱雀，後（尔）玄武”不全一致。显然是因藏族以西为上方，而汉族传统中以东为上方所致。
（二）伦理道德方面敦煌发现的一份吐蕃古藏文写卷中，记载了8一10世纪时吐蕃人的道德标准：做人要“公正、孝敬、和霭、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显然与儒家的“孝、悌、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相吻合。在吐蕃时期翻译的汉文典籍中有很多《孝经》，这显然是为借鉴汉文化以改造原来的旧伦理观念。
（三）礼仪方面
1婚丧之礼吐蕃早期盛行抢婚及自由婚。但後来藏族则较普远地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提亲必请媒人，先下聘，并勘合“八字”，要彼此不相克才允婚。出嫁必备妆奁，议亲须“门当户对”，其礼俗显受《周礼》、《礼记》的影响。人死後要举行七七四十九天的“荐七”活动，也自金城公主将此汉习推广於藏区的。
2．祖茔之制吐蕃早期“尸如虹散”，後虽葬亦“墓而不坟”，松赞干布始吸取唐陵寝之制，现存穷结藏王墓有陵亦有寝殿遗址。墓前有汉式镇墓兽和近似於阙的石碑。”其碑盖显为唐式。且历代赞普均葬於其祖地。亦是遵祖茔之制所为。藏传佛教兴起後葬法有了大的改变，但清代以来康青一些土司仍实行祖茔之制。
3．迎宾之礼藏族素以待客热情有礼闻名。客至，主人必迎於门外，进门後请客坐上位，斟茶捧献於前。这与《周礼》所规定的“每门让於客，至於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礼记•曲礼》）之礼仪几乎完全一样。考虑到吐蕃时大量派人入国学《周礼》等情况，可知二者是存在一定渊源关系的。
（四）医药、历算方面著名的藏医典籍《月王药珍》（sman一dpyad一zla—bavi—rgyal—po），系金城公zhu主带入藏的汉族医药书。《四部医典》所列的一千多种药中根大一部分是中药。藏医的“灸法”亦传自汉医的针灸学。藏医亦如中医一样讲究“辨证施治”，实行望、闻、问、切“四诊法”，切脉亦按寸、关、尺的名称（位置略有异）。在历算方面，吐蕃曾派了许多人向唐学习中原历法，松赞干布曾派甲迦冬衮（bya—gag-ston-krn）等四人去唐都学习历算，向“精於推算四季时节的嘉赤摩诃衍那学习了一年零七个月。”甲迦冬衮父子因此成为精通汉地历算之学的学者，相继担任宫廷卦师之职。故吐蕃历法多吸取汉历。吐蕃原只有十二生肖纪年法，引入汉历後，将十二生肖与汉地五行相配合。继之，五行又分阴阳为十数，替代（汉历）十天干。到18世纪，藏历又吸收了中原时宪历的一些成份，臻於完善。
（五）技艺方面
1．建筑汉族建筑的歇山式屋顶、飞檐、斗拱、藻并、硫璃瓦等被不少的藏族建筑所采用，如藏传佛教著名寺院桑耶寺其主殿的第二层即按汉式建筑。夏鲁寺大殿的二层亦完全采用汉式建筑。布达拉官白宫东大殿佛座上方的藻井，柱头上的斗拱也为汉式。
2．器物制作据《拉达克王统记》记载，吐蕃“以乳制酪，以酪提炼为酥油及酪浆，以酪浆炼制酪糕（即“奶饼”）；将陶土制为陶器；建造水磨；以织机纺织布”等均为文成公主自汉地传人。（唐书）载高宗时吐蕃请“造酒、碾、碳、纸、墨之匠”。其中皑即石磨，今藏语仍称为“磴”。（mchig，藏语读音为qi，汉语“皑”音Wei，可能最初藏文按汉文字的形声而将藏音定为qi）。藏地原有制陶技术，文成公主所传应系“上釉”技术。藏语现仍称釉子为“玉子”（g．yu—rtsi）,显系音译。其外如打场的连枷（rgyadbgug），淘金的“金船”，以水银勾取沙金等器物和技艺亦自汉地传入。
3．酿酒技术吐蕃原有酿酒技术为“蘖法”。《拾遗记》说：“蘖出西羌，麴出北明”即指此。所谓“蘖”，为发芽之麦、米，因含糖化酶，能将谷物、麦类中的淀粉转化为糖，进而发酵成酒。然此法所酿之酒度数很低，易酸败，且难掌握火候技术。文成公主始将内地的麴酿法传人吐蕃。因当时唐室好饮米酒，故吐蕃当时学习的酿酒术主要是米酒（即令西安“稠酒”一类）。公元7—9世纪所作的第穆萨摩岩石刻中，规定工布小王向赞普奉献“酿酒粮食，青稞、大米任何一种均可。”藏史记载赞普热巴巾（815—838在位，即可黎可足赞普）就是因“饮米酒（vbras—chang）酣睡”被反佛派所扼杀。吐蕃後期，米的来源逐渐减少，米酒逐渐被青稞酒取代。但这时的青稞酒亦改旧式蘖酿法为麴发，其工艺与原理完全和内地麴酿法一致。若将《格萨尔王传》中对青稞酒酿造过程的描述与《齐民要术》中酿米酒之法相比较，便可发现除原料改用青稞外，其馀均相同。而藏麴的制法也与内地制麴法基本一样（药草为高原特有）。元代以来藏族还酿制一种名叫“阿热”（A—rag）的烧酒，即藏白酒。有的学者认为从名称看“似应为阿拉伯民族中传人的酿造法”。其实，此酒即（饮膳正要）中所说的“阿刺吉酒”。据考证，“阿剌吉”“在语源上，它是“汁”的同义词，本来是指“树汁”……进一步便成了一切用当地原料酿造的酒的泛称”。”蒙古人借用此词称呼烧酒为“阿烧”，显系蒙语阿刺吉（Araca）的转译。由於元代“郡县吐蕃之地”，这种酒在元代传入藏区时，藏族便借用了蒙古人的称呼。我国东汉时已发明蒸馏酒技术，元代内地更大量生产烧酒。而藏区这时又与阿拉伯国家无联系。故关蒸馏烧酒的技术只能是从内地传人藏区的。笔者考察藏区制“阿热”的釜、饭、冷凝管等，均与内地土法酿酒的设备一样。
（六）饮食方面藏族生活中必不可缺的茶系自松赞干布之孙赤都松时（676-704在位，《唐书》作器弩悉弄）由汉地传入。因它对藏族合理饮食结构的构成具有重大作用，故深受藏族喜爱，并形成融民族性格、审美观、理念和生活方式为一体的藏族茶文化。藏族饮茶之习既传自内地，故其茶文化中亦吸取了不少汉族茶文化的。例如元明以前内地饮茶要在茶中放入葱、姜、枣等台煮。至今天多藏区一些地方仍有此俗。茶中放盐原也是唐宋时中原饮茶之习，藏族一直保持这种习惯。唐时“称饮茗者，必浑而烹之，与席蔬而啜者无异，”即饮荼时像阳菜汤一样连水带渣一同喝掉。现今康区一些地方藏族所喝的“糌粑茶”，仍保留连茶叶一起吃掉的中原古习。
食物中吸收汉地食品亦不少，如“豆腐”、“粉丝”、“馍馍”、“菠菜”、“白菜”、“萝卜”等在藏语中均为汉语借词。巴塘面食中叫“猴子耳朵”的，即西安人所说的“麻食子”。
（七）文化艺术方面
1．舞蹈《新唐书》载刘元鼎於长庆二年（822）到吐蕃会盟时，赞普举行宴会“大享於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人”。说明自金城公主带“杂伎诸工”、“龟兹乐”入藏後，吐蕃王室已有汉人组成的宫廷乐伎队。联系上文所说“汉童舞者”桑布曾为太子陪伴，可知当时吐蕃王室对唐乐舞的雅乐。《秦王破阵曲》原为器乐，属唐自制三大乐之首。後由乐变为乐舞，其舞“右圆左方，先偏後伍，交错屈伸。”“乐工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此舞原属“武舞”，中原古制“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唐太宗系靠征伐得天下，故“太宗即位，每宴必奏”此乐。吐蕃亦仿行，说明其对唐乐舞所知甚深，把这一套乐礼也袭用下来。又如藏族音乐中的“囊码”（nang-ma），原为宫廷乐，後流行於民间。据说，第司桑杰嘉错（1653—1705）时期，这是少数上层享受的一种雅乐。在探讨“囊玛”源头时，我们不应忽略唐时宫廷乐之影响。八世达{学}赖时噶伦多仁旦增班觉逗留北京时，学习扬琴、笙等内地乐器，带回藏中又融人“囊玛”音乐之中，使之更加丰富。
2．戏剧藏族戏剧一般认为系14—15世纪时唐东结布（1385—1509）所创。此时正值内地元曲杂剧十分盛行之时，也是藏区正式被中央政权派官管理之後。因此，作为中国戏剧精粹的元杂剧理当对藏戏的产生有所影响。元杂剧的程式中，照例先有一场“楔子”，由一“副末”出场介绍剧情梗概或主旨。而现今藏戏中亦有类似的情况，正戏前照例有一场“温巴顿”（rngon—pa一vdon，又称“降嘎冉”）由演员扮“温巴”（猎人），以韵律之调诵唱剧情、介绍角色，还常有一汉装老者出场逗笑（极似内地戏中丑角的插科打訁军）口这些均显然受元杂剧之影响。有的藏戏（如安多藏戏、色达藏戏等）更从表演手法，布景、道具甚至演出场地等方面都借鉴了内地戏剧的经验，以丰富其表演
3．雕塑绘画拉萨大昭寺的松赞干布和赤尊、文成公主像以及释迦牟尼塑像和“四大天王”塑像“均为中原汉地的传统风格”。在其他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中也常可见到依汉式风格所塑的佛像。在绘画方面，汉式绘法对藏画的影响尤其大。藏昼流派中著名的“门鲁派”(sman－ungs)，尤“与汉地昼派风格相近”。”据藏文史料记载，该派创始人门唐巴•勉拉顿珠（sman—thang—han一sman-bla-don-grub）前生本是一汉地画师。他在一次“人静”中看到了自己前世所绘的一幅名为“甲则钦莫”的丝绸画，顿生“宿住通”（即了知前世的一切），才创立了这种画派。可见此派与汉式画法有很深的渊源。这种画派在藏族宗教画中很受重视，五世达{学}赖绘“金钢鬘”唐卡时曾规定“文静佛像以门唐巴的传统绘画为准”。又如著名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所创的“噶日”画派，也是在黑帽系十世噶玛巴却英多吉川（1604—1674）大力吸收汉地画派的一些技法後，“形成与汉地画相接近的绘画新风格”，尤其在花木、房屋等的绘画方面借鉴汉画甚多。三
文化交流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藏族文化吸收了一些汉文化，汉文化也吸收了一些藏族文化，例如唐代王室十分喜爱的马球，妇女脸上涂的日月型的膏痣，耳上戴的耳坠，乐器中的，唐朝贵族官吏用青绢制作的拂庐（大帐篷）等，以及後来元、明、清、民国各时期内地流传的佛教密宗等等均系从藏文化中吸收而来。当然，这种文化的相互和吸收并不是等同的，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就是：文化相对後进的一方总是要多吸收一些相对先进一方的东西。“如像日本那样，西藏从唐朝大量的吸收汉文化，这绝不是巧合，因为盛唐文化的灿烂辉煌在中世纪是举世无比的”吐蕃文化构建中吸收唐文化多一些也就十分。而吐蕃文化又大部分被涵化於藏族文化中，因此，可以说藏族文化在构建之初就已吸收了不少汉族文化，随著藏汉民族关系的日益密切，这种文化交流亦不断加深。
但是，藏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借鉴。吸收乃是一种文化的整合，即经过交流、吸收、选择最後使“移人”的部分融合於藏民族固有文化之中，成为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绝不是机械地原封不动地照搬或摹仿汉文化。这些文化因子的“移入”，无疑对藏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挪用。
人类文化史证明：凡是比较优秀的璀璨的民族文化，无不是善於和勇於吸取其他文化而起来的。藏族在吐蕃时期奉行文化开放政策，唐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均不遗馀力地吸收过来，加以消化。这种兼收并蓄其他民族文化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开放态度，使藏族文化得以光辉夺目，颇具魅力。随著藏传佛教的形成及其影响的加深，藏族文化逐渐变得较为封闭，使藏族文化的发展步伐趋於缓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面临21世纪藏区化的浪潮，这种文化的某种滞後现象已影响到藏区社会的发展，因而不少藏族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藏族文化的发展和更新。认真经验，发扬吐蕃时期的文化开放传统，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中对藏族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的部分，那麽藏族文化进入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则是指日可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