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信文化的形成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文化是的一种动力，经济竞争力背后的支撑力之一是文化。浙江之所以成为经济大省，与它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温州经济发展模式是浙江经济的一个缩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温州的地域文化还有没有以往的和作用——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
在温州采访，有个寓言故事颇耐人寻味：一个外星人来到，在上海，他立即被圈起来进行展览，从中收取不菲的门票收入；在广东，他马上被人解剖了，他能不能食用、有没有营养；而在温州，他则竞相被人邀请去吃饭，然后问：“你们那里什么东西最好卖？”
这个故事反映了温州人的特性：不放过任何机会。他们的这种商业头脑，就来自这里独特的传统文化背景。
温州土地资源十分匮乏，人均耕地不足3分，史书记叙说：“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在传统的“农本”社会中，这里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一方人，需要到温州以外的地方去获取资源。因此，温州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善于捕捉各种商业机会，勇于外出经营谋生。
据史载，北宋中期，温州人口总数已有12万多户。到了南宋，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使这里的土地资源更加缺少，许多人必须在土地以外求得生存和发展。于是，这里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户：机户。这是宋代纺织业中的小型作坊或机织家庭的专称。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并出卖纺织品。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生存环境迫使温州人必须突破“重本（农）轻末（商）”的传统观念，离土离乡，从事工商业。于是，瓯越之地就较早地形成了商业文化，人们“富贵而不务本”，纷纷走上了经商之路。有史书描写说，温州“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海育多于地产”。在南宋时期，永嘉县的商业税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7倍多。
这种悠远的经商传统和深厚的商业文化，渐渐地渗透到人们的血液，成为温州人的一种符号。有人说，温州人的头发都是空心的，每根头发里都蕴藏着商业智慧。
根植于温州人骨髓里的这种“商人基因”，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条件，就勃发为一种经济现象。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就发端于这种“草根层”的创业冲动，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亲帮亲，邻帮邻，很快形成了势不可当的商品经济大潮。温州市的一位经济文化专家说，温州经济像一片浩茫的“灌木丛”，是在当地独特的地域环境下自发生长的，因此具有非常强的群聚性和生命力。这就是温州经济的特色。
渗透到骨髓的“文化遗传”
谈温州文化，不能不说“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相对峙的思想流派。出生于温州永嘉县的学者和思想家叶适，集中了“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和他之前已有的“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加以丰富和提高，形成了一种务求实效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重大影响。
永嘉是当时温州的州治所在地。“永嘉学派”的精髓是反对空谈性理，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表示应“以利和义”，而不是“以义抑利”。
从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永嘉学派”批判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夫四民（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认为应该“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大力发展工商业。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强民，收复中原，实现国家大一统的远大理想。
应该说，“永嘉学派”和“事功之学”，是以温州的社会经济土壤为根基的。但反过来，“永嘉学派”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
文化传统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永嘉学派”虽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学术流派，但表现的却是当地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这种渗透在温州人骨髓里的“文化遗传”，在不同的时期都会得到承传和表现。
19世纪末，被称为“东瓯三杰”的陈虬、宋恕、陈黻宸，就继承了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批判“汉宋儒者，名修孔教，乃不能深求富教之策，立达之方……空谈心性，坐视国家之穷拙”，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勇敢地站在前头，传播西学，宣传维新，提出变法纲领，主张“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发展商业，促进商品经济发育。
因此，“永嘉学派”不仅奠定了特质鲜明的瓯越文化精神，同时又为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经济的发展演进轨迹和制度创新模式，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了重视工商的传统文化烙印。
不弃“小土堆”的务实之风
温州的重商文化源于这里的地域环境和生存状态，是由生活需要而渐变为一种心理和文化积淀。因此，务实又是温州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生存，它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非常明确地说：“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他认为，“道不可须臾离物”，物质是一切道德思想的载体。因此，明清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概括“永嘉学派”的特点时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这种强调直面现实、尊重、有所作为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温州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
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对它的是非论争有时甚至非常尖锐。但身处矛盾旋涡的温州人，却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生意，鉴别一下哪笔合同“姓社”、哪笔合同“姓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以商人的眼光进行价值判断和取向，这是“温州模式”不倒的奥秘所在。
然而，与叶适同时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对这种文化不屑一顾，他讥讽“永嘉学派”说：“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了，只是小。”朱熹说的固然尖刻，但反映的却是温州人一切从现实出发的务实精神。
温州人从不因为“小”而不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温州现代经济，就是从经营一颗纽扣、一枚徽章、一只开关开始的。实际上，温州人志在登泰山，但不弃“小土堆”，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才成就了今日温州经济的泱泱大潮。适应竞争环境的文化精神
“报喜鸟”西服是在我国服装市场竞争最酷烈的背景下崛起的。在谈到的竞争优势时，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介绍了他们几年来竞争方式的演变：数量竞争、质量竞争、品牌竞争，现在进入了设计竞争和文化竞争。
文化是竞争的最高形式。就企业而言，是要把企业文化融入产品，形成自己的个性特点并为广大消费者接受，成为消费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对区域经济来说，它的持久竞争力就来自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性。
温州文化有没有这种特质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从温州人最早“包天”、“包地”和以后的各种制度创新看得出来。
“通世变”，这是“事功之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意思是说，要时时把握客观世界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和现实条件，不断改变自己的路径选择，顺势应时，与时俱进，方能求得“真功”、“实效”。这种适应变化、主动调整的文化精神，非常适合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所以具有现实竞争力。
最近几年，有大批温州人冲破地域限制，带着资本和智慧到全国以至全球去办厂。为什么？他们是赶赴一个新机遇。
过去，温州有政策相对宽松的小气候，尽管他们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都在外地，但企业要办在温州，这里较少行政干预，没有政策风险，适宜企业生存。现在，各地都降低了门槛，政策环境已趋同，因而他们就义无反顾，走出原来的狭小空间，要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开拓市场。大约有160万温州人走出温州，在全国和全球打天下。
现在，温州企业家队伍中有一种：攻读MBA，初略算算就有100多名。这是他们为应对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而作出的一个新选择。温州还流行一个新词汇，叫“幸福创业”，意思是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嫁接知识和国际眼光，在轻松愉快中完成“惊险的跳跃”。
“能握微资以自营殖”，这是温州人的能耐，也是温州文化精神所在。这种文化已经塑造了新一代温州商人，在这种文化的下，温州将很快形成全新的经济格局和全球竞争的能力。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温州将再度让世界震惊。
文化，现代经济的“发动机”
文化，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现象。现代经济摆脱了资本最初积累时的掠夺竞争状态，逐步发展为融经济、技术、文化、等为一体的文明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包括，也包括管理科学和人文科学，文化和知识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方面，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内涵。
在经济发展动力中，思想观念、人文资源、文化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促进作用空前突出。观念处于文化的核心层，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导向和推动作用。人文资源比原材料和能源更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人文环境决定经济环境、经济效益。我国商品经济发轫较早的温州，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优势，但温州历史上有重商传统的“永嘉学派”，温州人长期延续下来的商业智慧，构成了“温州模式”的文化底蕴。同样，“苏南模式”的形成与吴文化（有人称水文化）流动、开放的传统内涵不无关系。河北省盐山县大力开发“徐福千童文化”，近几年受此影响而签订的合同和外资额占到全县总量的40％左右。
商业文化的内涵有四个方面，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其中起载体作用的是商品文化，它包括商品的文化内涵、文化附加值与文化特色———商品的构思、设计、造型、款式、装潢、商标、广告等。以服装业为例，我国和意大利同为服装出口大国，意大利靠先进的服饰文化和名牌，赚取的是高附加值，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每吨服装的换汇额高出我国5．8倍。近年来，我国服饰文化空前活跃，“服装＝面料＋文化＋市场”的公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不仅国内市场成衣率大幅提高，而且出口创汇额增加到年200多亿美元。从产业文化的意义上说，产品价值取决于产品的文化品位，产业的发展取决于产业文化的先导。因此，必须大力提高经济组织的文化品位，不断推动技术创新，把智力和知识注入到产品开发之中，提高文化、在投入产出中的贡献率，提高商品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
在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中，消费文化的比重日趋扩大，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助推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从出行骑自行车、摩托车到租车、买车，从家用电器老三件、旧三件到新六件，此起彼伏的消费文化潮，不断赋予经济形态以现代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形态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温州的全国第一
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实践者：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工包产》的文章，时任永嘉县农业书记的李云河眼睛一亮，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同年5月，经上级批准，永嘉县燎原农业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这年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户经验》问世。
第一座农民城：1983年1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苍南县龙港镇。当时，这里只是鳌江边的一个港区，没有居民，时任钱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主动请缨，要求到这个新镇工作，得到县委批准。1984年8月，经过一番艰苦的宣传发动，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干部、职工有2000多户，筹集资金1．2亿元。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就此启动了。
第一例行政诉讼案：1988年8月25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苍南县影剧院公开审理“包郑照诉苍南县政府赔偿损失案”。这是全国第一起农民{学}运用手段指控县政府、法院依法受理并公开审判的行政诉讼案。这场官司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标志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步。
第一个在海外开办商品市场：1998年7月，50多位年轻的温州人飞越千山万水，在巴西的圣保罗市开办了一个专业市场——中华商城。这是我国在海外开办的第一个专业市场，主要销售服装、皮革、眼镜、电器等商品。通过这个市场，使我省的大量名优小商品流入国际经济的循环体系。
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1991年春节前夕，常年在外地跑供销的温州人王均瑶和一帮朋友包了一辆“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多公里的漫长路途中，王均瑶的脑袋中颠簸出了一个念头：包飞机。同年7月28日，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叩开了民航局的大门，承包了长沙——温州的航线，首开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飞机的先河。
“永嘉学派”与“事功之学”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创始人是薛季宣、陈傅良，他们分别是现在的温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当时的州治所在地，故称为“永嘉学派”。稍后的思想家叶适（永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认为“利者为义之和”，主张义与利的一致性，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叶适是“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思想，还吸收了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的事功之学，逐步建立起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体系。
“事功之学”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事功之学提出了“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为学务实，关心世事，反对空谈义理，认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其二，在和上，事功之学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实政与实德双修”，认为杰出人物的“实德”是在“实政”的活动中培养出来的，强调“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
其三，事功学派的伦理思想是“义利双行”，即“道义”与“功利”相结合，肯定人的物质利益，“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其四，在推进经济发展上，事功学派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和政策，“夫四民（指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提倡大力发展工商业。
一 什么是债信文化
债信文化是一种自由交易、借债还钱、损害赔偿的理念、传统和行为规范，用以支配和调节着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和信用行为。它形成于商业或市场社会，并随着商业的发达和市场的进化而，与契约文化、商业文化是同一种文化形态的不同表达和不同称谓。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债信文化是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特别是私人产权得以明确界定，并得到有效实施和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支持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减少人们相互交往的风险和成本，形成一种可以扩展的合作秩序。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债信文化不只是在乡土社会的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存在，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和全球范围以及陌生人之间发展。它是人们后天习得的，是一个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交往能力和秉性，不仅具有普适的性质，而且具有规范性内涵。
作为个人的一般思想，债信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缓慢地演变的，它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并且是随着经验的积累而演化的，因而，这种演化不仅是边际性的，而且是路径依赖的。
作为一种共享的价值和一套规则体系，债信文化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上，成为调节人们信用行为的机制。其中，有些制度规则可能是明晰的和正式的，但更多地是隐含的和非正式的，有的甚至要靠符号来支撑，它渗透在人们的血液里，融化在日常的习惯中，通过经验和实践而习得，并通过自发的遵从而发挥作用。
二 为什么提出和讨论债信文化
是一个缺少债信文化的国度，又是一个急待建立和发展债信文化的国度。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人无信义，无以立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及仁、义、礼、智、信，温、廉、恭、俭、让之类的箴言，但这充其量只存在于乡土社区和乡亲熟人之间。因而，中国人往往在乡土社会是君子，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有可能变成小人。尽管近代以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也曾经出现过高风险的业，晋商票号的繁荣，其银票曾广泛流通，西至圣彼得堡，东达神户，其信用之好，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上海、江浙一带民营资本的发展，也曾造就了近代商业社会和市场制度的萌芽。但是，由于范围狭小，时间短暂，再加上环境的变故，它们不仅没有成长壮大，反而凋谢和枯萎了。
如果说在传统文化中，还存有债信文化的某些要素，那么，建国后几十年的折腾，连传统中那一点点信用也丢掉了。首先是对私人产权的大规模的侵犯，特别是作为政府的一种持续的制度性行为，其结果是公有产权的广泛普及和私人产权的几近消灭；其次是对民间信用的取缔和剿杀，以至在其鼎盛时期，个人的金融决策及其与金融机构的关系除了简单的现金储蓄以外，几乎不可能发生任何金融交易，个人之间也很少发生信用往来和金融交易；还有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对于种种失信行为的褒扬和对诚信行为的批判。于是，形成了一些与债信文化相悖的理念和传统，出现了很多背信弃义、食言悔诺的行为，如，借债不还，欠钱有利、有理，债权人怕债务人，逃废债；杀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及贪污腐败等等。甚至一些官员从银行贷款为政府搞建设，当银行提请其还贷时，竟然十分诧异，不知道这里还有借债还钱一说。这样一来，信用成为当前最稀缺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几乎成为一种债信文化的沙漠。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计划经济是一种统制经济和命令经济，仅仅依靠行政层次和行政命令，整个社会和经济就能够有效地运行，既不需要在人们之间建立什么信用关系，也不需要发展什么信用交易，债信文化也就没有生存的土壤和环境，或者说，只要有政府信用和命令文化就足够了，民间信用和债信文化都是多余的。现在，我们正在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虽然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政府信用，但却无法依靠政府的命令来维系和调节，而必须以发达的民间信用为基础，靠自发遵从的债信文化和契约文化来维系的。鉴于信用基础的式微和债信文化的缺失，因此，发展民间信用，建设债信文化就是当务之急。
市场经济需要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而后者是靠信用支撑的，其本质就是信用，因为，信用一旦能够转让和交易，就产生了金融，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中，健全和有效的金融体系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一旦发生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整个经济生活就会陷于混乱状态。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从近代以来的情况看，所谓经济危机，其实就是金融危机和信用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市场制度，其核心就是如何建立和发展信用制度和债信文化，防止和避免金融危机和信用危机。
三 开放民间金融和民间信用：债信文化形成的必由之路
当前中国的现实是既缺乏债信文化又急需债信文化，而债信文化的形成又是人们在信用活动和金融实践中耳闻目染、逐渐习得和不断积累的过程。因而，建设和发展债信文化，首先有一个解除政府管制，让人们放开手脚，积极参与和发展信用交易和金融活动的。我们的误区也在这里。由于信用基础的脆弱，债信文化的缺失，金融风险的积累和威胁，因而，风险防范成为主要任务，而金融发展和信用扩展成为次要的事情。不仅如此，防范风险成为抑制民间金融的代名词。于是，一方面收紧个人的信用往来和金融交易，另一方面，不允许民间金融和民间信用的发展。其实，一个人如果不与他人和金融机构发生信用交易和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任何信用记录，那么，他对信用和金融的理解和认识，要么是空白，要么是肤浅的，债信文化就不可能成为人们的一般思想和观念。同样，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发达的信用交易和错纵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债信文化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然而，要发展信用交易，培育债信文化，是需要扎扎实实做些具体工作的。这里，我们想以助学贷款和民间金融为例，稍作。
目前，助学贷款的发放率大约在10-30%之间，据说是因为学生的信用差，还款率低，银行的损失和风险比较大。于是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把发放助学贷款与建立学生的个人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结合起来，用个人信用档案代替以前的人事档案，这一问题也许不难解决。这样做的好处主要不在于提高助学贷款的还款率，而在于通过自己的实践，向学生灌输一种诚信守约的理念，确立一种借债还钱的思想，使之从一进入社会起，就懂得爱护自己的信用，积累自己的信用。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学生的信用差，而在于国有商业银行没有激励去从事这件事。一是因为助学贷款数量小，交易成本高；二是因为建立个人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有外部性，成本要自己负担，收益是他人的和社会的。因此，与其在贷款利率上实行优惠政策，不如在建立信用记录上实施鼓励办法，或者将二者结合起来。不仅如此，既然建立了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就要运用它，让它发挥作用，成为促进债信文化形成的工具。
民间金融活动和民间信用交易是培育债信文化的大学校。在这里，债权人和债务人平等对峙，相互竞争，讨价还价，缔约践约，自由交易、借债还钱、损害赔偿的理念和传统就会逐渐在人们的心中扎根、发芽、生长，诚信守约就会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然而，我们至今仍然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存在，甚至随意关闭民间信用机构。其实，民间信用的问题与其说是它本身固有的，不如说是政府视为非法，围剿和取缔的结果。因为，在一个天天面临制裁的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比正常情况下要严重得多，由此引起的道德风险，特别是逆向选择的问题更大。既然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融资需求，而国有金融又满足不了，实行管制的结果，实际上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获利空间，管制得越严，获利的空间越大，地下金融和高利贷就越活跃，假冒伪劣就越盛行，市场秩序就越混乱，社会信用和社会道德的破坏就越厉害。我们目前就陷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因此，要要建立市场经济信用基础，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债信文化，放开民间信用和民间金融是必由之路。否则，就是叶公好龙，自欺欺人。四 放弃隐含担保：清除债信文化形成的障碍
阻碍信用基础和债信文化形成的不仅在于政府对民间信用和民间的严格管制，而且在于国家信用和国有金融本身的缺陷。其集中表现为的软约束和政府的隐含担保。这实际上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控制者和经营者不是企业家和银行家，而是政府官员，由于可以就企业的财务与政府重新谈判，因而，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与其说是一种信用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投机行为，企业对于银行的债务，要么是千年不赖，千年不还，要么是假破产，真逃债。这不仅无助于信用制度的建立，而且在破坏人们心目中借债还钱的理念。与此相适应，政府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银行的隐含担保，更是进一步瓦解和破坏整个的信用基础。债转股就是最好的例证。
债转股和股转债如果是企业的自主行为和市场选择，那么，就是企业为应对市场变化和市场风险而进行的资本结构的调整，的只是企业本身的绩效，但如果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决策，其影响就是另一种情形。对于企业来说是减债减负，遵循的是歧视性的规则和优汰劣胜的规则，企业还会继续不顾还款能力借债，也会千方百计地逃废债；对于银行来说，是剥离不良资产，改善资产质量，会继续不问资质债信放贷；对于资产管理公司来说，为了尽快地将手中的股权脱手变现，于是热衷于PT和ST公司的重组，阻碍其下市和退出。这样一来，激励和培育的不是诚信行为和债信文化，而是寻租行为和寻租文化。因而才有如下的结果出现，债转股剥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并没有减少，仍然高达25%以上；1998年政府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使之达到8%的国际标准，但是，经过几年的运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实率又下降到5.7%，其中农行下降到1.4%。这一结果所传达的信息及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也许比其本身更严重。
消除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隐含担保，涉及到整个体制特别是国有经济根本变革，彻底改变以国有产权为主、政府垄断和为国有企业服务为特征的金融结构。当然，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这一方向必须明确而坚定，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抓紧。
总之，债信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和互动过程，需要的是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断地积累，方能有所成就，而不能在相反方向上使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