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一)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一个传统的生成
汪政：应醒龙兄的邀请，我们接着做有关文学与中国经验的对话。这次何平提议就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资源问题进行讨论。这是一个有些敏感但却重要的话题，我们必须面对。
何平：谈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首先面对的是一个传统的生成问题。“社会主义文学”是什么时候提出的？从历届文代会的报告看，虽然一九五三年的第二届文代会已经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词，但“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学”全面取代“新的人民的文艺”成为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词应该是第三届文代会。按照周扬为第三次文代会所做的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空前速度持续跃进”合符逻辑的结果。应该说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只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全球化的加剧，“社会主义文学”似乎不断遭遇到质疑和挑战。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产生于世界两大政治阵营对抗的冷战时代。对抗曾经使社会主义文学充满了丰富的张力，其对抗中的彰显的区别性和差异性自然也相当鲜明。而在当今世界日趋一体化、同质化的今天，“社会主义文学”什么是其存在的理由和自身的规定性，它是否在和传统的对照中发生迁移和转化，如果发生迁移和转化，其意义世界是如何重新建构的，都值得我们深思。
吴俊：从中国当代政治或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社会主义文学”是必然的也是惟一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孕育、诞生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潮流之中，中国当代的国家政治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惟一合法性地位，而建立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当然也是国家政治必然的题中之意。不管新中国的历史如何演变，这都是我们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同时，我们更应注意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自觉选择、探索和实践。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不仅在制度层面，也在意识形态层面，更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层面上，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拥有并表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这也就构成了我们当下和未来的最重要的文学遗产和历史经验。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它本身也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产物。它历来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封闭的。它有同志、同路人、同情者，也有歧路者和敌人。它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盛衰而起伏，特别是在世界政治利益多方博弈、格局空前复杂的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和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学，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文学等的实践和经验，恐怕并不能被全球一体化所淹没。对此，需要强调历史的考量。
施战军：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周扬所提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具代表意识形态主流的效应，其实这一概念出现比之较早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罗荪的著作《保卫社会主义文学》，罗荪也不是小人物，只不过跟周扬相比，他在文化文学艺术界的政治权威性弱了一些而已。从源流上看，当时主要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借鉴，一九三○年代初期，高尔基等人提出并经过斯大林同意，在一九三四年在全苏第一次作代会章程中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中国从一九四二年《讲话》到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文代会其实所强调的创作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文学发展到五十—六十年代，该原则已经出现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倾向。鉴于此，加之毛泽东诗词以及大跃进民歌的浪漫主义气势的影响，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显然已经和苏联的提法和内涵有所区别，其创作的基本原则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两结合”成为指导我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从中国本土文学方面，再往前看，在毛泽东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已经生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萌芽，至少，在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的言语方式、论争习惯、阶级思维模式等等，早就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阶段发生和基本定型。甚至在“现代性”的策略的方式方法上，可以上溯到《新青年》同人以及“创造社”骨干和它的论敌们的斗争经验上。
贺仲明：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也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这一传统的存在是肯定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一谈文学传统就自然谈五四文学，似乎除此以外就不存在传统了。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事实上，新文学发展到三十年代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就像战军说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一直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它和五四文学传统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它也许未达到五四文学传统那么高的成就，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与五四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互补关系，它的某些因素对五四传统也有所超越。我们文学史对这一传统的关注有所不够，尤其是对它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重视。就像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在三十年代文学中，左翼文学一定劣于其他文学一样，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简单地否定所有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至少，它的某些因素在今天是很有启迪意义的。房龙说过一句话：了解一切即宽容一切。我们对这一传统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往往对它作非常简单的否定和批判。事实其实并不如此简单。
何言宏：“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相当宏大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一次对话似乎很难解决，需要一系列的深入研究。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进行初步的交流和思考，互相激发，甚至互相交锋，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很有意义。首先我觉得，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如果离开全球化的背景，有效性是非常可疑的，实际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情况也是如此。如此说来，无论是我们清理和反思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既往历史，还是想象和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未来，都应具有这样的视野。刚才何平说了，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年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历史特征，实际上与冷战关系极大。当时的中国文学与整个中国的国家战略一样，采取了“一面倒”的方针。我们的文学制度、文学政策、文学理论、创作方法等等，基本上都来自于当时的“老大哥”苏联，这在当时的文学史料中表现得也非常清楚。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的编写时，曾有整整一节的专门梳理，后来没有用上。这种“一面倒”，我们一定要注意。“改革时代”以来，我们的文学战略和国家战略一样，做了很大的调整，“脱苏联、趋欧美”，由此也带来了文学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一点，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两点，如果不是满足于一般性的谈论和注意，而是深入下去，就会提出很多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何平所说的建构问题了。我们应该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历史和现实“规定”了的，但在同时，我们也应清楚，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被不断地进行历史建构的概念，因此所谓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从一九四九年至当前以至于到未来，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的学术实践与文学实践，就应该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建构有所贡献。或者说，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具体如何，我们是负有历史责任，应该和可以有所作为的。
张光芒：说起对社会主义文学历史的清理和反思，除了言宏说的这两点，我想还应该厘清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无论将作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学往上追溯到“五四”时期，还是将其动态建构过程下延到八、九十年代，都要分清楚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论诉求与创作实践的区别，口号方针与其实际内涵的矛盾。在“五四”以来的各种形态的文学传统中，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这一方面存在着尤其复杂和明显的问题。比如一九五六年倡导的“双百方针”与文学创作真相之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实质上概念化的浪漫主义创作之间，都呈现出十分严重的错位。第二个问题是，作家在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时候，其主观意图与实际叙事之间，政治倾向与审美趣味之间，乃至思想意识与基于生命体验的潜意识之间，也往往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缝隙。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对这一文学传统如何进行总体的客观评价，第二个问题则直接涉及到对不同的作家个体如何进行历史的定位。因此，当我们说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是一个被不断地进行历史建构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到其历时性的嬗变，更要注意其共时性的矛盾，这种共时性一方面自然指时代性的不同的思想与审美选择，另一方面也包括作家主体心灵内在的悖论或分裂。其实，我们试图“重写文学史”的时候，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和有意义的重估往往就出自对这些夹缝的洞察。
汪政：看待这一问题，即使是梳理这一概念，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历史的观念，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去考察。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再到建国后的几个有代表性的阶段，能不能理出一个逻辑线索？当我们试图这样去做的时候，原以为是简单的问题就会复杂起来，文学家们的想法和实践与政治家们并不一样，即使使用的是同一种话语，其所指也会相距甚远。政治家们大都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的，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就在《湖南农民{学}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要进行“文化运动”，因为“农民没有文化”，使农民或后来的“人民”有文化，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国家构建的理想之中，别看这个简单的提法，它孕育了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基因，即文化的主体与文化的受益者。所以，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就明确地对新旧文化划了线，“‘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内涵则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里面可以说什么都有了。所以，吴俊提出国家文学的概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说法。文学与国家相联，好像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回顾共和国的文学历程，确实是这么回事。这本身就值得研究，而且研究要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辨析，文学与国家意志的分合状况及具体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