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管理的传统文化视阈
[摘要]置身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培植和谐管理理念。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处世智慧，其实质以朱熹的话说是把握两极之间“恰好的”和谐智慧。儒家以中庸为基本原则，对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这样三重关系所给出的三大命题，即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充分体现了其“恰好的”和谐管理智慧。它对如何打造和谐企业给出了非常具有“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引：天人合一作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它是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的基本决策原则；人我合一作为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致中和”的和谐境界，它为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管理伦理原则；欲理合一作为人自身内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目标是达到“中行”的内心和谐状态，它为现代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最基本的修行原则。
[关键词]中庸之道；平衡智慧；和谐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和谐发展对社会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今，中国企业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诸如环境污染、诚信缺失、商业贿赂、忠诚度匮乏，以及生产安全等问题，极大地困扰着我们市场经济的有序运作。因此，置身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培植和谐管理理念。这是我们讨论和谐管理问题毋庸置疑的现实语境和逻辑前提。
企业和谐管理理念的生成途径显然是多维的，但是，对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和智慧的继承与发扬应该是我们在营造企业和谐管理文化过程中必须着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论述过的那样，以儒家为“道统”的传统文化为我们今天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了诸多东方式的智慧启迪。
本文拟从儒家中庸之道的当代发掘角度对和谐管理问题作一论述。
二、中庸与和谐的内在一致性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推崇的处世之道，一直贯穿于“独尊儒术”的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化之中。“中庸”一语始见于《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但是，对于中庸的含义与具体内容，孔子在《论语》中并未作说明。按照后世儒家的解释，“中庸”的“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则是“用”的意思，“中庸”即“以中为用”之意。所以，中庸意即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采取适度的中间立场，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正平和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被提倡。譬如尧在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公正、执中；《周易》中也体现了“尚中”的观点。因此，它的中爻的爻辞大多是吉利的，亦即只要不走极端是不太会有不利的局面出现的。春秋时期，中正平和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譬如晏子就认为，食物、色彩、声音等以能使人们心平德和为善。
孔子及以后的儒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中庸思想作了广泛的发挥。在政治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既不能一味宽容、宽厚，采取无为的态度，也不能使政策过于刚猛，刑罚过重，二者要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以中和的态度处理治理方面的矛盾问题。在经济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要给予百姓实惠，但不能浪费；要使百姓勤于劳作，但不能过度压榨，使他们产生怨恨；要允许各种欲望得到满足，但不能鼓励贪婪，没有限度。在伦理道德上，中庸更是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只有遵循中庸原则的人，才能成为君子；行为过激的人，只能被看做是小人。在日常行为方面，依中庸之道看来，做事只考虑实际的质朴以致忽视了文采，就会显得粗野；而只考虑外表的文采以致忽视了质朴，又会显得虚浮。在处世态度方面，主观、武断而不留余地，自我中心，固执己见等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在审美欣赏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可以追求美的享受，但不能沉溺于其中；可以有各种忧思悲哀的情绪，但要适度，不能伤害身体，如此等等。可见，在儒家那里，中庸与和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儒家对中庸思想所作的如上发挥来看，它显然已涉及到和谐管理的诸多方面。
孔子曾简洁地以一句“过犹不及”来概括中庸之道。《论语•先进》曾有这么一段记载：“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曰：‘过犹不及’”这意思是说，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相比，谁更强些?孔子回答说：颛孙师做事易过，而卜商则不及。子贡又问：是否可以说颛孙强一些呢?孔子回答说：过的危害和不及的危害是一样的。孔子这一句“过犹不及”后来被许多儒家学者所引用(如《荀子•王霸》、贾谊《新书•容经》)，它几乎成为古代思想家的一种理论共识。
中庸之道还被后世儒家进一步概括为世界的普遍规律，认为它不但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运行规律，也构成了人们实践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所以，中庸之道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学问之道，被视为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所必须达到的理想境界。《礼记•中庸》把这种境界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儒家的这一中庸之道并不是无原则的不偏不倚，而是遵循着“时中”的原则，以朱熹的话说是“中无定体，随时而在”。这就表明，儒家的中庸之道并非一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是无原则的调和，也不是教人圆滑处世，恰恰相反，中庸所体现的是一种平衡的管理智慧。所以，有“宋代孔子”之誉的朱熹曾对中庸之“中”的含义作过这样的定义：“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这里的“恰好”二字可谓精妙绝伦。
三、中庸之道对和谐管理的三大智慧启迪
可以肯定的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智慧有着多方面的开掘价值。我们在这里仅就其对和谐管理的智慧启迪作一具体的论述。如果进一步展开，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中庸之道对和谐管理的智慧启迪归纳为如下三大原则：
其一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这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平衡的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它应该成为我们企业追求和谐管理的基本决策原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诚然，中国古代如荀子也有过“明于天人之分”和“人能胜乎天”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并非占主导地位。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完全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统一的境界。
按照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的划分，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道家的“任自然”之说，即庄子认为的“不以人助天”；二是荀子的改造自然之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三是儒家的“辅相天地”之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儒道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方面，因而道家和儒家在对天人关系的观点上也基本一致，这就是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之道。但是，从尔后历史发展的影响来看，道家的天人合一却往往容易走向消极无为。因为道家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是无为的，因此“惟道是从”的人类也应该“自然”、“无为”。而儒家在主张“敬天”、“畏天”的同时又强调“平治天下”，以实现其“王道”理想。所以，在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与道家相比更体现出“恰好的道理”。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的《易传》对天人和谐的基本内涵曾作了如下的概括：“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亦即是说，人应遵循不违天的天人和谐原则。在“究天人之际”的如上诸家思想中，应该说儒家的解决方案最能体现智慧。
儒家把安身立命的理想目标立为“天人和谐”，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在“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等戡天思想的支配下，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另一方面，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迭起，这无疑是破坏“天人和谐”的结果。正因如此，当代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儒家文化中“敬天”、“畏天”从而追求“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向往。
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思想意识与政策法规的当今社会，儒家“天人合一”的中庸和谐思想显然给我们的企业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慧启迪。它启迪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关注人与自然的良性平衡，否则我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将难以承受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将因此无法得以持续地提升。
其二是人与他人关系上的中庸之道：人我合一。这是人与他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平衡的理想状态是达到“致中和”的和谐境界。它为我们的企业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管理伦理原则。
在儒家那里，“人我合一”的管理原则一方面具体地体现在居上位的管理者要谨守“仁道”。对于“仁道”管理的基本要求，孔子明确将其理解为爱人。《论语•颜渊》里有如下一则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思想史上的后继者均继承了这一思想，譬如孟子说：“仁者，爱人”，“仁者，爱人之名”。
儒家认为，仁者爱人的基本点是视他人为自己的同类，即将别人看做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所以，《中庸》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仁道首先是承认他人是人，将他人当做人来对待。有了这一前提，就能关怀、同情、尊重、体贴他人，这乃是仁道的基本要求。以孟子的话说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所以，作为仁者的一种管理之道，儒家要求统治者“爱人”。其具体内容就是孔子曾一再希望的统治者应养民、利民、富民、惠民、教民、博施于民。汉代董仲舒曾这样形象地说过：“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这就是说，统治者所爱之层面的广狭，直接关系到他统治范围的广狭和统治地位稳固的程度。因此，儒家始终劝勉统治者为政施仁。孟子就认为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并且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 在“独尊儒术”的中国古代，仁者爱人的仁道管理一直是明君治国的主导理念，并构成悠久的德治传统。它以一种“将心比心”的人性逻辑，用柔性的管理智慧，不仅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到和谐的状态，而且在理想的状态下还有效地培养了因感恩而产生的赤胆忠诚。
“人我合一”的管理原则还具体地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谨守“和为贵”的管理理念上。在《论语》中，“和为贵”这个理念是借孔子的学生有子之口提出来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则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四书》之一的《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则直截了当断言：“德莫大于和。”可见，儒家对这一思想的高度重视。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在历代的年号中“和”字使用率甚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儒家“和为贵”管理思想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
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解儒家“和为贵”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和为贵”就是讲一团和气。更有人据此指责儒家是在逃避矛盾、回避斗争，主张人与人之间与世无争，在矛盾出现之时“和稀泥”。其实，这是对儒家“和为贵”思想的片面理解。事实上，在儒家思想中“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原则，绝不是无原则地调和折中，因为其本身遵循着“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这两个基本原则，这就保证了“和”本身是以对道义的遵循为前提的。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的作者进而提倡“君子和而不流”。以二程的话说：“世以随俗为和，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于义。”可见，“和为贵”意味着对人际关系中各种矛盾的承认，并以一种智慧的方式解决矛盾，从而探求一种和谐、和合的管理之道。
在构建和谐管理的过程中，人与他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和谐关系同样是我们企业管理者必须着力营造的。因此，儒家倡导的“人我合一”的中庸平衡智慧也给我们极大的启迪。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一些信奉“儒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企业所看到的那样，人我之间的和谐包容，追求“致中和”的人际关系境界，一方面能营造一个“同归而殊途”的祥和稳定团队，而这样的团队因为有了个人与他人的祥和与稳定，才能有凝聚力，从而形成强大的力量去战胜任何困难；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团队内部培养认同度、执行力和忠诚的有效途径。置身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企业界，儒家“和为贵”以及“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的处世智慧正日益凸显其全球性的价值。
其三是人与自身关系上的中庸之道：欲理合一。这是人自身内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平衡的理想目标是达到“中行”的内心和谐状态。它为我们的企业经营者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修行原则。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效地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诱惑：一是做企业过程中市场经济必然内含的利润最大化法则的诱惑；二是做人过程中刚性递进的财富占有欲的诱惑。儒家“欲理合一”的中庸智慧无疑为我们在利润最大化诱惑面前拥有一份定力，从而守持住一颗道义之心提供了诸多的智慧指引。
从中庸的要求出发，儒家认为要达到欲与理之间的“中行”状态，必须确立“寡欲”、“导欲”、“不使可欲”等理智原则。
“寡欲”是说在自我人生活动中对不断勃发的生命之欲应有一个规范整理的过程，在确立一些最基本的欲望作为生命的理想去孜孜追求以外，对其他的欲望应持一种淡泊或漠然的态度。从中庸的要求看，儒家主张的“寡欲”当然不是一味消极地减损欲望，而是在确立生命中最基本的对自我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最有意义的那些欲望之后，对其他次要的欲望作一理性的舍弃。孟子在讲“养心莫善于寡欲”的道理时，对“寡欲”的具体要求曾作过如下的解释：“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所以，“寡欲”绝不是禁欲，而是基于不同欲望之于自我人生有不同的意义而作出的一种理性而明智的抉择。更何况自我生命是如此短促，这正如古人在《诗经》中喟叹的那样：“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一方面，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的欲望又是无限的。倘若以有限的生命精力去追逐无限的欲望冲动，那我们的人生就注定会是徒劳无益的。可见，“寡欲”恰恰是自我理性的智慧抉择，是欲与理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之道。
在儒家那里，这一欲与理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之道也体现为“导欲”的智慧。“导欲”是指在自我人生的活动过程中，自我凭借理性的认知，对生命之欲进行引导、规范和改造，以达到“中行”的过程。儒家在承认欲望之合理性的同时，几乎毫不例外地主张对欲望必须进行德性方面的引导，所以孔子称：“克己复礼为仁”。朱熹的解释为：“‘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由此可见，“克己”就是抑制自己的私欲，引导这一私欲符合礼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仁义的道德理性。而且在孔子看来，只要对欲望进行引导，通过长期的自觉与自律，最终就能达到自由的境界，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荀子则从人天生有纵欲之恶的本性来论述导欲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因此，他的结论是“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在荀子看来，以一定的礼义规范引导人之欲望才能使人“乐而不乱”。
欲与理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之道也体现为“不使可欲”的智慧。“不使可欲”是指自我在对待那些学习之前尚未成为我们生命欲望的欲望时采取一种自我节制和回避的理性态度。生命之欲是丰富多样的，其中一部分欲望是需要经过后天的了解或学习才能成为自我生命之欲的。对待这种需学习而后才能成为生命之欲的欲望，除非这些欲望是自我人生价值实现所必须追求的，否则，儒家明确主张应该对它持“不使可欲”的节制态度。它往往表现为对声色犬马等诱惑的一种理性回避。
正如许多论者已指出的那样，儒家哲学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先秦儒家那里无论是讲“寡欲”、“导欲”，还是“不使可欲”，都无禁欲主义的苛求。只是到了宋明理学时期，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禁欲主义传统才开始形成。因为宋明理学家片面发展了孔孟的节欲、寡欲思想，把天理与人欲截然对立起来。譬如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就认为，孟子讲“寡欲”还不够，还必须进而寡之又寡，以至于无。朱熹则更是时刻不忘“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在他看来，“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因为宋明理学家把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所以在他们看来，人生的一切都充塞着人欲：本出于天性的男女、夫妇之爱被视为淫欲；对饮食之道稍加讲究则是贪口腹之欲；寡妇迫于生计再嫁他人，则被视为失节，如此等等。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这种禁欲主义人生哲学传统，再加上自隋唐以来传人中国本来就主张禁欲的佛教学说，以及在老子那里就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思想，致使儒、释(佛)、道三者糅合在一起，终于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了带有浓厚禁欲主义色彩的人生哲学传统。这当然是宋明以来儒家传统中必须批判的糟粕。
其实，宋明儒家在欲理关系问题上的失误恰恰在于他们离开了中庸的立场。事实上，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对今天和谐管理理念的有效构建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为和谐管理提供主体心灵方面的保障，这个心灵保障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欲与理之间确立起恰到好处的平衡之道。
事实上，许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事业败局恰恰源于他们内心过于执著的财富欲望，这种欲望使他们漠视道德理性。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在财富欲望与道德理性之间没有营造和谐的身心关系，就不可能有和谐的自我人生；没有和谐的自我人生自然，就不可能构建和谐企业。但是，现代人在自我人生追求中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而造成价值体系瓦解、心理障碍、道德滑坡和生活无序，人为物欲所异化，已经被许多学者视为“现代病”。这一“现代病”同样流行于企业经营者中间。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欲理合一原则显然从最高的价值观上给现代管理者提出了自我修行的基本原则。
四、结论
李泽厚在其《论语今读》中将孔子的中庸之道称为“实用理性”。这一“实用理性”的价值在于它没有空玄的义理探究，而是直接指引世人如何更好地处世。从处世的现实性看，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外乎人与自然、与他人(社会)、与自身这样三重关系。儒家以中庸为基本原则，对解决这三重关系所给出的三大命题，即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充分体现了其“恰好的”平衡智慧。因此它对我们和谐管理的构建无疑给出了非常具有“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引。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作为一种根本的处世之道，中庸之道一方面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行为的适度性，从而避免过激行为的出现，这使得中国社会有着某种特殊的稳定性，这是它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折中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显然，这是我们在开掘这一文化传统所内含的管理智慧时所必须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