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科研:为职教科学发展“找路”
职教科研:为职教科学发展“找路”
职教发展，科研先行。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面临新的形势，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职业教育科研担负着重要的使命。而现实却是，“薄弱”的职教科研难以为职教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显然，职教科研在为职教科学发展寻找出路的同时，首先要实现自身的“突围”，而职教科研会的召开为此提供了契机。
6月27日至28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天津联合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会议。学海网(www.xuehai.net)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会议，任务是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科研工作的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明确新时期加强职业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会上，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16个单位作了大会发言。来自地方人民政府、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国家和地方职业教育科研机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等方面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者普遍认为，职教科研会开得十分急迫，也“恰逢其时”。
问题出在哪里？
就目前我国职教科研现状而言，加强职教研究的迫切性就不是一个概念问题，而是一个摆在眼前的、明明白白的现实问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马树超说：“如果说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中的薄弱环节，而科研又是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确实是太薄弱了！”
这种“薄弱”不在于研究论文、专著数量的多寡，而在于研究的质量，突出反映在现有许多研究没有研究到“点儿”上，不能够为职教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找寻科学的答案，对于目前职教领域诸多难题，找不出行之有效的法子。
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空洞研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对此，教育部副部长感受颇深，“教育部曾委托某职教科研机构做一个课题，报告出来后根本‘不解渴’。我真想把40万元课题费要回来。”“我们只有看法，有说法，没有做法。”
鲁昕指出，目前，职教科研还是就教育论教育，没有跳出教育的圈子。职业教育科研还不能很好地和经济结合、和产业结合、和企业结合、和社会结合、和人力资源开发紧密结合，缺乏一些国家层面上的战略性的、前瞻性的有针对性的研究，更缺乏国际比较研究。
在分组讨论会上，与会代表的意见也印证了鲁昕的观点。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江春指出，“职教科研满足于写一些论文、出版一两本专著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职业教育要探索的东西很多，成熟的东西不多，甚至置群众的感受与企业的需求而不顾，自说自话。”
在讲话中，鲁昕屡次提及职教“集团化办学”的研究，因为研究跟不上，拿不出可行性的方案，这个《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的项目一直没有被提上日程。而校企合作条例、双师型队伍建设、职教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等这些难题迫切需要破解。此外，职业教育怎么整合资源？产教怎么结合？这些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现在缺少理论研究，所以运作起来就非常困难。
而薄弱的科研背后，则是孱弱的科研力量。据了解，目前我国省属的职业教育科研机构平均在岗人数10个人左右，有些省市不足5个人。但是能够真正具有科研能力的，可能比这两个人数还要少。人员不足之下，科研经费也比较匮乏，许多科研单位经费没有着落。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前不久，青海省抽样调查了该省五分之一职业院校的科研工作情况。在被调查的学校中，专门从事教学研究的只有8人，占教员人数的1.52%。从学历结构上看，硕士及以上人员只有4人。缺乏完备的教学科研体系，科研人员数量与质量不佳，投入有限，很少与校外合作开展教学科研等。
而相比之下，国外职教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等都建立了完备、系统的职业教育研究体系，拥有着一支规模庞大的科研队伍。仅职教界熟知的德国联邦职教研究所就有500多名科研人员，而且所长由总统任命。
从何处入手？
无论从我国经济转型，还是从职教发展状况看，职业教育发展都到了一个“关口”——由数量到质量的转变，迫切需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需要职教研究“出力”。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指出，伴随着我国职业教育大发展，也面临着不少矛盾和困难。关注职教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高水平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成果支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决策和实践探索，是职教研究人员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尽管科研会酝酿已久，但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这个时机就是《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作为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了职教发展的方向。“目标明确了，就不需要那么多争论，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在如何实施上，这是对职教科研工作提出的新挑战。”一位与会这专家介绍说。
基于目前我国职教科研现状，与会学者专家也有了许多共识，而首要解决的就是方向，也就是研究什么的问题。对此，鲁昕强调，我们的科研必须在国家的层面上，不能老研究简单的教学方法。我们现在缺的是国家制度，缺的是国家政策，国家体制，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科研要加强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办学机制、系统培养技能人才制度、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体系、职业教育招生制度、职业教育国家制度、职业教育质量标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目前，这些重大问题已经提炼出来。今年5月份在天津召开的职业教育国家改革试点推进会上，教育部将亟须破解的课题浓缩为10个研究课题，这10个重点课题，也是10项国家需求，本次科研会上鲁昕鼓励各界接题、破题。
除了研究问题，还有研究方法，研究者总是用老套的法子研究现代的问题，研究出来的成果，别人都听不懂，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因此，鲁昕强调，职教研究者要改革自己的“语系”，“为社会服务、为产业服务不是简单地串个门，签个合同，拉拉手，要深入到企业的战略当中去，主动为企业服务。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语系，我们今后科研这一套语言体系就要直接服务一些国民经济综合部门，直接服务一些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
问题找到，方向明确了，还有人员与资源的问题，“没有枪，没有炮，只有冲锋号”，显然不利于科研工作的推进，也不利于调动现有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此方面，虽然亟待加强，但受限于各方面的制约，显然非朝夕之间所解决，需要一个政策缓释过程。
在目前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科研人员和科研资源也非常分散。有科研人员指出，搞科研的人像群“无娘的孩子”“找不到组织”，有种“边缘化”的感觉。财政部财科所金融室副主任马洪范表示：职业教育宏观层面的研究不光是教育问题，也是跨界的公共问题，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企业产品竞争力与个人生存发展能力。
比如发挥高校、劳动部门以及民间团体的职教科研力量。据钟秉林介绍，世界发达国家普遍重视高等学校在提供职教服务方面的作用。例如，美国在1990年通过“卡尔·帕金斯职业教育法案”，创立了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7所大学分别承办。德国除了拥有规模庞大的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之外，还有一批大学在职教科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有学者指出，在增强科研力量的基础上，整合现有队伍、凝聚现有力量，无疑更可行。这一点在本次科研会上初露端倪。据记者观察，出席本次科研会的，除了教育界的人士，还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人员，40个“行指委”负责人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职教研究机构。大家能够坐到一起，无疑是一个好兆头。
据悉，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制定关于加强职业教育科研工作的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健全国家、省、市三级职教科研机构网络，鼓励有关学校建立职教科研机构，完善职教科研领导体制、规划制度、投入保障与管理制度等。
在职教科研会召开之际，由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牵头的全国职教科研（教研）院所联席会议成立大会召开，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