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探析
摘 要：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革新。他的“服务社会”的理念，精简、效能、自治的管理原则，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的管理思想在南开大学的成功办学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南开大学在当时大学中独树一帜，希望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关键词：张伯苓；南开大学；管理
“知中国者，便知道南开；知南开者，便知道张伯苓。”这是五十多年前曹禺、老舍讲过的话。南开，张伯苓，在人们的心中，早就成了不可分离的联想。张伯苓先生是我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一代人师、业师，著名的资产阶级爱国教育家，旧中国办学的典范。他从青年时代就投身教育，先后创办中外闻名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一生从事爱国教育事业，半个世纪矢志不渝，致力于兴学育才，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建立了功绩，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创办的南开大学，是中国人以民间集资办学的形式，学习西方教育的有益尝试，它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革新，受到当时教育界的普遍重视和
钦佩。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缔造者之一，担任校长长达30年之久，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所罕见。概括他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精简、效能、自治的管理原则；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一、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
爱国主义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南开大学的校训为“允公允能”，即要求学生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以及为社会服务的能力。爱国为公即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一心为公。张伯苓先生所谓的“公”，无疑是指国家，指人民，指民族，指祖国。服务社会指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学校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其与社会的关系是培育人才、建设国家、服务社会。只有坚持爱国为公的办学方针，造就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才能最终达到推动社会前进的目的。他始终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学校管理的第一要位，把爱国之心、爱国之力和实现爱国宏愿三者统一进来，以爱国能力作为核心，使学生把爱国与发奋学习联系进来，鼓励学生走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成长之路。
他从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思想出发，在南开大学建校伊始，就强调实用科学教育，主张科学应用实际。张伯苓的这一办学方针，曾经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非议。社会上并不理解南开大学建校的初衷和主张，认为南开大学要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校长。
但他对来自各方面的怀疑，指斥，讥讽，不为所动，也不会默认。在以范源濂为主席的董事会支持下，他坚定办学方向，努力创造办好各科系的条件。他在适当设立理论学科的同时，坚持大力发展应用科学学科，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到1928年初，他更明确提出南开大学要力行“土货化”方针，重申教育必须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他在主持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写道：以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吾人所谓“土货化”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1]。由此可见，张伯苓的“土货化”方针是力矫时弊的，是要克服当时教育照搬西方，从而树立起中国气派的大学教育的，这深刻体现了他的“认识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方向，也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启示：
在旧中国大学教育主要学习西方的形势下，张伯苓提出大学教育要符合中国国情，要培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专门人才，因此，他针对当时中国的五大弊病——“愚”、“弱”、“贫”、“散”、“私”，他倡导并践行“公”“能”教育，力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
张伯苓先生曾说：“以德育为万事之本”。针对于中国的积贫积弱，他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所以，南开教育最为注重学生道德品质、公德意识的培养。借鉴张伯苓先生“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思想，着力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服务社会，标志着大学从传统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了大学与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合作的先河。大学的活动越过了围墙，遍及社会，跳出了“象牙之塔”，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大学实现为社会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客观基础是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而培养人才不仅体现在教学活动中，科学研究活动也是培养人才的职能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已为19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实践充分证明。
二、精简、效能、自治的管理原则
管理水平关系着学校的系统运转和办学效益的高低。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实质上即是管理水平。张伯苓重视管理，精于管理，是其办教育成功的重要原因。他在管理目标上，强调机构精简，人员精干，目标管理，责任分担，用费务求其省，效率务求其高，也即精简，效能的管理原则。南开“因系私立，经费竭蹶，用费务求其省，效率务求其高，故组织方面，分部甚简”。南开大学建立初期也只有教务，庶务，会计，训育，建筑等课。管理人员很少。1904年全校职员6人，直到1913年没超过10人。1919年学生发展到1200多人，行政管理人员也仅24人。到30年代初，规模与南开大学相近的国立大学，其职员都多于南开。有的国立大学学生人数与南开相同，但职员却比南开大学多出3.7倍。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有关资料统计，1931年国立大学学生与职员比为8.6：1，而南开大学则为14.6:1，即平均14个多学生才有一位职工。
自治即自主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南开是私立学校，并非国立学校，南开是私人团体，并非政府机关，坚持建立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学校真正具有法人地位。学校的大政方针、经费筹措使用、机构设置、办学规模、人事工资、职务聘任、行政管理、科系建设、教育教学、学生管理、招生就业、科学研究、基建设备、对外交流等各方面，都有自主权，能够充分发挥学校自身的潜力和活力。领导体制上，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南开的校董有的是学校主人，与学校关系深，热心教育，有的是名望所归，被请去当校董。但无论哪种校董，都有与张伯苓有很好的友谊和极深的关系，加之张伯苓是南开缔造者之一，在教育界和广大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因此，张伯苓作为校长与校董会的关系，不同与一般学校校长与校董会的关系。他是学校最高的负责人，处于学校管理的中枢地位，有职有责有权，“总理全校一切事务”，能够形成集中统一的强有力行政指挥系统，能够保证管理活动的连续性，能够使管理流程真正通畅，发挥人流和物流的最大效能。
启示：长久以来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是属于集权制，是由党领导下的专门部门负责制，其优点是高度统一集中，要求比较规范化，缺点是学校自主权少，依附于政府，依附于教育行政部门，被大大小小的“婆婆”所裹挟，不能自主办学，学校的人，财，物都有上级部门控制，成了一种附属物。近几年，尽管一些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但是，由于责、权、利未统一，校长实际上无职无权。对他们只有责任的要求，而缺乏应有的权利和保障。有的校长即使有自己的办学思想和管理理念，也不敢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只好让它胎死腹中。要想使高校具有自己的特色，不是“千篇一律，千校一面”，就必须像南开大学那样让学校的自主权大大加强，成为一个真正具有自主性的独立实体。学校具有了法人资格，在办学上，经济上相对独立，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独立地完成社会所赋予的培养人的任务，改变以前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缺乏活力的状况，使校长、师生员工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可见对高等院校的改革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
三、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者，是社会记忆的延续者。教师是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主导力量，肩负业师、人师的全责。一个学校水平如何，学生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队伍。良师兴国，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南开是私立学校，组成一支相对稳固，优化精干，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比一般国立学校更具有难度。张伯苓在管理中突出“以人为本”这个管理核心，不仅善于尊重教师的创造性劳动，而且是关心教师生活和成长的朋友。他能够针对每个教师的特长，为他们创造发挥才能的机遇，造成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安心教学的生活保障。
南开作为一所私立大学，没有“囊括大典，册罗众家”的力量和魄力。它规模小，科系设置简单；而且财力不足，薪资不如国立学校高，也低于省立学校。据统计，国立大学教师的月薪平均165元，省立大学217元，而私立大学仅为124元。战前清华大学教师月薪一般在350元以上，而南开大学教授月薪大多仅在180元至300元之间。南开大学又十分注重为青年学者（不论海外归来的或者国内培养的）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而不是单单着眼于延揽已经成名的人才。那个时代，教育机关想方设法挖取对方人才是常有的事。张伯苓坚持公道，正派选择人才的原则：教员之增加，与其攫取人之所有，不如培植己之所无；教员之来去，悉听其自决，大胆从未成名的知识群体中，识取人才。吴大猷对张伯苓在师资建设上的这一思想极为赞赏。他在《南开大学与张伯苓》一文中写道：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青年学者，予以教研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大学藉己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己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须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个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民国三十七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首由各大学校院、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继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最后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此八十一人中有南开师生九人，姜立夫（数学）、陈省身（数学）、吴大猷（物理）、饶毓泰（物理）、殷宏章（生物）、汤用彤（哲学）、李济（人类考古）、萧公权（政治）、陶孟和（社会）。饶、李、萧等人，都是先在南开大学任教，而后为他校所罗致。有些教授，聘来时多初由外返国，然不数年即以教导后学，从事研究，蔚成大师者。如邱宗岳（化学）、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蒋廷黻（历史）、杨石先（化学）、何廉（经济统计）、李继侗（生物）、汤用彤（哲学）等（早年的教授而言）[2]。我们从这可以看出南开大学在人才培养和学术上的成就，
南开虽是私立学校，从不把教师视为雇员，而是把他们看作不可多得的伙伴他针对旧中国社会政治动荡的状况，尊重、理解教师、善待教师，尽量为教师创造稳定安适的生活环境，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尽量为教师创造和谐融睦的学术气氛。“杏坛生涯终无诲，师心当如父母心”。南开教师能够达到这一完美高度，南开教学质量能够达到很高水平，正是张伯苓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的生动体现。
启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高校的建设一定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即确立“人的因素第一”的观念，充分重视人才，为他们提供适宜的环境，采取事业，待遇和环境等措施来引进和留住人才。知识分子看重的虽然是学术气氛，并不是金钱，但他们也和平常人一样，要吃饭、穿衣，他们也应该得到他们所应该得到的一切。所以学校要给予他们一定的优厚条件，才能做好他们的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安心地工作。第二，对于优秀教师，不能一味地想着从外校引进人才，而是要扎根本校，培植本校有潜力的人才。引进人才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立足本校，对本校的教师分层次地提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于那些业务能力不太强的青年教师，一是要送出去进修、培训、做访问学者,加强学术交流；二是要采取大胆使用和精心培养相结合的方针。对于那些中老年教师，要让他们多学些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及时了解最新的教育动态，不断自我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