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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高职教育就业导向模式的转变

论文关键词:就业导向　传统　创业　模式
　　论文摘要:曾经适时的和适宜的高职教育就业导向，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过渡时期，其挑战和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为积极应对十七大提出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型就业发展新战略要求，高职教育就业导向应通过“三管齐下”的举措—着力训练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更加重视创业教育、实现从能力本位向人格本位的转变，逐步实现从传统型向创新型的模式转变。
　　一、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考察
    自200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以来，高职教育就业导向已经走过了四个年头。应该说，在当时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规模作为第一要务，而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矛盾还不是很突出的经济社会大背景下，就业导向的提出是适时的，也是适宜的。这里，我们不妨进行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考察。

    通过社会性的历史审视表明，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正是其作为生存教育的一种本质反映。与社会资源的“生存一地位”特性相联系，教育也有回应这种社会秩序的“生存一地位”的两种取向及其实践方式，即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川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的分野包含着生产领域中技术变迁的影响;而制度化形式的生存教育的出现，本身就是工业主义的发展和技术变迁的后果;而生产出足够多的、能胜任技术发展条件的劳动力，则与民族一国家的基本利益相联系。因此，发展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的生存教育，就成为一国教育制度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体现在国家总体的战略规划之中。
　　通过经济性的现实考察发现，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正是“和谐中国”建设最大的问题—民生问题的真切反映。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劳动力也最多的国家，我国的就业问题既不同于主要是青年就业问题的发达国家、主要是结构性失业和再就业问题的其他转轨国家，也不同于主要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是面临着青年就业、转轨性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时出现、相互交织的“三碰头”的局面。人口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变数之一。如果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就业，将庞大的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将形成严峻的现实问题—人口的巨大社会抚养负担。因此，就业机制就成为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稳定机制;而促进就业就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高职教育正是以培养目标的职业定向性和教学内容的实际针对性而首先获得社会的认同的。
    二、从“增长”到“发展”的新时代挑战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的传统模式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必然会引起高职教育就业导向所依存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历史性变化，从而对高职教育就业导向本身产生重大影响。“30年”与“3年”的对比分析，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以GDP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跃升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人均GDP水平仍显落后;换句话说，人民群众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相应的成果。正基于此，十七大(正是高职教育就业导向提出的第3年)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由此提出要“以创业带动就业”。这种从过去的快的“增长”到现在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的转变，是从数量扩张到全面质量提高的全新执政理念和新国策。显然，这对于大学教育的内涵提升，提出了更高的和更迫切的要求;而处在市场经济最前沿的高职教育及其具有深远影响的就业导向如何回应，则是一个事关高职教育生存与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必须注意到，我国当前就业失业问题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新现象。在目前的第三次就业高峰时期，上述提到的“三碰头”中的青年就业问题更加突出，表现在:青年失业数量巨大，开始成为失业的主要群体。这些精力充沛、大多受过较好的教育、创业冲动最为旺盛的青年群体的就业现状，引起了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必须充分认识切实转变就业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着力解决青年就业难题。
    首先，这是由于经济上存在所谓的“两大效应”。一是“拉动效应”，即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已呈下降的趋势。199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亿元固定资产原值有956个职工，2006年减少到 436个;而劳动边际需求的减少幅度更大，2002一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新增1亿元固定资产原值，按算术平均计算，仅新增213个职工。这与经济学公认的奥肯定律相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然而当中国正在为经济增长欢呼时，却发现失业率与就业增长成正比。奥肯定律失灵必须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正当性。显然，在既往的经济结构下，经济的高速增长已不足以扩大就业。而从“增长”到“发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的新决策，更强调以创新带动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从而形成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二是“倍增效应”，即创业对于就业具有乘数作用。创业型就业的最大亮点，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一对一岗”的旧模式，形成了“一带多岗”的新模式。实践证明，一人创业一般可带动5人就业。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带动就业大量增长的并非世界500强，80%的新增就业岗位来自于创业型的中小企业。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各国长期遭受高失业的困扰。为此，欧盟各国在90年代末开始，实现从“就业抑制”即片面强调劳动者就业保护的战略向“就业激励”即鼓励创业精神、激活劳动力市场和维护就业平等的战略的转变。在1997一2001年的五年间，欧盟的就业岗位总数量增长超过1 000万，失业人数减少超过400万，劳动力参与人数增长近500万。其次，“倒理论”又给了我们很好的警示。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倒理论”指出，即一国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不是经济增长的停滞期，而是发生在经济持续增长突然停滞开始下滑的那个拐点。高通货膨胀下的中国，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10. 6%，明显低于2007年的11. 9%，企业景气环比回落7. 4点，这些经济增长的变化正是“那个拐点”显现端倪的征兆。
    因此，在这样一个的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交织的时代，作为教育中与经济成长联系最紧密、置身于社会变革之中的职业教育特别是其中的高职教育，必须适时地积极回应国家就业战略的转变。如果说过去的几年，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为社会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并开始展现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那么今天，从“增长”到“发展”的新时代就对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的传统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以创业带动就业”指引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的模式创新
    “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就业发展新战略，全新诊释了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其基本内涵在于:在“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指引下，高职教育要构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新型关系，逐步实现从传统型向创业型的模式转变;要转变社会服务方式，以教学和科研为支撑而全面提高社会服务质量。显然，这些都有赖于高职教育能否从倚重教学转向教学与科研并举。
    在传统型就业模式下，高职教育教学与科研的冲突，往往是以教学位居绝对优势甚至取代科研得以协调的。在这种模式下，高职教育是以单一的教学活动服务社会，瞄准的是既有的工作岗位，将培养学生的应岗、顶岗能力放在首位，并在不合理的考核制度下追求一次性就业率。在创业型就业模式下，教学与科研的冲突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协调。高职教育应以更加灵活有效的教学活动和不断提高的科研水平服务社会，引导、扶持、帮助学生开辟新的工作岗位，将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三位一体”的创新训练放在重要位置。科研活动地位和功能的提升，是由于新型的就业模式具有更高的要求，而单一的教学活动又无法应付。
    四、“三管齐下”逐步实现从传统型向创新型的模式转变
    基于上述原因，高职教育就业导向必须实现从传统型向创新型的模式转变，做到“三管齐下”。一要着力训练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素质。目前各国职教的发展，大多选择能力本位，而这种能力本位愈来愈强调一种“整合的能力”:能力要素的整合状态决定了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特别是在动态变化的职业生涯中的应对力，即当职业岗位变更或劳动组织变动的时候，他们能在变化的环境中，积极寻求新的坐标点而求得新的发展。二要更加重视创业教育。学生的知能结构是知识、能力、素质三者之间形成的一种依次递进的逻辑联系，即知识是支撑、能力是主线、素质是提升;而其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又是创智、创新、创业的凝聚。必须将创新创业教育渗透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当中。三要实现从能力本位向人格本位的转变。能力本位重视人的能力开发是历史的进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越来越显露出局限性，尤其是在中国当今“以人为本”的特定语境之下。人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本质上就是实现人与职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现代高职教育不应只是职业和技术的狭隘教育，而更应是促进国家、社会、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教育;蕴涵人文精神又肩负时代责任感才是和谐的高职教育的真谛。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面对重构社会、经济和道德秩序的紧迫问题，如何培养既懂技术而会创业、谋生，又有德性而会做人的“全”才，如何不使市场经济发展成为不讲道德的坏的市场经济，使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找到她的担纲者，高职教育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身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三种文化形态挤压的高职教育，正在功利与理性的挣扎中寻找答案;而给予每一位公民以创新精神、创新动力和创新才干，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创新型中国的建设，无疑为高职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提供了深化改革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