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新闻娱乐化现象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媒界的新闻娱乐化现象日渐明显。新闻娱乐化已经成为当今大众传播活动中不容忽视的现象。有人认为新闻的娱乐化必将导致媒介的庸俗化，也有人将新闻娱乐化看作争取受众和市场的法宝。事实上，虽然新闻娱乐化对当代中国大众媒介起到的积极作用十分明显，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从分析新闻娱乐化的成因、利弊等方面入手，提出了新闻娱乐化所要把握的三个度。
关键词：新闻娱乐化；成因；利与弊；三个度
on News Amusement of China
Name：Luo Yuewen；Instructor：Wang Rui
Abstract：Since the 1990s, our country media’s news entertainment phenomenon has been obvious day after day. The news entertainment already became now in mass media dissemination not allow to neglect phenomenon. Some people thought that the news the entertainment will certainly to cause the medium the vulgarization, also some people regard as the news entertainment to strive for the audiences and the market magic weapon. In fact, although the news entertainment the positive role which gets up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a mass media is very obvious, but the negative influence is also not allow to neglect. This article from analysis news aspects and so on entertainment’s origin, advantages obtained, to propose the news entertainment must grasp three .
Key words：News entertainment; Origin; Advantage and shortcoming; Three ]
1.前言
我国新闻改革已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产业性质的凸显，新闻娱乐化的日渐兴盛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报刊界，从上世纪90年代{学}开始，周末报、晚报和都市报轮番兴起，彻底的市民化、平民化成为报刊新锐，社会新闻、都市新闻越来越成为报道的主要内容；在广播电视界，以经济台为主导加上文艺台、交通台等专业台的大量涌现，都市频道、影视频道、综艺频道相继设立，绝对现场、热点谈话节目等所谓“新新闻”操作模式不断花样翻新。新闻传媒的大众化、通俗化倾向日趋彰显，软新闻的比重急速上升。硬新闻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尽量被软化，从一些报纸和新闻期刊加强标题、图片和版面的视觉冲击力，到广电新闻发明和运用“说新闻”、“聊新闻”和“侃新闻”的形式，再到一些新闻节目主持人引用流行歌曲的歌词进行新闻评论边唱边播，新闻娱乐化趋势似乎愈演愈烈。对此，有人表示欢迎，认为新闻的娱乐功能给受众营造“其乐融融”的虚拟世界，解除了疲劳，按摩了精神；同时又起到了监督社会丑恶现象的作用，并且给媒体自身也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也有人表示反感，认为新闻娱乐化的日益泛滥导致了媒体公信力的缺失，误导受众的审美情绪和价值取向，是一种“自掘坟墓”的短期行为，众说纷纭。新闻的娱乐化到底何去何从，怎么把握新闻娱乐化的度是关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论文将以我国传媒界的新闻娱乐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各种事例的综合分析，帮助媒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闻娱乐化有更理性的定位和更准确的把握，明确新闻娱乐化的走向及解决策略。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搜集各种文献资料，包括图书、报纸、期刊以及学术论文，获取与论文相关的信息。
2.2.2 案例分析法：论文中所列各种大小案例都是本论文要研究的实例，只有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更好的完成本论文的相关内容。
3．结果与分析
3.1 新闻娱乐化的成因分析
3.1.1 新闻娱乐化的定义
目前学界还没有对新闻娱乐化有一个标准的或是令人信服的定义，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新闻娱乐化”在我国兴起还只是近几年的事，发展还比较零碎。第二，“新闻娱乐化”也是一股“西风东渐”，我们目前成功的报纸和许多电视节目，都建立在对国外同类成功新闻栏目模仿的基础之上。
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学界并无太大争议，基本存在较为一致的看法。李良荣认为：“新闻的娱乐化是指犯罪新闻、名人的风流轶事、两性纠葛。”[1]而林晖则强调了新闻向娱乐靠近的动态过程：“从最初的纯娱乐消闲的娱乐性节目和内容的大幅上升开始，最终则发展为把距离娱乐性最远的那部分媒介内容——新闻，向娱乐强行拉近，使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即所谓的新闻娱乐化”[2]林晖还对新闻娱乐化作了进一步探讨，并最终将新闻娱乐化描述为：“一方面，娱乐化最突出的表现是软新闻的流行，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另一方面，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尽力使硬新闻软化。内容上，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3]林晖的这段话堪称国内学界对新闻娱乐化表征最经典的叙述之一，很多学者对这一定义表示认同并在著作中广泛引用。另外，还存在一种更为简洁的定义：“新闻娱乐化就是媒体按照快乐原则和大数法则来选择和处理新闻的文化行为”[4]。
3.1.2 新闻娱乐化的成因
3.1.2.1 受众的心理需求
从电视新闻的作用对象上看，美国学者霍夫兰认为；“受众成员心理或认识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题和事物所采取的行为的关键因素。”[5]这就是社会传播学中著名的个人差异论，它强调由于政治背景、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个性心理、地域特点等不同，不同的受众为满足其自身的需要，对不同的媒介传播的内容存在着相异的兴趣。但与此同时，心理学也发现每个人都存在着共同的超越了人的阶层、职业、学历等社会属性的心理需要，如好奇心理、求异心理、求快心理等，也即与猎奇、冲突、快感等有关的本能兴趣。这样一来，新闻为了满足人的本能兴趣以吸引足够多的受众．以便让“分众”重新汇集成“合众”，于是，不管在内容的选择上还是在新闻的表现上，娱乐因素都不可或缺。[6]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人们都需要经过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洗礼。原有的价值体系瓦解了，新的价值体系还没建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指出：“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关于这种状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描述，诸如颓废、道德沉沦、抑郁、失落、空虚、绝望、缺乏信仰和为之奉献的东西，等等。我们还处于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或许我们要以很大的耐心来随这一空白时期，因为这未必是困扰人类最大的和唯一的危险。[7]的确，虽然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多年，但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相比，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我们的思想、观念还带有厚重的传统思想烙印。而新的观念又不停地向我们涌来。对于其间失落、迷茫的芸芸众生来说，大众传媒成了最重要的线索。但当人们对媒体过多地关注时，又开始产生一种眩晕感。因为媒体同样“晕头转向”，媒体提供了大量参照信息，试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变化多端的世界，可参照系太多也就最终失去了参照的意义，即发出的信息越多，我们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于是人们变得越来越麻木。其结果，有人写道：“道德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与大脑脱离的感官和肉身上。感官与大脑脱离，全部活动就变成对视觉听觉的刺激，以及各种各样变着花样的刺激。[8]在这样一个焦虑、迷茫的情景下，娱乐性的信息和娱乐化的新闻因为能满足人们的一时快感而流行于世，就自在情理中了。”
3.1.2.2 生产者的欲求
由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电视、电台、报纸、期刊、互联等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并存的媒体激增。继广告大战、电视剧大战之后，新闻成为各家电视台争取高收视率的又一战场。尼尔森用10个水平来测量收视率。在电视行业里，收视率的每一个百分点都代表着数百万美元的广告收益，因此，收视率的竞争相当激烈。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为了吸引观众，人们会制作收视率取向的新闻奉承、取悦观众，而不是去告知和启发观众[9]。
而如何迎合受众，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抢夺市场份额，成为新闻走娱乐化道路的市场成因。以前编辑部争论的焦点是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而现在关心的是“受众想听什么?想看什么?”如何抢占市场就是如何争取利益，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以利润的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追求发行量、覆盖率，电视、电台追求收视(听)率和占有率。为了充分挖掘利用每一条新闻的价值，炒作、作秀等一系列原本属于娱乐界所热衷的手法，自然就被某些媒体顺理成章地照搬到对各类新闻素材的处理上，通过对娱乐化元素的加入，来制造一些八卦新闻、花边新闻，以满足一部分受众的猎奇欲、窥视欲。而一些媒体所制定的奖惩措施也对采编人员造成误导，使一些采编人员为利益驱使，不惜捕风捉影，甚至达到无所不可娱的地步。。
3.1.2.3 媒体职业道德的缺失
一味地娱乐新闻、哗众取宠，也反映出一些媒体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的缺失，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些媒体把新闻报道的重点放在炒作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把新闻做“软”上，淡化新闻所承载的舆论导向任务，缺乏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的精神，也缺少挖掘深度和培养高尚审美情趣的能力。例如：发生在去年的俄罗斯人质事件。这本是一件让全世界都感到极其痛心和愤怒的事情，但作为国家媒体的中央电视台却在播放有关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竟突发奇想借遇难的人数来进行有奖竞猜，将这一根本不存在娱乐性的事件进行娱乐化，以致一时间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愤慨。甚至还和俄罗斯引起了一场国际纠纷。
国内就有电视新闻制片人公开号召“新闻是快乐的”、“电视24小时就是快乐24小时”。2003年4月1日香港艺人张国荣跳楼身亡后，第二天众多媒体就将这则新闻放到头版显著的位置，有的甚至进行了整版的主题报道，这股热潮延续了半个多月。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传媒全力关注张国荣坠楼事件的时候，我国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也遭不幸，然而却没有得到传媒对张国荣同样的礼遇，以致于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走向极端的媒体，放弃了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在市场的利诱下，已从“守门人”变成市场口味的追逐者，这是在新闻娱乐化成为一种时尚时新闻媒体及从业者社会角色的错位。
3.1.2.4 文化传播的冲击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传播的全球化。新闻的娱乐化并非我国独有，国外早有成例。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l9世纪末至一战期间的黄色新闻。黄色新闻是在煽情主义新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注重犯罪、丑闻、流言蜚语、离婚、性等问题，黄色新闻是报业追逐利润不择手段的产物。它起源于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和赫斯特的竞争，由于这种做法迎合了受众的需要，所以给当时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新闻报》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威尔伯•施拉姆指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大部分畅销杂志，还有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大的部分—— 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几乎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普遍化的戏或愉快的功能。”[10]时至今日，新闻娱乐化不仅没有消弱，反而越来越有市场。越来越多的传媒已经尝到新闻娱乐化的甜头，并纷纷将新闻娱乐化作为争夺受众和市场的法宝，甚至有的媒体还将娱乐化视为拯救媒体的良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新闻界所追求的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等新闻价值要素以及编辑方针、运营模式、操作方法的商业化取向不可能不会对我们的新闻媒介发生影响。所以，跨文化传播也是我国新闻娱乐化潮流的一个重要成因。
3.2 新闻娱乐化的利与弊
3.2.1 新闻娱乐化产生了一定积极的影响
3.2.1.1 新闻娱乐化有利于大众媒介自身发展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传媒的教育、宣传等功能得到了极大发挥，但娱乐功能却受到压抑和排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大众媒介开始走向市场、走向竞争，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走到普通的老百姓中去。新闻从内容和形式发生的巨大变革，对大众媒介发展壮大是种助力。用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富兰克林的说法就是“采用对话、描写和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突现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11]。也正如英国文化社会学家约翰•哈利特观察到的：“通俗新闻看来是一种蒸蒸日上的形式，它正在取代传统的‘严肃’新闻，即使在‘严肃’新闻的最后堡垒即所谓‘高品位’大报也是如此。”[12] 这里说的通俗新闻与笔者所指的娱乐化新闻是属同义，正因为这类新闻是一种“蒸蒸日上”的新闻形式，对于传媒企业来说就意味着滚滚财源。
3.2.1.2 新闻娱乐化有利于大众媒介参与竞争
新闻的娱乐化就是媒介竞争的产物，如何迎合受众，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抢夺市场份额，成为新闻走娱乐化道路的市场成因。如今，在中国内地越来越多的传媒也尝到新闻娱乐化的甜头。譬如中央电视台的社会记录就是用讲故事的形式讲新闻，该节目的收听率也直线上升，深受观众好评。“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步。” [13]
3.2.1.3 新闻娱乐化有利于大众媒介争取受众
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竞争也在加剧，势必带来的各种巨大心理压力。人们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需要某种娱乐，需要某种缓释心理压力的通道。因此新闻娱乐化符合大众媒介受众的需要，因为新闻娱乐化的总体特征就是“生产快乐”。同时，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媒体把重大严肃的硬新闻转化为富有个人色彩、戏剧性和故事性的软新闻，能引发作为个体的受众的共鸣，进一步拉近和受众的心理距离。并且，新闻的娱乐化是对以往媒体娱乐功能开发不足的一种阶段性补偿，传媒的商业化运作还促使媒介真正树立起受众观念，可以说是一种受众本位的回归。[14]
3.2.2 片面追求新闻娱乐化对大众媒介有负面影响
3.2.2.1 重利轻义带来双重损失
自20世纪90年代始，我国媒体从原来的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化经营，主要靠市场回报生存。所以媒体倾情迎合受众，用卖点换取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媒体的“牛鼻子”被广告商紧紧拽着。怎样能赚钱，就怎样按广告商的意志行事。至于社会效益如何，暂且退居其次。报道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媒体公众职能的弱化，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媒体病症之一。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或者说重利轻义，某个阶段媒体可能会有钱可赚。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如果新闻娱乐化偏离了健康发展的方向，这种赢利是难以持久的，不仅会损害公众利益，还会最终贻误新闻媒体本身。这是一种双重损失。算大账，是划不来的。
3.2.2.2 媒体流俗导致公信力下降
人的求知需要产生于好奇心，但并不等同于好奇心。人的求知需要，是人对于周围现实中新的、不了解的东西的兴趣。求知欲望强的人感到诧异则要去弄懂它，从而不再诧异。一般来说，好奇没有什么目的，主要表现为对接触新异事物的愉快感受。贴近受众，不等于一味迎合。作为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把人们的好奇心引向求知和上进，使他们产生探索未知事物的愿望。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曾经说过：媒体“要平衡社会情绪，提示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它和受众之间是‘诤友’、‘益友’和‘挚友’，而不是‘酒友’、‘腻友’和‘狎友’。人类有看热闹的心理本能，传媒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助长这种本能。这样，才会使人远离动物性， 以一个大写的人那样来观察和思考问题。从媒体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娱乐化的泛滥使得一些媒体放弃了新闻工作者应恪守的真实、公正的原则，有的甚至不惜以假新闻制造噱头争夺受众”[15]。
3.2.3.3 媒体发展陷入狭隘境地
新闻娱乐化的过度，不仅使舆论混乱，还使媒体自身的发展陷入狭隘境地。上世纪90年代，大众媒体不约而同的娱乐化价值取向已造成了同质化竞争。在同一时段，不同电视台，甚至是同一电视台的不同频道播放的是相同类型的节目，有时甚至连内容都差不多。这无疑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另外，由于过度追求娱乐化，一些电视台干脆定位为娱乐化构架。从短期来看，这么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收视率。但从长远来看，单纯娱乐化或以娱乐化为主的媒体，为了竞争，不得不以更加娱乐的节目吸引受众。即使他们做出具有一定深度的新闻节目，也有可能因为整个媒体的娱乐定位，而失去媒体的新闻本质属性，只是残留了少数受
众，刺激他们本已麻痹的神经，使媒体饱满的正义性也受到抑制。
3.3 我国新闻娱乐化要把握好三个度
为了控制娱乐化对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避免娱乐化使不少新闻流于庸俗。因此，新闻娱乐化必须坚持一定的“度”，在这个度的范围内发展，就是积极的、健康的，一旦超出这个度，就容易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3.3.1坚持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性原则关键在真实，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从新闻的内在要求看， 真实是新闻的首要标准和第一选择；离开了真实，也就无所谓新闻。新闻必须真实，但真实的事情未必可以构成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报道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但真实存在的每一件事情不是都值得报道的，或都可以成为新闻的。
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要求是，“一切新闻报道都必须完全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反映和报道事物，任何人都不允许离开或违背事实去反映和报道事物。”[16]
新闻娱乐化同样要遵守这一最基本原则。然而一些媒体，为了增加卖点，吸引受众，不惜编造虚假新闻。如近几年有些媒体报道的拉登落网、比尔•盖茨被杀、秦陵兵马俑百年后将变煤坑等，事后都被证明是虚假新闻，这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新闻产生怀疑。所谓真实，不仅指媒体报道的每一件具体事情要真实，还指媒体的全部报道要在整体上反映社会真实，即本质真实。世界是多样的，每天都有好事、坏事发生，作为“社会镜子”的媒体，应该全面反映，而不应只报道或过多报道那些凶杀、灾祸、战争等“爆料新闻”，毕竟它们只是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我们周围更多的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政治、经济类新闻。而一些都市报，打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旗号，满纸都是粗俗低劣的花边新闻，充满了“星、腥、性”的东西，既没有在整体上真实反映我国当前的社会实际，又有伤社会风化，容易引起负面影响；某些电视、电台，打着剖析法律案件、进行法制教育的口号，大量播放一些不加剪辑的凶杀、色{学}情的镜头与声音。这种赤裸裸的“自然主义”也不是真正的新闻真实，反而扭曲了生活的真实意义，起到了诲淫诲盗的消极作用，这类新闻的生命同样不会长久。我们既要采取各种方式吸引受众，又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这是新闻娱乐化的基本要求，只有把握了这个“度”，才可能得到受众的欢迎与信任。央视经济频道2003年推出的午间新闻节目《全球资讯榜》采用分类排行榜的方式将每天发生的重大新闻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增加“今日之最”，将每日好看、有趣、轻松的新闻带给观众，深受观众喜爱。该节目在娱乐化倾向上的表现与上述某些小台小报比较起来，成功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坚持了央视新闻一贯的真实、权威这个根本原则。
3.3.2 必须遵守基本的法律与道德
新闻传媒作为一种社会利器，可以鞭笞腐败和邪恶，捍卫真理与正义，被人们称为“第四种权力”，但这种强大的权力一旦失去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就会变成一只恶魔，对社会和弱小个体产生伤害。有些媒体为了赢得受众的眼球，在追求娱乐化的过程中把名人隐私、案件细节以及所谓的“真相揭密”作为报道的重点，更容易走进法律和道德的禁区。
在2004年马{学}加{海}爵杀人案中，国内一些媒体的过火炒作就受到人们的谴责。大学生杀死同学，五个家庭痛失亲子，这本来是一个沉痛的悲剧，但在一些媒体眼里，却成了充分调动受众胃口的娱乐大餐。一些媒体不去反思这一案件反映出来的教育问题和当代青年的心理问题，而是争先恐后地采访每一个与案件相关的人，搜索每一个与案件相关的细节，以局外人的姿态津津乐道并妄下断语。案发后，报纸、电视、网络上充斥着案发现场和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以及关于案件的种种猜测；对马{学}加{海}爵铺天盖地的介绍和评价把他描写成了一个凶残、冷酷又神秘的校园杀手；马{学}加{海}爵落网后，媒体又立刻登出马的家书，并定名为“绝命书”——在法律正式审判之前给马定了死刑。在这场报道中，媒体大大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和优越感，然而不择手段的炒作渲染，违反法律的越权定罪和冷漠无情的搞笑娱乐，与我国的法律和道德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仅学者们对此大加批评，许多受众也在事后认为这些媒体的做法太过分。
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新闻媒介在享有超出常人的权利和力量的同时，必须受到相应的限制，担负起相应的责任。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因而媒介机构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媒介必须在现存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进行自我约束，不能煽动社会犯罪，不能传播宗教或种族歧视的内容。”[17]《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5I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18]《民法通则》、《国家安全法》、《广告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也都对新闻媒介及新闻从业者的行为提出了要求。媒介的社会责任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我国传统道德思想中“尚仁”、“重义”精神的体现。古人所谓“仁者爱人”、“见利思义”，强调的就是爱国爱民、坚持正义。这种自古至今积淀在人们观念中道德思想自然要求我们的新闻媒体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服务群众、弘扬正气、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这种责任除了法律的约束，更需要媒体的自律。我国新闻界制定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国报业自律公约》等一系列自律规约，提醒自己“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新闻活动管理法规，忠实履行报纸的社会责任，不以任何有损于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格调低下的或未经核实的报道内容作为报纸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19]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与基本要求。
正确的新闻娱乐化应该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挖掘新闻事实中吸引人、有价值的东西，并以通俗化、人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既满足受众需求，又起到良好社会效益。2003年5月温{学}家{海}宝总理访问欧洲，在德国经济部发表有关两国高技术合作演讲时，大厅里突然停电。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温总理笑着说：看来高技术也有出故障时候。接着又说：可是，这依然阻挡不了高技术的向前发展。这段幽默又充满智慧的话赢来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当天的凤凰卫视抓住了这一细节并报道出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则新闻成功之处就在于：虽然总理讲话是一条严肃新闻，但记者能从中挖掘出吸引人、又有意义的东西，既使报道轻松活泼，又很好地表现了我们总理机智幽默的个人魅力，这一切又都是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基础上做到的。
3.3.3 努力追求正确的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承担着“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在新闻中，就是新闻报道价值取向上要树立自觉的主流意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受众提供健康、积极的信息，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兼顾经济效益。新闻娱乐化，并不意味着衍化为庸俗化、低俗化，导致新闻报道丧失应有的思想深度和社会意义。新闻工作者应把对新闻事实的兴趣点， 从片面追求事件的冲突、故事性转变为注重新闻事件的内在社会影响上来，全面真实反映客观世界，构建正确的传媒价值意识。提高新闻传播主体的综合素质。
新闻事业作为舆论机关，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代表者和影响者。新闻媒体不仅要正确反映社会舆论，还应引导社会舆论，使之符合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在我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处理社会热点、敏感问题；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引导健康有益的社会风尚与行为。对那些反动的、错误的、消极的东西，要旗帜鲜明地抵制、批评。然而遗憾的是，一些媒体面对市场，忘记了责任，迷失了方向，把错误、庸俗的观点和新闻写进报纸，搬上荧幕，起到了恶劣的社会影响。90年代以后，在都市报发展浪潮的带动下，许多媒体为了营利，热衷于报道格调低下的社会新闻。如对湖北省丹江口市前的报道，一些媒体不去深入分析其走向腐败的根源，而是对他与一些女性的私生活颇感兴趣，浓彩重墨地大加描述。于是，《“五毒书记”和107个女人有染一一先“睡”再提拔》[20] 这样的标题就见诸报端。再如某家都市报在报道一男子被高压线电击毙命的新闻时，重点不是报道事故的原因以及善后处理工作，而是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详细描写死者掺状：“死者全身被高压线烧得黑黑乎乎的，像烧焦的烤鸭。”[21] 这样的新闻让人感到恐怖，更令人觉得记者冷酷无情，更不用谈“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了。
我们说新闻媒体应该“寓教于乐”，强调的是“乐”，但前提是“教”。如果媒体打着“受众喜爱”的口号，将那些格调低下的、有害的信息报道出来，结果只能是贻害大众。新闻报道都应该有立场，有责任感，每一条新闻在被登上报纸、放进电视、发表在网页上之前，记者、编辑们不仅要考虑“这条新闻人们喜欢看(听)吗”，同时更要考虑“这条新闻的舆论导向正确吗”。只有同时坚持了这两点，新闻才算是有益的娱乐化了，正确的娱乐化了。2003年“非典”期间，我国新闻媒体在前期和后期的报道中，表现不同，结果也大不一样。前期，只有少数媒体报道了疾病情况，多数媒体对其置之不理，正面信息渠道的不畅通带来了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泛滥，结果引起了整个社会恐慌。4月17日以后，中央要求媒体正视“非典”，科学报道各地疫情。于是媒体迅速转变报道方向和策略，有的媒体将预防“非典”的方法编成歌谣、画成图片，方便人们记忆；有的媒体将抗击“非典”中的先进人物、感人故事报道出来，激励人们。这些新闻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体现了人们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引导了社会舆论，起到了很好的引导效果。李长春同志曾提出：新闻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就是指新闻工作既要从受众的需要出发，用群众的语言反映群众身边的事情，表达群众的呼声，满足群众的需要，又要立足社会实际，把握社会主流，服务群众生活，引导社会舆论，为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
4 结论
总之，面对“新闻娱乐化”的是是非非，相关从业人员必须时刻牢记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让我们的大众传媒既能正确引导舆论，又能迎合受众口味，同时自身也走上了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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